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猴烧酒小作文 | 民国常熟高领党案钩沉

本文因退稿而生。

本文在县城被退稿，但又被澎湃登了，属于享受傅局长在地方上退下来到中央发挥余热的待遇。

1934年12月14日下午2时，常熟县党政警汇聚，疾风骤雨般冲进了书院弄的一处住宅，目标只有一个人——李昆吾。这次行动可谓郑重其事，不仅准备充分，由县党部、县政府会同公安及法警齐同出动，事前没有走漏半点风声，当冲入李宅之时，李昆吾仍在高卧，可说是束手就擒。

当时如《申报》《民报》《时报》至于《福尔摩斯》等大小报章都对此次行动进行了报道，后续还有跟踪，成为地方上的热门事件，而现在在历史叙述中却寂寂无闻，故不揣谫陋，综合相关报道，略作一番钩沉。

此次抓捕行动的目标李昆吾和他纠集的高领党，是民国常熟本地声势熏天、盘根错节的流氓黑社会帮派代表。李昆吾的门徒当时均穿挺硬高领，不扣领扣以示其不同，故而当时社会均称之为高领党。

李昆吾原籍安徽，长期居住在无锡，1920年8月随当时调任常熟县知事的杨梦龄来到常熟担任警察所分所长。其实李昆吾混迹警界有年，《神州日报》1915年9月13日披露的《警厅改组后之人员表》，当时李昆吾已是苏州南区三等巡官。

值得宕开一笔说的是杨梦龄，杨是旗人，1915年、1920年两次为常熟县知事，但都声名狼藉，1916年在常熟罗织党狱，闹出了徐凤藻案，旋改调无锡，在无锡当政四年也是一地鸡毛，甚至小报上还报道了其酒后丑态的新闻（《小铎》1917年4月25日），到了1920年8月再次代理常熟知事，并带来了一大批无锡原下属（《锡报》1920年8月7日），李昆吾大约也是此时随其赴常。

李昆吾善于钻营、左右逢源，预感到杨梦龄的失势，在杨1921年调省后便留常熟，依靠担任警察所分所长时积累的人脉，开始了他的罪恶发家史。他利用关系在上海群治大学校法科挂名并取得文凭，扛着上海某律师的招牌包揽词讼、教唆敲诈、集众殴人，开赌场、贩烟土。凭借着个人势力和关系网络，更是手眼通天，广收门徒，纠集起了高领党、十人团这类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抓捕中就在李宅内搜获了许多门生帖子、收徒簿。而李昆吾也因此积累了大量血腥的财富，在书院弄建起小洋楼，出入包车，俨然绅士。（《上海商报》1934年12月18日）

高领党鱼肉乡民、武断乡曲、为害乡闾，城中士绅百姓深受其苦。1923年李昆吾通过运作获得了省财厅常熟牙税委员的任命，旋即遭到了杨以达、陈正康等强烈反对（《江苏省公报》1923年10月13日）。

高领党的罪恶各报纸多有报道，较可注意的有这么几桩：徐粹庵私制国币案、小东门芹菜行案、冲撞邵元冲案。

徐粹庵私制国币案是指梅李乡绅徐宗鉴私设机器伪造国币牟利，1925年被张则之告发，徐逃往天津后被捕，经过几番判决上诉，徐宗鉴最终被判五年，服刑三年后的1929年就被开释。这其中的诉讼、关节疏通，甚至此案告发本身，或均有高领党参与。（《申报》1925年9月17日、1926年3月10日，《新闻报》1927年3月4日，《时报》1929年7月16日）

小东门芹菜行案发生于1932年，起初上海合成同记在小东门外开设货行收购芹菜，获利颇丰，不久沪上同泰洽记也在附近开了个芹菜行，两家遂发生龃龉，12月9日同泰联络上海斧头党二三十人乘船来常，将合成的店伙计连砍四五斧，又听说斧头党后续仍有人来，致使当晚城内戒严。因高领党与上海斧头党素有联系，时人均认为此事是高领党从中策划。（《民报》1932年12月12日、1934年12月17日，《电影时报》1932年12月10日）

邵元冲是民国元老，1934年5月24日，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携夫人，和张维翰夫妇、李根源父子等人微服游访常熟，皆是国民党要人，一开始并未通知地方，邵元冲从苏州出发来到常熟后，下榻北赵弄常熟饭店，虽然邵元冲当天日记上仅写了“晚凉如秋”，似乎一派闲适（《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0页），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反而是大受惊扰。

邵因是微服出游，行踪秘密、行装朴素，女眷却衣着华贵，这样的组合就引起了高领党无赖的注意，被误会为暴富的土老帽，结果于当晚就遭到骚扰敲诈、胡搅蛮缠，邵元冲见不可理喻，愤怒无奈，只得搬出自己的名号报告公安局，外界这才得知邵在常熟，并逮捕了闹事者，判了拘役四个月。不知邵元冲的游兴是否受到了影响，原拟探访铁琴铜剑楼藏书的计划也没有成行。这样骚扰旅客，肯定不是第一次，邵元冲尚能搬出名头解决，那普通百姓又能何处伸张呢？（《申报》1934年5月26日，《民报》1934年5月27日，详细报道见《上海报》1934年12月31日，《邵元冲日记》第1120-1122页）

如果说骚扰邵元冲还属误会，那么敲诈公安局长则属肆意妄为，李昆吾组织的十人团通过渠道弄到了当时公安局长周鼎在庐山照相馆拍摄的半像片，在苏州请人用底片拼接的方法和一妓女照片进行了剪拼，并寄出对其敲诈，未果后居然在报纸上进行了刊登（《人报(无锡）》1934年11月27日），可见出该党的跋扈。

省里早就注意到李昆吾其人，还告诫县当局如其有不法情事应立即查办（《民国日报》1929年3月25日），大约也是因为冲撞了邵元冲等要人，当局对此已忍无可忍，1934年5月，县政府发布了扫除十人团的办法，要求民众告发，并称相关首领已“密查明白，一俟呈省核准，即拘案法办。”（《民报》1934年5月9日）至当年年末，王隐之向县进行了密告，11月里又抓到了其党徒夏天神，到12月，或因内部分赃不均，或因县当局的利诱威逼，宗其昌等四人登报宣布脱离高领党，索要门生帖，12月中，东门外高领党又对古里来的催征吏进行了敲诈和殴打，警察迅速出动进行抓捕，大概由于这几个案由，终于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抓捕行动。

李昆吾随后在1935年1月末被解送至镇江（其时江苏省会）查办，不过过程似乎颇为拖延，至1936年仍有相关涉案关系人被解往镇江讯问。（《电影时报》1936年4月21日）

虽然诸多报道都声称直到宗其昌等人登报，警局才知晓该党（如《申报》《福尔摩斯》诸报），但从李出身警察并与警政两界保持密切关系，高领党能够长期从事不法勾当而没有任何惩处来看，这实在是一种谰言，《申报》在当时新闻中曾报道在其宅中搜出杨苇航兄弟分析案全卷，杨苇航是当时常熟巨富，曾于1933年4月在上海被绑架（《申报》1933年5月17日），兄弟分析案似应与此事有关，这类案子的全卷如果没有警局或法院的关系，恐怕并不容易落到个人手中，李氏有此全卷大约也是想趁机敲一笔杨家。

李昆吾被捕似乎让高领党案画上了一个句号，但事实恐怕没有这么美好，此次对高领党的清扫漏网者不少，次年还有报纸指出救火会中有高领党，以至闹出救火会罢工的闹剧（《民报》1935年1月28日）。

总之高领党在名义上被清剿了，常熟城内外似乎又恢复了安宁，但山雨欲来，真的有安宁存在吗？《民报》1935年1月31日在报道李昆吾被押解赴省的新闻旁边，热切地报道了常熟新生活运动的积极动向，现在看来，恰如一幕令人失笑又令人唏嘘的讽刺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