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千城 | 邯郸
《漫游千城》系列是我在各个城市旅行的游记，原本发表在公众号“星渊乱谈”上，从近期起将同步在豆瓣发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这个系列起这个名字，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去一千座城市，但是这样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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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邯郸，你会想到什么？人人皆知“邯郸学步”的典故，作为战国时期的赵国都城它也大名鼎鼎，但除此之外，似乎大多数人都很难说出邯郸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河北省的轮廓如一只虚握的拳头，自中部向南逐渐收窄，而邯郸，就像是它最底部、最窄处的“手腕”。位居四省交界之地的邯郸，大致呈长方形，东、南、西三面依次被山东、河南、山西环绕，唯有北面与同属河北的邢台相接——说它是“山河四省”的中心似乎也不为过。
早上六点半，我在北京西站登上火车。列车穿过清晨的雾霭，行驶四百公里，虽然一路奔驰在平原上，却不觉间从典型的“燕地”进入了典型的“赵地”。
抵达邯郸后，第一站赶赴市博物馆。博物馆的造型似乎汲取了铜尊的元素，一个扭曲环形雕塑伫立在门前的广场上，表面刻有类似青铜器的纹饰。这里的参观人数相当多，而它的馆藏和底蕴也确实配得上如此。
邯郸背倚太行山，面朝开阔的平原，又位居中原与华北的交界，很早就拥有了昌盛的文明。距今八千多年至七千多年的磁山文化，即是在邯郸武安首次发现，其影响力遍及太行山东麓，又与中原裴李岗文化紧密相关。磁山遗址出土的碳化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种粟物证，为粟作农业本土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磁山之后，邯郸本地又有仰韶时代的后冈一期文化、龙山时期的后冈二期文化等，同样与中原的新石器文化联系密切。
进入商代后，随着南边紧邻的安阳一度成为商都，邯郸也被纳入了“畿辅”范围。邯郸境内的先商、商代遗址不可胜数，类似殷墟的精美器物在这里也有发现。《竹书纪年》记载，纣王曾在邯郸建有离宫别馆；青铜器上的铭文，佐证了名为“启”的族群被商王封于邯郸；商代甲骨中更是出现了“甘”、“甘丹”作为地名的证据，邯郸之名早在那时就已肇始，除用字变化、增加了常见于地名的耳朵旁外，历经三千年未变，在中国地名史上堪称奇迹。
尽管商周屡次迁都，靠近中原繁华地的邯郸受影响并不大。春秋战国的纷争中，邯郸更是迎来了属于它的辉煌：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掌握晋国权力的六卿之一——赵氏在内部斗争中占有了邯郸，以此作为向太行以东拓展、逐鹿中原的门户。前453年，赵国建立，最初建都晋阳（太原），然而山西相对封闭的环境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战国成了一种制约。迁都数次后，最终于前386年，赵敬侯定都邯郸，开启了邯郸一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
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成语典故，都围绕着这一时期的邯郸展开。一代雄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学习戎狄的长处，使赵国国力大为增强，从二流国家一跃进入争霸行列；蔺相如有勇有谋，冒着巨大的风险出使秦国，终凭着卓绝的口才“完璧归赵”；将军廉颇最初嫉妒蔺相如的地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负荆请罪”，达成了“将相和”的佳话；出身宗室的赵括，虽然熟读兵书却缺乏实战经验，又不巧遇上了秦国猛将白起，不但落得个兵败身死，还留下“纸上谈兵”的名声，而赵国走向衰亡的趋势自此再难逆转……邯郸见证的也是赵国兴衰的全过程。
统一全国的秦始皇，也和邯郸颇为有缘——他的父亲嬴异人曾在邯郸当质子，并在这里遇到了母亲赵姬。按照《史记》记载，秦始皇就在邯郸出生。多年以后，当他在扫平六国的征途中再次踏入邯郸，不知心中想的更多是宏图霸业，还是故地重游的感慨。
汉代的邯郸继续着繁荣。西汉，它不但和洛阳、成都、临淄、宛城并称为首都长安以外的“五都”，而且西部丘陵山地的优质铁矿陆续得到开采，邯郸成为全国冶铁中心之一。这些矿藏以磁铁矿为主，或许也是磁山、磁县的名字由来。
（汉代凤鸟青铜灯，原理应该与雁鱼铜灯、长信宫灯类似▼）
两汉之交反对王莽的农民起义中，曾有一位邯郸人王郎，自称汉成帝之子，在邯郸称帝。不过他的皇帝体验卡只用了一年，刘秀的大军就打进邯郸，王郎本人也在乱军中被杀。他的名字倒是留在了本地人的记忆中——一些残存到后世的城墙被俗称为“王郎城”，考古表明那是赵国“大北城”的一部分，经历过汉朝的整修。
或许是因为汉末的战乱，又或有其它原因，在汉代以后，狭义的邯郸（今市区）渐渐被冷落，不再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但在广义的邯郸境内，又有其它城池陆续登场，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作为地级市的邯郸是有些“散装”的，而它在最近三千年里的往事，就是一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
邺城的名字也许比邯郸更加古老，可以追溯至黄帝的曾孙女大业。到了战国，为了应对赵国的扩张，同属三晋的魏国也看中了这一带的战略地位，以邺城为陪都，与赵都邯郸咫尺相望。这一时期邺城在赵魏两国间几度易手，家喻户晓的“西门豹治邺”也源于魏国对邺城的经营。
历史似有某种奇妙的巧合，好像名叫“魏”的政权就是会对邺城感兴趣一样。受封魏王、丞相的曹操，以邺城为中心遥控着行将就木的东汉，实际上开启了邺城的建都史；混乱的十六国时代，后赵、冉魏、前燕这三个不同民族的政权先后定都邺城；统一北方的北魏，虽没有以邺城为都，却也重视它作为华北经济政治要地、佛教中心的地位；权臣把持朝政，北魏走向分裂，东部陆续存在的东魏、北齐仍都于邺。
隋朝的一把火葬送了邺城，让它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完全消亡的古都（而自此以后似乎也没有像样的“魏”了）。在它周围，魏州（大名）、洺州（永年）、磁州（磁县）相继于隋唐兴起。洺州曾作为隋末起义军窦建德“大夏”的都城；磁州继续因矿产而繁荣，磁州窑的瓷器也名扬四海；地位最高的还要数魏州，中晚唐称雄百余年的河朔三镇之一——魏博镇以此为割据中心，与唐廷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之后五代的昭义军、天雄军等藩镇也继续沿用魏州。到北宋，魏州更是升级为了陪都之一，作为国都开封的北方屏障，以“北京大名府”的称号闻名于世。继邯郸、邺城之后，这是地级邯郸市境内的第三座古都了。
宋元时期许多著名的人物，也都在这“三州”留下了故事。北宋末年，宗泽大义凛然地赶赴抗金前线的磁州担任知州，英勇抵抗，不久之后靖康之变发生，宗泽赴任东京留守，面对高宗的软弱和奸臣的阻挠，他坚持力主北伐，弥留之际三呼渡河而离世；受到宗泽提携的岳飞，继承了他的北伐遗愿，曾在邯郸三州的地域内与金军数次激战，而那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满江红》，也有观点认为其中提到的“踏破贺兰山缺”，说的并非那条远在宁夏的山脉，而是邯郸西郊一座同名的山；元初一群出色的文人学者，如刘秉忠、郭守敬、张文谦等曾聚集在邯郸西北的紫山，探讨学问与治国之道，形成以刘秉忠为核心的“紫山学派”。
尽管国家政治中心从唐宋时的中原移至了明清时的北京，但邯郸恰到好处的位置让它仍然属于京畿。明清时期邯郸主要分属大名、广平两府，在相对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下，发展成为北直隶南端的胜郡。在这两府的治所，明清古城比较完好地保留至今，其中位于今永年区广府镇的广平古城（注意不在广平县），被宽阔的水洼包围，堪称水上古城的绝佳代表。
不过当大名、广平二府兴旺之时，邯郸市区却萎缩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曾经庞大的赵都，大半都成了县城之外荒芜的遗迹。
逆袭的机遇在近代到来，铁路与工矿让古老的邯郸重焕生机。1904年，京广铁路在邯郸县设站，不久后又增设临近的王化堡、马头等车站，邯郸境内的经济活动逐渐从东部两府城向铁路沿线转移；西边的矿产资源一直是邯郸的骄傲，继铁矿、瓷土之后，丰富的煤炭也在晚清得到规模可观的开发，1903年六河沟煤矿开办。而到辛亥革命前后，怡立煤矿、中和煤矿等民族资本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标志着邯郸由封建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模式转变。为了运输煤炭，复杂的铁路支线在邯郸西部延伸；受到煤矿产业的带动，其它实业如怡丰面粉厂、恒裕打蛋厂，以及新式学校也陆续起步。邯郸当然不算“火车拉来的城市”，却无疑是在近代浪潮中找到了机遇，成功复兴的城市。
近代的邯郸还短暂地当过“省会”。抗战时围绕着太行、太岳两山脉，八路军在崇山峻岭之间与山前平原地带发展根据地，建立起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战胜利后，该边区机构陆续完善，并继续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6至1948两年间，作为当时党在关内控制的最大城市、四省交界的枢纽地带，邯郸被确立为边区首府，不少开国元勋频繁在此活动，人民日报、新华广播电台也都从这里诞生。而那些抗战中牺牲于边区群山间的烈士们，包括左权将军，也在解放前后被归葬于邯郸市里的烈士陵园。
邯郸不仅是名字三千年未变，似乎也可以说城址自赵国以来就没怎么变动，只不过历代规模、地位不同。也正因此，博物馆之外的市区里，如今还能寻觅到上至战国、下至明清的烙印。
丛台公园就是其中一处代表性地点。穿过有赵武灵王雕塑伫立的小广场，繁茂花木之间忽然出现一群群穿着汉服拍照的人，便是进入这座全市最知名的公园了。
如果说作为赵国首都是邯郸的巅峰时刻，那么从那时起涌现出的大量成语典故，可能是这段经历留给这座城市最生动的遗产。诞生于邯郸或与之有关的成语竟多达数千个，有明确故事的也有几百。赵国、秦汉时代的历史事件占了这些成语的大头，有些与赵武灵王、平原君、蔺相如等名人的生平轶事相关，有些出自荀子、公孙龙等赵国思想家的著作，还有些诞生自后世对这段历史的文学演绎。除此之外，围绕之后历代的邯郸籍或在邯郸活跃的名人，例如曹操、高洋、魏征等，也有新的成语诞生。
走在邯郸的街头巷尾，成语要素俯仰可见。丛台公园在这方面更是典型：别处通常写有文明宣传语的展板，这里写的是成语故事和成语接龙；惠民演出大舞台，四个大字“毛遂自荐”赫然在目；甚至路灯杆和窨井盖上也都是成语。
武灵丛台是整个公园的核心，站在公园里的任何地方，都能望见它层叠的高墙和顶部错落的建筑。相传它最早由赵武灵王所筑，故有此名，最初作为观看军事操练与歌舞表演的高台。《汉书》记载“以其连聚非一，故曰丛台”，多个建筑缀连、聚集的奇特结构，是丛台始终如一的特点。不过漫长岁月里，丛台经历过无数次修缮、改造，赵武灵王时代的“天桥雪洞”之类景观早已了无踪迹，如今高台上屹立的建筑，大多是明清所建，例如最顶端那座由明代兵备杨彝修建的“据胜亭”。
丛台最外圈的圆形砖墙与南边残存的一截明代城墙相连，从空中俯瞰应当是类似字母P的造型。而从地面上仰观，墙体自下向上收窄，截面呈梯形，顶端布满垛口，兽首形的排水嘴等间距排列；又有上层平台的圆墙和据胜亭依次拔高，参差错落之间给人一种城堡的观感。
城墙上下挤满了人，汉服摄影成了这里最火爆的生意。天气虽然有点阴，丛台周围簇拥的繁花却为景致增色。被附会为“赵王宫”的武灵馆一侧，乾隆游历邯郸题写的几首诗铭刻于石碑上，一旁的纪念品摊贩忙不迭地兜售起“邯郸成语扑克”。民国始建的圆亭迴澜亭旁，淡紫的丁香散发着清幽香气。
丛台是命运多舛的古迹，仅明中期之后，至少就有清道光的火灾与地震、1963年的洪水对它造成过不小破坏；它也是不断更新的城市地标，靠近上层平台入口的位置有尊现代石碑，两面分别记述了最近一次修缮的经过，和明代以来十多次修缮的概况。曾经垒列的建筑被天灾人祸摧毁，新的建筑又拔地而起；修缮时发现前朝遗迹，在它的历史上也不是少见的情形。这样一座层层叠叠的“忒休斯”式高台，恐怕很难精确定位为哪一朝哪一代的文物了。
围绕武灵丛台，公园里的各种风景次第展开：秦始皇出生地纪念馆做成影视中的先秦建筑式样，汉服爱好者们坐立其间，舞起纸伞与长剑；几片池塘曲折相连，飘荡的鸭子船艰难穿过仅比船身略高的拱桥桥洞；民国建造的望诸榭等建筑，隔着水面与丛台相望，亭台水榭之间桃花开得正盛；丛台北面的七贤祠里，舍身保全赵氏孤儿的三位忠臣与之后赵国的四位贤臣（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被一并祭祀。
出公园向北不远，名为沁河的小河沟从居民楼间悠悠穿过，造型各异的桥梁横跨于平静的水面上，而其中最古老的一座便是声名远扬的“学步桥”。
我们无从得知，那位倾慕邯郸人步态、最后却落得个爬行而返的燕国少年是否真的在此活动过，甚至是否真的存在。“邯郸学步”这个出自《庄子》的故事大抵更多是一种象征性的寓言，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说到邯郸就想到学步——现代人如此，明朝人也如是。此地靠近明清邯郸城北门，最初有木制浮桥“北关桥”，曾是跨越沁河两岸的唯一通道。浮桥屡被冲毁，交通多有不便，万历年间，知县王曰善主持改建其为石拱桥，并以典故为其命名为学步桥。
全长三十多米的拱桥，开有三个大孔，大孔肩部又辟四个小孔，大小错落有致，构成桥身和谐的韵律。镇水兽蹲伏在每个大孔及两端小孔的拱顶，凝视水中自身的倒影；两侧栏杆上的数十只石狮面朝不同方向，毛发、铃铛和绣球都有细腻的纹理；栏杆石板似乎有成语故事浮雕，但有些模糊难以辨认。
经过现代修缮，这座传承战国典故的明代古桥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也连接着沁河两岸热闹的街市。南边，略显滑稽的“邯郸学步”雕塑掩映在花树间，“学步者”的姿态全无他前方两位“邯郸人”的优雅；北关街两侧散布着高饱和度的小吃摊招牌，虽然只是臭豆腐、炸串等“全国性小吃”，倒也烟火气十足。北边，电动车不断从桥头的“袨服新市”牌坊下穿过，向北走到小吃摊消失之处，见到一座小小的玉皇阁倚靠在居民楼边，香炉紧挨着小区大门，一群老太太在玉皇阁中忙着用竹木编织些什么。
相比之下，西边一公里开外、比丛台公园规模更大的赵苑公园，似乎没有那么受游客关注。大门附近聚集的人还不算太少，放风筝的老人、滑旱冰的小孩在两座高大的“阙”间穿行，而公园深处甚至显得有些荒凉。
这里曾是赵国大北城的西北角，当时应以冶炼、军事功能和皇家园林为主。战国至汉代的遗迹，现在还以建筑残存台基、墓葬山包的形式存留在公园中，构成园内地势的起伏。插箭岭、照眉池、梳妆楼、铸剑炉……这些名字里带着某种独特的古雅风味，两千多年前赵王与贵族、臣子们活跃在此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不过，面对着眼前这些被茂密植被覆盖的土丘，若不是地图上有标注，我实在很难看出人工砌筑的痕迹来。就连文物介绍牌，有时也藏在了难以察觉的地方。想来除了专业考古人员，大多数人恐怕都看不出什么门道，这里不如丛台受欢迎也就很好理解了。
古都遗踪分散在现代城市的各个角落。西南方向，还有一处“赵王城遗址”，属于那时候的宫城，由“品”字形连接的三部分组成。地图上依稀可见宫殿与道路的轮廓，但除了一处在宫城西边专门营建的遗址公园，宫城几乎完全被农田和荒野覆盖，想来只会更加荒凉。那里交通不便，现在天色又已晚，我只得放弃前往的打算。
在邯郸遇到的一位出租司机师傅，向我说起了他小时候的奇妙经历：在人们还没有什么文物保护意识的时代，背着竹篓走在赵王城遗址里，随便刨几下土，往往就能发现铜箭头。我不知道这位一边坚称“邯郸没啥好玩的”、一边又自豪于悠久历史的司机是否在吹牛，若是真的，那还真有一种“折戟沉沙铁未销”的感觉。
夕阳沉入阴晴不定的地平线，赵苑公园里三两散步的人们纷纷往出口移动。京广铁路上间或有列车驶过，隆隆声穿过凝滞的水面，回荡在略显空旷的公园里，飘浮在古老城池的残迹上。
北京没有北京路，邯郸却有一条邯郸道。这条紧邻丛台公园、全长不足两公里的南北向道路、市区最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源于明清邯郸县城的南北轴线。
从学步桥附近的十字路口向南，马路东侧先是出现一排回民美食坊，除了常见的“清真牛羊肉”、“马家小吃”之类，招牌上出现最多的便是“邱县”——邯郸下属的一个县，想来可能是回民相对集中的区域。又经过一座融合了中原与西域特征的清真寺后，眼前出现一段很有塑料感的仿古“城墙”，城门洞的上方挂着邯郸道牌匾，这里便是街区的北端起点了。
人民东路上造型优美的过街天桥，把邯郸道街区划分成了两部分。北边这一片基本没剩下什么古迹，规模宏大的仿古建筑夹峙道旁，主打“战国风”。尽管顶着宽大的屋檐，这些建筑并不刻意掩饰其现代材质。随着天色渐晚，钢筋混凝土仿木的飞檐斗拱下方流出温和的灯光，檐角悬挂的大红灯笼也次第亮起。更有十几条行空之复道从步行街上方跨过，从街的一头望向另一头，屋檐与复道层层叠叠仿佛无尽地延伸，似有万千宫阙，让这条本不算长的小街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层次。
天桥的南边却是另一种画风，这里保留了更多明清至民国的老建筑，古旧砖瓦的青灰是色彩主基调（尽管夜晚也被五颜六色的灯光渲染），从中可以勾勒出一幅近古至近代邯郸市民生活的图景，包括行政、教育、商业等方面。
像是1745年始建的邯山书院，本是重要的科举教育场所，以培养科举生员、童生为主。到清末随着科举的衰微，它率先改革转型投入新式教育，成为县立高等学堂，是邯郸第一座新式学校。如今它一边作为文物建筑供人参观，一边还作为青年夜校使用，可以说在变化的浪潮中始终行使着教育功能。
又如拥有数十间房屋、多个四合院叠套而成的邯郸行宫，建于1901年，曾是慈禧回銮所建的行宫之一，大清灭亡之前应该一共也没用上几次。神兽造型的花灯伏在屋檐上，清幽的院落现在分出不同功能，有品茶聊天的小店，有磁州窑艺术品展示厅，也有说是书店却“一周只卖一本书”的奇特店铺。
邯郸近代名人李景濂的故居也在这条路上。晚清最后一届科举殿试，李景濂排在榜尾，可称是中国最后一名进士；入仕之后在新成立的学部工作，担任北洋大学堂帮办，起草文件要求外国教会办学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后在民国历任国会议员、北大教授、总统府咨议等职，呼吁国家统一、振兴中华，提出人人平等的理念，他又是国家变革之际一位杰出的新式人才。
还有为明朝官员张国彦树立的谏议坊、代表邯郸金融业起步的河北银行旧址、相传曾是蔺相如给廉颇让路之地的回车巷等等……老街虽然充满现代商业的气息，这些丰富的建筑却能让人感受到老邯郸的机理。
现今，全国各地的这类街区难免有些同质化，绮丽壮观的仿古建筑群也已屡见不鲜。除了瓷器，邯郸没有什么很典型、很出名的“特产”，永年酥鱼、驴肉香肠小有名气，但在市区几乎不见踪影。如果强烈地想要吃点本地特色食物、找点和别处显著不同的感觉，邯郸道可能会让人略感失望，以我个人旅行的喜好，对此倒不是很在意。别处“该有的”，这里全都有，一定要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可能成语是一项吧。
拥挤的人群填塞了整条邯郸道，一直到穿过南端另一座仿古城门后才散去。
第二天去峰峰矿区逛了一圈，下午回到市区，距离高铁发车还有些时间。我瞻仰过烈士陵园，又自南向北走了一遍邯郸道。无论白天黑夜，老街上好像始终人头攒动，新颖的时尚小店也热闹熙攘。站在赤红的天桥上，炽烈的夕阳正悬挂在公路的尽头，为道路和高楼披上了一层金衣。忙碌的车流从脚下穿过，喇叭声、车轮摩擦声、街市里人群的喧闹声交织着，这座三千年的成语之都依然有充满活力的心跳和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