像个孩子那样看：见证与记忆（2）

见证与记忆

在与我的朋友及同事安德鲁·布朗代尔（Andrew Brandel）的对话中——他的祖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我找到了一种书写孩童记忆的方式。我们开启了一项共同写作的项目，以分享我们有关战争与种族灭绝的童年回忆，它曾塑造了我们的家庭。通过我们之间往来的写作，我们开始看到这些继承暴力记忆的场景——我们将其称为“孩童见证的体裁”——它与那些当前有关家庭记忆与创伤代际传递的文献区别了开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孩童记忆并排放到一起时，一幅不同的继承图景也随之在我们眼前浮现了出来，其中“孩子将他们在身边找寻到的社会生活片段拼凑成了一个世界”，对战争与大屠杀经历的碎片因此不再被单独地从寻日生活中标记出来，而是消散在生活之中（Han and Brandel 2019）。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将孩童视为是发展的一个阶段（stage），即以成年为顶点并最终取得对叙事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孩童也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舞台（stage）”，它可以在任何人生节点中被激活，它容许我们重新参与到对世界的学习之中，并由此在那个世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see Cavell 2008）。

像孩子一样看这个世界——追寻孩童时代的记忆，并将它作为一条路线，以进入在孩童那里不断生成着的世界——这种方法则标记出了一种体裁，它与现在那些将家庭作为记忆传承场所的文献区别了开来。考虑到扬·阿斯曼与阿莱达·阿斯曼（Jan and Aleida Assmann）有关“沟通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与“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概念，其中个体、家庭与国家似乎成了嵌套式的单元。“沟通记忆”被理解为是家内层面的“寻日交流”，家庭成员在其中共享了“自身过去的共同图像”。进一步而言，这类记忆有一个“有限的时间视野”，它与人们所假定的一代人的生命周期相匹配（八十到一百年）（A. Assmann 2009; J. Assmann 1995; J. Assmann 2007; see also Erll 2011）。当沟通记忆被限制在家内空间时，“文化记忆”则成了在公共领域层面中得到阐述的记忆。它源于一种强制，或是“对身份需求”。在此人们假定了一幅相当目的论的图景，其中老一代人被迫创建制度化的档案，这些档案将会成为一种“文化”的知识库，并作为文化统一或身份的一份证词。

就如玛丽安娜·希尔施（Marianne Hirsch）敏锐指出的那样，阿斯曼夫妇的理论配置并没有“解释因集体历史创伤、战争、纳粹大屠杀、流亡与难民身份而引发的断裂”，因为其理论前提便假定了代际之间的延续性，然而这种延续性在为灾难所标记出来的背景中是无法被轻易转移的（Hirsch 2008, 110）。为了说明这些“断裂与根本性破裂”希尔施阐述了一种“后记忆（postmemory）”概念，它“描述了其成长被先于其出生的叙事所支配的人，他们自己后来的故事被塑造了上一代人的创伤事件故事所排除在外，然而他们既无法理解那些创伤事件，也无法再现它。与阿斯曼夫妇对确保“身份”的关注不同，希尔施认为后记忆是一种“传承的代际结构”，其中照片——作为同过去的“活生生”联系——在媒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Hirsch 2008; see also Hirsch 2012）。然而与阿斯曼夫妇类似，希尔施似乎也保持着个体、家庭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稳定单元嵌套，她在写作时则假定：“就如阿斯曼夫妇的类型学解释了后代为什么以及如何可以且确实有效对抗了这种[与过去直接联系的]失落。后记忆工作……通过同个体与家庭中介形式以及美学表达的共鸣，努力将更遥远的社会/国家与档案/文化记忆结构给重新激活起来，并将它们重新具现了出来”（Hirsch 2008, 111）。【重校】

在希尔施对后记忆的讨论中，若要激活更为遥远的记忆结构，就要取得见证这一独特图景的支持，而后者则由证词的制度配置构成。例如在讨论阿特·施皮格尔曼（Art Spiegelman）的《鼠族》（Maus）时，希尔施通过母亲安雅（Anja）的“毁灭性缺席”，对支配性的男性愿景被加诸于亲密关系之上的方式进行了有力批判。然而与此同时，希尔施也将证词工程加诸在家庭之上，当她评论《鼠族》时便指出，“精神分析与神话分析的范式需要被限定在其产生的极端历史环境当中。因此，当他们见证并成为倾听者时。父亲和儿子超越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儿子和母亲既成了历史学家，也成为了历史追寻的对象。”（Hirsch 1997, 35）。在此，见证的构成与历史事件相关，它迫使一个人采取超越的视角——比家庭所处的位置更高，或是在家庭之外。可家庭本身仍是一个相对存疑的实体，它由早已总所周知的亲属关系角色所界定【重校】。以这种方式，围绕暴力——也就是作为灾难性伤口而为人所指出的事件——在公共领域中流通的支配性叙事重新在家庭场所得到了保证，家庭并没有被视为发生亲密关系的场景，而是制度预先形成的发生场景【重校】。与这种后记忆工作形成对比的是，通过孩童的视角，即儿童学习家庭——什么是“母亲”、“父亲”、“姊妹”，以及我们可以向他们期待什么——或许可以揭示出暴力是如何被编入到了寻日生活的纹理之中，而这恰恰是因为孩子没有办法诉诸那些被预先给定的词汇，以它们来描述历史事件。因此，这并不是说这种视角超越了亲密关系，而是在说孩子正在学习正是她所要嵌入其中的东西。【重校】

令人好奇的则是，尽管儿童在代际传承的文献中已经成了核心人物，但对创造更加一般性的理论框架的渴望却一直压抑着儿童对世界的拼凑——特别是在人们试图将创伤理论扩展到代际问题时。以加布里埃莱·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涉及到战争与种族灭绝的跨代际幽灵研究为例（Schwab 2010）。施瓦布借用自身的孩提时代的记忆，她提到母亲对第一个孩子的丧失如幽灵般萦绕在二者实存的关系之中。她的哥哥在二战期间死去，当时他们所在的德国小镇遭到了轰炸，而她哥哥那时还是个婴儿。施瓦布回想起她的母亲是如何称呼她的，一个“低能儿（changeling），我不可能是她的孩子……有时候她试图说服我的父亲，说我被魔鬼附身了”（85）。只有到了成年时施瓦布才得以理解母亲的言行——或是她将她母亲的言行变得连贯了起来。一方面，施瓦布将她的母亲视为一名精神病患：“当我弄清我的母亲有着某种形式的精神错乱时，我已经步入成年生活很久了，那是一种无法区别现实与幻想的精神伤残。当我是个小孩时，她古怪的行为、阴晴不定的情绪波动，以及她汹涌而来的暴怒，最初面对她时我是无助的，后来则开始挑衅她”（85）。另一方面，她开始明白自己被母亲视作为是逝去长子的替代品，而这种替代自始至终都是不可能的。施瓦布依赖的是她现在作为成人的理解，她认为在母亲“精神错乱的形式”中，现实和幻想间的界限是明确。依赖这些成人的分类，施瓦布似乎创造出了一则连贯的事件叙事。但如果她采取了孩子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中并没有可以直接获取的分析框架，它仅能通过即兴的组合而得到形塑——那她的重叙会有所不同吗？如果我们驻足在孩子的声音中，那么事件与寻日生活之间的实存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她又会怎么理解母亲的“汹涌而来的暴怒”？

在阐述她的幽灵理论时，施瓦布借鉴了尼古拉斯·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与玛丽·特勒克（Maria Torok）的跨代际创伤理论，该理论包含着一种为事件建构连贯叙事的冲动，以将其作为治疗与恢复的路线（Abraham 1987; Abraham and Torok 1994）。二人试图在后大屠杀的精神分析中述明创伤的传递，亚伯拉罕与特勒克将“幽灵”阐述为一种无法被消化的经历——“家庭的秘密”——它从自我中被分割，并被潜藏在了第一代人的无意识之中。在第一代人中无法被言说、未得到处理并造成了创伤的秘密化为了幽灵，它困扰着第二代人。这种幽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父母将秘密埋藏在了自己心中，他们创造出了一个被剥夺掉言语的“缺口”。这个缺口对于孩子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也无法接近它，而它也与“患者自身的地貌无关，它关乎的是他人”（290）。家庭秘密完全同第二代人疏远，然而它作为“怪异的异样体”被埋藏在了儿童的无意识当中，并产生了影响。因此，并不是死者的幽灵困扰生者，而是“他人之秘密在我们心中留下的缺口”困扰着我们（Abraham 1987, 287）。如亚伯拉罕所评论的那样，“复归并萦绕四周的幽灵，其见证的存在是被埋藏在他人内心当中的死者”（291）。对于亚伯拉罕和特勒克而言，分析可以为幽灵提供一种“治愈”。就如亚伯拉罕所写的那样，“把移情（transference）的所有形式撇到一旁，他们[患者]只需要感受一种同分析师的联盟，以排除这个怪异的异样体”（291）。【重校】通过掌握与其效力有关的连贯叙事，分析能够逐渐令幽灵消退（see Yassa 2002）。

在对亚伯拉罕和特勒克文本的回顾中，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ne）敏锐地指出，在亚伯拉罕与特勒克的精神分析及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差别。亚伯拉罕和特勒克将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愈职业”呈现出来，二者“相信自由具有一种造成连贯性的基本能力，而性经验（以及各种驱力）在其表述中完全服从于意识”（Lane 1997, 5）。莱恩指出，这种对“自我连贯性”的关注以及对精神冲突的回避，与弗洛伊德及拉康更为晦暗的精神分析版本完全背道而驰，其中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是“漫无止境的”，而这部分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在人类的存有中存在某些就基本而言就无法得到治愈的东西”（Lane 1997, 5）。在他后来以《精神分析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为题出版的研讨中，拉康明确强调，他拒绝以“精神和谐的理想”或实现“无忧幸福的可能”作为精神分析的目标，他认为这样的目标使精神分析成了“布尔乔亚梦想的担保者”（Lacan 1992, 303）。相反，他断言了精神分析的悲剧维度：“精神分析最后的终结……不应当是让经历了它的人最后敢于面对人类境况的现实吗？”（303）。对于拉康而言，这种人类境况的现实是与困顿关联的苦痛（anguish），“他处在一种同自身的实际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就是他本人与自身死亡的实存关系”（304）。

实际上，精神分析中的悲剧维度描绘的继承图景与跨代际幽灵文献中对修复的强调介然不同。如我们所见，亚伯拉罕和特勒克将幽灵视为父母的“家庭秘密”，它被嵌入到了孩子的无意识之中，因此他们将继承设想成了一种对“家庭秘密”的传递，它则凭借成年了的孩子与精神分析师的联盟而进入到了意识之中。然而拉康所提出的继承图景并不以个体所持有“缺口”的代际间传递为前提，而是以主体对语言的进入——通过进入象征界，一个人成为了“屈服于”社会法律的“主体”，而无意识则是“具体言说中跨越了个体存在的那一部分，它是主体重新栖居于意识话语之连续性时所不为其掌握的东西”（Lacan 2002, 214）。【重校】在“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领域”（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p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中，拉康将凭借精神分析实现的主体描述为从“空无”向“实满言语”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分析师为个体“空无的言语”做标注——比如她的口误或错行——并参与到真理已然被写下的“他处”，对它进行解释——就如记念的遗迹（我的身体）以及“文献档案”（我的童年记忆）。通过主体话语、分析师话语，以及大他者话语之间的互动，实满的言语浮现了出来，其效果“是对过去偶然性的重新编排，方法则是为其赋予面向未来的必然感，这些必然感则是有微薄的自由构成，这种因主体对其在场的呈现而取得”（249）。

在对安提戈涅的讨论中，通过这一悲剧形象，继承图景则作为真正言说的降临而得到了探索，这种继承包含了一种朝向极限的运动。安提戈涅见证了存有状态的独一性——她的兄弟被克瑞翁视为罪人，并拒绝为他举行葬礼。她对城邦法律的僭越，她对克瑞翁的蔑视“代表着向极限的彻底迈进，这一行为断言了兄长存有的独一价值”（Lacan 1992, 279）。这种独一的价值，拉康认为“就本质而言是语言的……它是语言在场在人的生活中所开启的断裂，除此之外它无关他物”（279）。在拉康看来，安提戈涅是一位参与到僭越这一戏剧性姿态之中的女英雄，她的美令人眩目，从而压抑了我们那“纯粹且直接的死欲。她正是那种欲望的化身。”

有趣的地方在于，在接受拉康对安提戈涅的讨论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拉康简明扼要地提醒我们（也提醒他自己）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安提戈涅在整部戏中一直被称为“孩子”。“你们可曾注意到，在整部剧中她仅以希腊词ήπαῖς来称呼，这个词意味着‘孩子’。我说这个既是为了切入重点，也是为了让你把目光聚到戏目的风格之上”（Lacan 1992, 250）。然而拉康本人并没有阐述孩子视角的特殊性，其意义与整部戏的风格有和关系。在回应安提戈涅的哀挽时，拉康指出她“唤起了这样的事实：她将永远无法知晓婚床、婚约，她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孩子，”在拉康的描述中安提戈涅的言说来自于这样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她能够看到[她的生活]，她将生活其中的生活，这种生活已然是某种失落之物。”当拉康描述安提戈涅的欲望如何说明了正义即不公时，他再次提到了安提戈涅作为孩子的地位状态，在她颠覆歌队时，拉康写道：“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动容……那从这位令人钦佩的少女眼中所散发出来，为人所见的欲望”（281）。在诉诸伟大的希腊悲剧时，我们会l丢失或是抑制的或许恰恰是那种属于孩子的好奇与困惑，那个尚未建构起婚床、婚约与生育叙事的位置。也就是说，既然安提戈涅在歌队及拉康的描述中被交替称为孩子与少女，那么我们或许应当询问的是，一种围绕既定法律、见证了兄长独一性的英雄姿态，这种叙事与一个孩子对死亡的学习又会有何不同？

让我们思考一下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在他的作品《谢莉死的那天》（The Day of Shelly’s Death）中所写下的诗篇那样，他在其中借用了他小儿子山姆的声音并描绘了他与山姆共同经历的场景：

爬上陡峭的山丘

爸爸说妈妈来了，

他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

我刚坐好，他却说妈妈死了。

一根低垂的树枝。我低头躲开。

爸爸的后背湿透了，肌肉就像石头一样。

至少我没有被背在黄色的背包里，像个婴儿那样。【重校】

爸爸喘着粗气，爬上了陡峭的山丘

在那里，一辆桔红色三轮车正等着我们。

山姆

他问我，问他的父亲，什么时候他会有一个新妈妈。

他坐得笔直，护着弟弟曼尼，

他推开我试图安慰他的手。

我给他挑的鞋子

从破败的沟槽滑落

他说出了我没说出口的想法，

他说他希望死的是我，而不是她。

在这些诗歌的细节中，我们看到了孩子通过对细节的关注来知晓死亡：他父亲被汗浸透的后背、桔红色的三轮车、保护弟弟的冲动、询问什么时候有一个新母亲，以及对父亲的愤怒。并不存在与孩子感知相契合的宏大叙事，也不存在那种英雄姿态。相反，孩子只是在做她该做的事情，通过学习死亡与这种遗失，她将言辞和事物并置在一起，学习母亲是什么，父亲是什么，兄弟是什么。虽然精神分析可能会指向悲剧的英雄形象，但是像个孩子那样看则会让我们把注意力置于日常悲剧之中，正是这些悲剧编织了我们的生活。或者进一步来说，就如斯坦利·卡维尔所评论的那样，“在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家言辞中的排空感加以诊断时（他无休止地关注我们所被引向的，试图表达无意义的尝试），语言的空无感并不是对它的实满感提出质疑，而是对它的日常感或寻日感提出质疑”（Cavell 2005, 60）。与拉康试图在崇高中看到实满语言的冲动不同，我们或许可以问的是，我们要如何将言辞归还给日常？这或许会为我们呈现出一条不同的继承路线，以及对声音的不同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