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节游行》：两姐妹的不幸人生，或许始于父母的破碎婚姻
2008年，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跟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继《泰坦尼克号》（Titanic）之后再度合作，联袂担纲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的男女主角。
在《泰坦尼克号》当中，杰克跟露丝凭勇气冲破世俗的壁垒，以思念跨越生死的界限，成就了一段矢志不渝的佳话。不过去到另一个时空的《革命之路》，看似羡煞旁人的中产夫妇弗兰克跟爱波，实际上同床异梦。最终由于两个人沟通无效，这段婚姻落得一个惨不忍睹的收尾。
如果说《泰坦尼克号》在遗骸上绽放出一个撼动世俗的浪漫美梦，那么《革命之路》则把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美梦击碎，剖开了现实生活丑陋不堪的那一面。
电影《革命之路》的全球累计票房仅为七千多万美元，这一成绩算不上耀眼。但是，该片在业界却获得了高度赞誉和不俗的口碑，先后在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等多个重要颁奖典礼上，收获了多项提名及奖项。
也许，这种“叫好不叫座”的市场反响，跟《革命之路》原著小说曾经所遭遇的对待，乃至它的创作者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 1926-1992）在文坛所得到的评价，都是十分相似的。
理查德·耶茨曾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价为“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另外也被誉为美国“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
从耶茨的绝大部分作品中可以总结出，他对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中下层人群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精神面貌，始终有着高度关注和清醒思考，并且敏锐地察觉到在当时肤浅庸俗的物质繁荣背后，实质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普遍精神焦虑。
《复活节游行》（The Easter Parade），是耶茨于197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
故事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讲起，直到七十年代中止，时间维度跨越了40多年。格莱姆斯家的小女儿——艾米丽，是小说里的焦点人物，而她从五岁直到接近五十岁的成长轨迹，则是把整个故事串起来的主线脉络。
小说主要聚焦于艾米丽的半生浮沉，同时通过艾米丽的视角，去观察她的姐姐萨拉和母亲“普奇”，从而展示了格莱姆斯家的三位女性，那同样充满挫败、无奈与困惑的人生。
小说开篇的两句话已经暗示了，这不是一个愉快圆满的故事：“格莱姆斯家两姐妹都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回头看的话，问题总像是始于她们父母的离婚。那是一九三〇年的事，那一年，萨拉九岁，艾米丽五岁。”
父母离婚之后，两姐妹跟母亲过着虽然说不上颠沛流离，不过也是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小说中这样写道：“她们俩都不理解妈妈为什么总是如此频繁地变换住所——她们刚开始在某个地方交了朋友，就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但是她们谁也没有问过。”
母亲“普奇”虚荣心重，却又有些眼高手低。她对所谓的“有范儿”的富人生活方式，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执迷，哪怕超出自身能力也要苦苦维系表面的光鲜。然而，她的能力算不上出众，也缺乏足够的机遇与运气，因而屡屡受挫。每每遭受现实的无情打击之后，她就在酒精的麻醉中短暂逃离，借助醉意获得微弱的慰藉。
至于萨拉跟艾米丽两姐妹，成年之后踏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萨拉是一位随遇而安，且相对传统的女性。高中毕业以后，她没有继续升学，有过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二十岁时，她嫁给了一名工人，随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先后生育了三个孩子，一直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跟姐姐相比，艾米丽有着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她通过全额奖学金进了大学，立志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毕业后积极投身职场，参与社会活动，努力寻找自我价值。艾米丽尽管也经历过一段匆匆的婚姻，但是意识到跟对方变得不合拍的时候，便果断地选择了结束关系。
只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两姐妹各自选择的是哪个方向，结局似乎是殊途同归，终究印证了小说最开始那一句“格莱姆斯家两姐妹都没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的“魔咒”。
萨拉看似安稳美满的家庭生活背后，实质千疮百孔。令人无比震惊的是，在长达二十年的婚姻中，她无休止地遭受着丈夫的家暴，身心受到严重创伤。可是，由于缺乏独自生活的勇气与能力，她不得不吞声忍气，逆来顺受，最后落得一个唏嘘不已的结局。
艾米丽则庸庸碌碌地过了半生，工作频繁更换，枕边伴侣也不断更替，却始终无法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她虽然不像母亲那么虚荣浮夸，但是渴望活出自我而郁郁不得志，这种落魄命运似乎还是步了母亲的后尘。
在小说的尾声，孤独无助的艾米丽前往外甥家探亲，试图从亲情中获取一丝温暖。她对外甥嗟叹道：“我都快五十岁了，可我这辈子却什么事情都没搞懂过。”在外甥接下来一句简短的回复之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意犹未尽的遐想。
在《复活节游行》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的封面文案上，印有一句知名作家冯内古特的评价：“自福楼拜以来，鲜少有人像此书作者一样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妇女表达出那么深切的同情。”巧合的是，耶茨本人曾在1972年所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大概是他所读过的最优秀的小说。
（注：耶茨在采访中的原话是“In my opinion? Flaubert.Madame Bovaryis probably the greatest novel I've ever read.” 采访出处：D. Henry, G. Clark. An Interview with Richard Yates[J]. Ploughshares, Vol. 1, No. 3(1972). 69）
福楼拜笔下的爱玛，是一位因对浪漫爱情和精致生活充满无尽渴望，而最终不幸地深陷泥淖的女性。至于耶茨笔下的萨拉、艾米丽，还有她们的母亲“普奇”，同样对追求幸福有着各自的期待，并且努力地尝试实现它，终究却都事与愿违。
从爱玛到格莱姆斯家的三位女性，她们的故事反映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在实现自我与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一些共同困惑。
她们的不幸命运，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自身性格的弱点，或是选择了错误的人生方向。可能更值得深究的原因，是社会传统观念对性别角色的既定期许与刻板印象，为女性在自我价值实现的道路上，所制造的种种约束与阻碍。
从这个角度而言，耶茨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同情，不仅体现在他对女性角色的细致刻画之中，而且来自他对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大环境的敏锐洞察。
跨出女性关怀的范畴，《复活节游行》事实上也是耶茨在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
根据作家布莱克·贝利(Blake Bailey)为耶茨所撰写的传记A Tragic Honesty: The Life and Work of Richard Yates中的记载，耶茨本人曾在谈及《复活节游行》时解释，“与其说这是一则‘寓言’，毋宁说它就是一部‘自传’”，他甚至用一种戏谑的口吻声称：“该死的艾米丽·格莱姆斯就是我。”
耶茨的童年经历，跟小说中格莱姆斯姐妹的遭遇颇为相似。父母的婚姻破裂之后，他便跟随母亲生活。小说中的母亲“普奇”在性格上好高骛远，常沉溺于酒精难以自拔，还有过于自我中心导致忽略孩子的感受，这些特点都跟耶茨母亲的情况不谋而合。因此，可以推测耶茨在塑造“普奇”这一人物形象时，是以他的母亲作为部分原型进行创作的。
正如贝利在传记中写道：“他爱他的母亲，也欣赏他的母亲——这跟后来他宣称鄙视母亲，二者的程度是相近的。尽管将母亲的事情写进故事里，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母亲是他永远都无法躲避的痛苦根源。”
无论是耶茨本人还是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情爱、家庭、人际等日常问题而困惑，但也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的平凡人。
稍微体面光鲜的，充其量是有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收入稳定的中产白领；较为默默无闻的，可能是怀揣艺术天赋与理想，却始终怀才不遇的落魄艺术家；更为孤立无援的，则是因为不屑于世故圆滑，以致吃亏碰壁的老实人……
这类“耶茨式”小人物的存在，不是为了彰显人性的光辉，或者传达崇高的理念。他们仅仅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他那样，即使难免会偶尔垂头丧气，感到力不从心，也仍然认真地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或许，耶茨本可以为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复活节游行》中的三位女性，还是《革命之路》中的惠勒夫妇，或是其它故事里形形色色的主人公——设计一个相对更圆满，至少不那么悲剧性的结局，但他却甚少这样处理。
他更习惯以一种未经矫饰的冷峻笔调，将生活的原貌如实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不仅是他在文学风格上的取向，而且是他对生活的一种诚挚的回应。
《十一种孤独》的中文译者陈新宇，在译后记中就这样写道：“耶茨让你在阅读中明白：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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