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看那么多电影

大三时，我好不容易刷题背“八股”找到了份算法实习，但天天调参炼丹，非常痛苦。而更痛苦的是格格不入。

每次周一组会聊周末干了什么，我会说我看了什么电影什么剧，比如乔丹·皮尔的《不》，还有《白莲花度假村》，全组没有人听说过。大家的爱好都是潜水、徒步、打游戏。后来我就不说了，周末干啥我就编。

实习结束后，我总算有时间有心情，坐上一小时的公车，去城市另一头的艺术影院。那天晚上，影院正在放映《她说》，电影再现了2016-17年《纽约时报》两位记者调查韦恩斯坦的性侵案件的全过程。这篇调查报道标志着#MeToo运动的开始。

影片结束，灯光亮起。我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人上班能被拍成这么好看的电影？我终于敢肯定：我实习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大四我就没去实习，在学校做科研，探索自己喜欢的领域。

受许多女性主义影视的影响，我做了一些算法公平、AI性别偏见的项目。一次，面试官看到我简历上第一个项目是算法公平，便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根据“面经”，项目动机类问题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为了提升GMV、DAU等商业指标，最后的结果应该是把指标提高了多少百分点。

在科技巨头面前，我感到胆怯。我一时语塞。我的欲望和追求，明明那么简单朴素，但我说不出口。算法只能是为了增加销售额、争取用户的注意力。

面试只进行了不到30分钟。我决定让步，快速做了一个大语言模型的项目，写在简历项目栏的第一行，把算法公平的内容缩短，排到最后。之后的面试中，我再也没主动提起，也再没被问到过那个算法公平项目。

再后来我就想清楚了，对调参和商业都没兴趣，我下定决心离开。

大四最后一门课考完，我用电脑看了贾樟柯的《站台》。电影的结尾，午后，明亮在沙发上熟睡，瑞娟抱着孩子在屋中踱步。灶台上的茶壶响了，像远方火车的声音。

《站台》的故事就像我的大学四年，我是被这波AI浪潮抛下的人。擅长数学和编程，选了热门的AI相关专业觉得自己能大干一场。这几年技术飞速迭代的同时，无人在意AI风险，算法偏见，只想用AI升职加薪，多发论文。火车终究还是没有见到，无论我跑的有多卖力。

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看那么多电影，这样就能在科技行业老老实实呆着，跟其他人一样按部就班。这样的话，世界就只有“大厂”那么大，不会想象人生其他的可能性，也不会有现在转行出来不知道干什么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