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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房间——写在三八节前

bookbug 2025-03-07 21:23:30 西班牙

1928 年 10 月，维吉尼亚· 伍尔夫在剑桥大学两大女子学院（纽纳姆和格顿）做了两场以女性和小说为主题的讲座，后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名于次年出版。书名自然得名于开篇不久那句著名的论断： 如果女人要写小说，她必须有钱和一间自己的房间。

1929年初版本《一间自己的房间》

书中，伍尔夫大部分时间都在回溯女性的写作史，以及她们一直以来所遭遇的困境，真正提到金钱或者房间的地方并不多，但细细品来，却好像无处不在：金钱就是女性一直缺少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房间则是自由表达且不被打扰的写作空间。即使伟大如奥斯丁，她的全部作品几乎都在公共客厅完成，既要忍受各种偶然间的干扰，也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家庭以外的人怀疑她在写作，出版后甚至还得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玛丽·埃文斯以乔治·艾略特为笔名，既有对私人生活保护之意，也想摆脱彼时女性写作仅限于轻松浪漫主题的刻板印象。勃朗特姐妹的真实想法和情感则只能借书中人物来嘶喊和呼啸……所以在伍尔夫看来，相比物质性困难的限制而言，非物质的无形桎梏要更加可怕，于是没有一间专属自己的带锁房间，缺乏自由创作的空间，才是长久以来女性写作的最大阻力。

一间自己的房间

8.6

[英] 弗吉尼亚·伍尔夫 / 2023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基于这一历史与现实困境，伍尔夫一方面呼吁社会进步、地位提高、教育权利和自由表达，另一方面也深知其改变难度不亚于登天，至少需要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论断，即女性写作必须更短、更浓缩，结构更简明，以规避长时间不受干扰的稳定创作空间之稀缺。这一论断常常不大为人注意，但在我多年后痴迷于多丽丝·莱辛、艾丽丝·门罗等人的短篇小说时，曾得到某种印证。很难说只是某种契合，毕竟莱辛与门罗有关房间的创作出现在职业生涯早期，但其精髓会贯穿一生，所以我更愿意视作直接影响和呼应。

从传播角度和后世影响来看，很多人或许会看轻莱辛那篇《到十九号房间去》——不过对莱辛本人而言，她在很多年后为自己的短篇小说结集时以此为名绝非偶然，会忘记门罗首部短篇集《快乐影子之舞》里那篇不起眼的《办公室》，认为不过又是两位女作家早年笔下两个“绝望的主妇”的家常故事，平平无奇。我却一直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两篇都是伍尔夫有关论述的精神传承。

1978年初版本《到十九号房间去：短篇小说集I》

莱辛在《到十九号房间去》中描写的罗林斯家庭极其典型。苏珊与马修在最合适的年纪步入婚姻殿堂，按部就班地生养儿女组成六口之家。婚后，马修仍旧担任伦敦一家大报的副总编，经济稳定，苏珊则从广告设计师的职业中退隐，在家相夫教子。后面的故事如果照当下的路子来写，大概率是要有情变桥段的，但在莱辛这里无关他者，只是房间。

到十九号房间去

8.4

[英] 多丽丝·莱辛 / 2020 /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苏珊并非没有房间，她在婚前有自己独立的的公寓，婚后则与马修一起二合一小换大换来了一幢宽敞明亮的大房，里面有许多功能各异的房间，但在她看来，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所以她宁可花钱去外面短租（注意，花钱还得管马修要，每次五镑），也要拥有独处之所，哪怕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因为只有在那时，她可以不再是苏珊·罗林斯，马修之妻，四孩之母，女仆与保姆之主；只有在哪里，她可以是以假名登记的琼斯太太，独来独往，无人知晓；也只有从十九号房间往外看，她才能看到此前从未见过的建筑物或天空，在镜中照见原来的自己。

所以苏珊视十九号房间如净土，哪怕临时没租上，也要现场等着前任租客离开，笃定地守候；被马修发现蹊跷后，谎称出轨甚至虚构出一个名叫迈克尔·普朗特的情人，也要维护十九号房间的存在。而当马修提出与迈克尔见面时，苏珊宁愿从容赴死也不改初心。莱辛在苏珊死前这样写道：“魔鬼不在这里。他们永远离开了，因为她从他们那里买来了自由。” 很像裴多菲那首名诗。最后，苏珊独自回到十九号房间，关好门窗，旋开煤气按钮，心满意足地仰面而躺，觉得微微凉意后还起身盖了条毯子，最后一边感受嘶嘶气体进入体内，一边让灵魂像伍尔夫一样步入黑暗河中。

1968年初版本《快乐影子之舞》

如果说莱辛的房间更多是以从内往外的视角来写的话，门罗的办公室则把从外往内的干扰写到了极致。《办公室》里的女作家开宗明义地对丈夫说：我需要一个办公室，用来写作。她无需遮掩，也没受到太多阻挠，只被要求租金足够便宜即可（注意，这里仍未绕开金钱限制），所以很快如愿。后续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意料，来自房东马利先生不厌其烦的干扰像潮汐一般，让女作家忍无可忍：从最初不顾对方需求和反对，执意馈赠礼物，到随意打听写作进展，自说自话提供素材，再到趁她离开后偷偷进来从废纸篓里捡手稿来看……终于，在她当面质问他的一系列不堪行为后，得到的是对方提出的更多毫无理由的指控：打字机影响到房东夫妇的正常休息和生活，垃圾桶里无端多出的威士忌酒瓶，以及洗手间墙壁上的口红涂鸦和海报等等。

也许，马利先生提出的质疑不仅代表他一人：“你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对敲门的回应，这不是一个人的正常行为，如果她没什么可隐瞒之事的话。一个年轻女人说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却花时间在打字机上喋喋不休，更不正常。”所以女作家在被撕毁租约赶出房间时，她如此平静，并非不够生气，门罗这里用了“出离愤怒”一词（my anger leave me），因为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抑郁”（absorbing depression）。

结尾，门罗借女作家之口说：“我依然没找到另一家办公室。我想我会改日再试试，但还没有。每当我整理文字时，我都认为摆脱他是我的权利”。这里门罗说的摆脱既是来自房东马利的干扰，也是一直以来对女性自由写作的束缚。

快乐影子之舞

8.5

[加] 艾丽丝·门罗 / 2023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办公室》一篇收于门罗1968年结集的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之中，并一举摘得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文学奖。获奖后在被问到为何独独钟情于短篇小说创作时，门罗以“B-家庭主妇”自嘲，称只能利用孩子睡着和家务劳动之余的时间创作，很难集中注意力，既是诙谐，也是实情，在我看来更是对伍尔夫当年论断的回应。

只不过不同的女作家在被问到家庭琐事和写作关系时反应也是大不一样的。门罗就说自己对其并不讨厌，甚至要感谢其提供的诸多写作素材；欧茨把一切无关写作的家务事都视作自己的“禅修”（Zen meditation），亲力亲为只是为了不想让自己与生活太过疏离；莱辛则把自己比作写作得到瘾君子，她说就算自己没有家和房间，只有一个私人抽屉，也会继续写下去。她在这里强调了private一词，其含义不言而喻了。

突然想起去年看的一部华语电影《出走的决心》，倘能理解片中咏梅饰演女性的出走之困与脱困，便也能理解数百年来的女性写作之难和难得，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