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問

人类法治精神的演化过程 丛日云先生主编的《西方文明讲演录》， 伏尔泰曾经嘲讽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但正是这个充满悖论的文明母体，却孕育出了现代文明的自由、法治与科学。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直接点题：高级宗教是文明社会的子宫，而基督教则是最丰沃的那个。的确，宗教因素就像基因一般深植于西方文明的机体，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显性表达。 第一、道德文明的基石。 圣经》的开篇，便是人性善恶的抉择，以及自由意志与等级秩序的碰撞。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偷食禁果。蛇的诱惑，本质是对人性善恶和自由意志的试探。亚当夏娃的选择，标志着人类从被动服从转向了主动抉择，但也因此背负了原罪。因为人性有善恶，自由意志也成了双刃剑，既拥有着创造力，也孕育着毁灭性。基督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将偷食禁果事件阐释为原罪论的起点。从此之后，原罪观便成了西方文明的道德基石。人类因为始祖的堕落而继承了败坏的道德，唯有认罪赎罪才能得到拯救。 第二、契约精神的塑造。 公元前1250年，当摩西捧着刻有十诫的石板从西奈山走下来时，他携带的不仅是宗教的律法，更是一套完整的文明操作系统。这种人神立约的模式，颠覆了人类世界的权力逻辑。即便是至高者也要遵守契约，这种观念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因此，石板上的楔形文字，便成了西方契约精神的原始代码。1215年，英国约翰王见证了这种宗教基因的显性表达。当他被迫签署《大宪章》时，贵族手中的剑柄上都刻着十字架的纹样。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那一刻，被称为西方文明的格林威治时间。因为《大宪章》的开篇就写道：英国教会享有自由，权利不受干扰，自由不受侵犯。这种将神权与王权并列的表达方式，正是西奈山盟约的回响。1620年，当清教徒移民在五月花号上签署公约时，他们模仿的正是先祖与上帝立约的仪式。这份被称为美国出生证明的文件，开篇就宣告：以上帝之名。这种将世俗的政治契约神圣化的做法，使得契约精神突破了商业领域，从而升华成为整个文明的建构原则。 第三、自由精神的升华。 公元51年，使徒保罗在雅典议会厅的橄榄石台阶上，面对着“未识之神"的祭坛，说出了那句改变西方文明进程的宣言：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个未知之神，我来告诉你们他是谁。这个戏剧性的场景，恰如基督教吸收雅典文明的隐喻：在雅典卫城的阴影下，基督信仰与雅典哲学开启了两千年的对话。当《米兰敕令》颁布之后，基督修士在修道院里悉心抄写的不再只是《圣经》，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当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引用西塞罗的共和理论时，他完成了基督教对雅典自由精神的洗礼，并将自由精神升华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 第四、议会政治的雏形。 公元1056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博弈，却意外催生了最早的权力制衡。"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种权力分立的传统，无意之间为后世政教分离与权力分立的模式奠定了基础。当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奎纳，在巴黎大学的辩论厅里，用三段论证明上帝存在之时，无意间便将雅典的自由辩论进行了制度化。这样的辩论规则，孕育了后来议会政治的议事程序。教会的法学家，还发明了代表的概念，也就是每个教区选出代表参加教会会议，这种模式同样被议会制度吸收。 第五、法律至上的复兴。 公元1130年，最伟大的教会法学家格兰西，编纂完成了《教会法大全》，他重拾罗马法精神，并重申了人的自然权利。他提出的良心审判原则，将万民法转化为了普世性的自然法理念。从此之后，因为教会的主导，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逐步渗透到了大众层面。在罗马的道路系统里程碑上，不再只刻数字，还要刻法律条款。这种将法治精神物化为基础设施的做法，如同在文明基因中植入了自我更新的程序。 巴黎的圣礼拜堂里，路易九世主持的国王法庭，采用的正是教会法的证据规则。这种程序正义的理念，后来演变成英美法系的公民审判团制度。正是教会法，为现代西方法治提供了标本。这种对法律传统的复活，恰好印证了孟德斯鸠的洞见：基督教在毁掉罗马帝国的同时，又保存了罗马法的精魂。” 第六、科学革命的温床。公元1163年，巴黎圣母院动工。建造者们发明了飞扶壁技术，用精确的数学计算支撑起高耸入云的穹顶。这不仅是建筑革命，更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具体呈现。上帝用几何法则创造世界，人类通过理性认知就能接近神意。对理性上帝的信仰，是宗教留给科学最宝贵的遗产。“你们必须通晓真理，真理必叫你们自由。"耶稣的这句箴言，在科学家手中化为了理性的火炬。当伽利略用望远镜指向星空时，他坚信自己是在阅读上帝用数学语言写就的宇宙之书。当牛顿撰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之时，他开篇便写道：这部著作讨论的是上帝的哲学。 公元1776年，当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杰斐逊撰写《独立宣言》时，紫禁城的乾隆皇帝却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烧书行径。1905年，当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普朗克正在研究量子力学时，紫禁城的科举制度刚刚废除。历史最怕横向对比，因为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场景，却暗藏着人类文明分野的密码。当西方文明在宗教裁判所的阴影下，孕育出科学革命时，东方文明却在皇权体系的精密运转中，走向了更内卷的专制。这种时空错位似乎在提醒我们：现代文明绝非是预定的剧本，也不是上帝在掷骰子，而是人们一连串的显性选择。也许正如《西方文明讲演录》带来的启示：理解西方，是为了超越独白的对话，认知自我，方能开启真正的文明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