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影灯下的精灵（3）||中学青春的荒诞与觉醒 —我与临沂市人民医院的故事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就到了该上中学的年纪。那时候，考上中学，尤其是我们县城的第一中学，可不容易。在我们那儿，能不能考上一中，就像一道分水岭，决定着往后的人生走向。要是考上了，家里多半会接着供孩子读书；要是考不上，要么去民办中学，要么早早辍学，在社会上找活儿干。
同学们都一门心思盼着能考上一中，学习那叫一个拼命。当时我们班上有个男生，是留级生，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后妈对他其实挺好，又贤惠又周到，可他心里就是过不去那道坎儿，逆反得厉害。他特别渴望考上一中，要是考不上，就意味着他的学生生涯要画上句号了。快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他整个人都被恐惧笼罩着，天天心神不宁。有好几次，他从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搓成宝塔的形状，点着了放在课桌上，然后跪在地上，嘴里念念有词，求老天爷保佑他考上一中。同学们都围着他，有的跟着起哄，有的也嘻嘻哈哈地跪在地上，学着他的样子求老天爷关照。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幼稚又天真。后来，这些孩子都没考上一中。家境好点儿的，想办法去了外地的非重点中学或者民办中学；还有很多同学，从此成了家里的帮手，年纪轻轻就开始承担生活的重担。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再见到我们这些考上一中的同学，常常绕道走，或者装作没看见，假装不认识，躲开了。如今回想起来，那场残酷的小学毕业升初中考试，对孩子们的一生影响太大了，留下的伤害难以磨灭。幸运的是，我考上了一中。刚上初中二年级，正准备升初三的时候，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一来，把我们这些同学又拉回了同一起跑线。不管是初一、初二、初三，还是高一、高二、高三，甚至大学生，都不用再上课了。老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臭老九，教室里空荡荡的，再也没有学生的身影。学生们就像一阵风，在校园里、在全国各地四处奔走。我们县的反应相对慢一些，老地委的领导们商量后，决定把一中全校师生集中起来，统一拉到农村学农，去工厂学工。
学校全体师生，按照高初中混合的方式分成小组，坐着二十几辆插着红旗的军车，浩浩荡荡地朝着沂蒙山腹地的厉家寨进发。毛主席曾夸赞“厉家寨是个好地方”，我们满心期待。一千多人一下子涌进厉家寨这个深山里的小山村，给村子带来了不小的负担。可当时的我们，个个群情激昂，被分到一户户农家住下。每个小组都有高中的学生干部带队，学校还把一处可能是小学校的教室改成了伙房，炊事班也跟着搬了过来，一日三餐免费供应。每天，钟声一响，我们就集合去田野干活。中午和下午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肚子饿了，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竖起耳朵，听着远处村子里收工的钟声。钟声还没敲完，一队队学生就像听到冲锋号一样，朝着村子飞奔而去。食堂里顿时人声鼎沸，大家挤着排队打饭，去晚了就没饭吃了。尤其是伙房煮厉家寨刚刨出来的地瓜时，那香甜沙面的味道，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可一般人根本抢不上。
在厉家寨劳动了一个多月后，学校接到通知回校复课。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每个小组都开了生活检讨会。男生住的大屋里，铺着打地铺，三十来个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和一个带队老师围坐在一起，亲如一家。大家轮流发言，讲讲自己的感想和不足，每说完一个，队友们就会形式性地鼓掌。会刚开始没多久，当地农户小组给我们抬来了两大柳编蓝筐炒新花生，足有百十斤重。刚才还略显拘谨的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大家放开了吃，过瘾极了。这厉家寨的花生，纯天然无污染，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毛主席夸赞过的好地方产出的好东西，当地的老百姓也是真好。紧接着，几个和我们朝夕相处了三十多天的干部和老乡也来了，大家又吃又聊，气氛越来越热烈，不知不觉就唱起了歌，还相互拉歌、讲笑话。一想到第二天就要离开，大家都眼眶泛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第二天，红旗招展的军车停在村口，满载着学生，却久久无法开动。送行的农民朋友们依依不舍，孩子们、姑娘们、媳妇们，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都拉着车不让我们走，车上车下的人哭成了一片。那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的人们，是那么淳朴善良，那些一辈子都没走出过沂蒙山的老百姓，对待我们这些天真单纯的孩子，就像当年敌后根据地的老百姓对待子弟兵一样，真心实意。看着那望着车队远去仍不肯离去的人墙，车上的女生们都哭得稀里哗啦。我们当时都想着，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看看，可谁能想到，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机会，也没了当时的心情。
车子回到母校，一切都变了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到我们县城，原地委书记被揪了出来，说是走资派。好多老干部、学校的老校长和老师也都没能幸免，被扣上了走资派、坏分子、地主、资本家、特务等各种帽子。一时间，我的世界都颠倒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平日里熟悉的人，竟然都是坏人。那年，我十六岁，正是年少气盛、嫉恶如仇的时候，在我的认知里，人就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拉车上坡费劲，我想帮忙推一把，可又会忍不住想，这人是什么成分？是好人还是坏人？停课闹革命，停产闹革命，整个城乡都被高音喇叭的声音淹没了，各造反派的宣传车在街上横冲直撞，游行队伍高喊着打倒谁谁谁的口号，震耳欲聋。人们都陷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谁，反正只要不是同一派的，就上去辩论，辩着辩着就动手，然后就打成一团。我当时坚信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革命的，每天在学校里早出晚归，忙着写大字报、贴大字报，还参与各种辩论。学校里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叫东方红，一派叫沂蒙红旗。我们沂蒙红旗这一派的学生，大多是根红苗正的平下中农和军干子女。我们的队旗是暗红色平绒的大旗，旗杆有七八十厘米粗，每次在城里游行都威风极了。四面军鼓开道，擎旗护旗打军鼓小鼓的，全是穿着军装的帅哥靓妹，后面跟着一二百米长的队伍，红卫兵们都戴着沂蒙红旗的袖章，踏着鼓点，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号，所到之处，要么赢得阵阵掌声，要么引来“打倒黑旗兵”的呼喊声。可我们根本不在乎，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我一想起那段英姿飒爽的经历，心里还是激动不已。
十六岁的我，中学时光只在教室里待了两年，剩下的时间都在学校里经历着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虽说没从书本上学到什么知识，但这些经历也算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吧。那时候，我们几个同学结伴，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去全国各地串联。有时候坐客车专列，有时候坐煤车专列，车厢里挤满了人，我们经常要从车窗里爬进爬出，在人群的肩膀上挤来挤去。我们串联到了新沂、徐州、郑州、四川成都等地，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找到红卫兵接待站，就有吃有喝有地方住。白天，我们就去各大专院校串联，说是串联，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接待，学校里的学生大多也出去串联了，没走的都忙着写大字报、刷贴大字报。学校的墙壁上、要道处搭的席子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就像好奇宝宝一样，拿着本子，抄下那些危言耸听的大字报，有时候还能碰到留守的学生，听他们讲学校里的造反情况。他们讲得慷慨激昂，我们听得义愤填膺，觉得他们学校问题太严重了，什么校长是潜伏的敌特，老师是毒害学生的罪魁祸首。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们真是幼稚，一个个小屁孩，懂什么呀？就算知道了这些事，又能怎么样呢？可当时的我们，就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到处奔波，把那些谣言当成真事，一门心思要把所谓的“真相”弄清楚，从来没觉得这有多可笑。《我与临沂市人民医院的故事》选登作者简介：孙瑞冬，临沂市人民医院一名曾经执着的手术室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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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临医文联办公室 季本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