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 |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历史作为尾声
原文选自《重读<资本论>》[美]詹姆逊著，胡志国、陈清贵译，第3章
就这样，第七部分的最后几页把我们再次扔回历史，扔回当代史。现在第八部分不仅要转向对这些历史的书写(历史书写话语在前面几部分只局部运用过)，还要提出历史分期和历史因果联系的问题。在前面的探讨中，这些问题是被暂时搁置的，正如第一部分对交换价值的分析搁置了使用价值一样。且看这种先期防备的策略性表达：“但是，这一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无论这多么符合实际情况……”(714页)可能，千真万确!马克思的小笑话强化了结构话语和历史话语之间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是拆开机器、展示各种零件的功能与叙述一种现象的形成和消失之间的区别。这样说了以后，我的观点就不显得粗率了。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把《资本论》最后的这一部分看做一个自身完整的独特实体，一次比特定话语陈述内部的话题转换更重要的断裂，无论它独立开来之前在整个作品中会显得多么异类。我们用来引出对第一部分半独立性的探讨的音乐类比，即《资本论》的前奏，也许让我们有理由把这个结尾部分即使不看做一部独立的、完整的羊人剧，至少可以肯定地看做一个音乐尾声。在这尾声中，主要的论证任务已经完成，再来几点相关补记，作为最后的辉煌和归总。[1]
尽管如此，最后一部分丰富的哲学内蕴还是诱使我们将其视为独立的完整论文——不是说它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观念，而是恰恰相反，在这里大量主题、问题相互交织。不过，用近年的话说，这些主题和问题是历时的而非共时的(迥异于著作正文)，每一个都值得人们区别对待。于是，这就需要区别时间性、时间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将在下文专门讨论)和历史叙事的问题了。时间性是共时的，即使它包括一个被称作“过去”的范畴，或包括另一个被称作“变化”的范畴：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自己的时间性，自己的时间绽放系统。资本主义的时间绽放系统我们稍后会讨论。
但第八部分更是这种东西所在的地方：这种东西常被蔑称为“历史哲学”——即，对各种生产方式的叙事，也即关于历史的历史。在这里，基本的历史境遇相继出现，并遭到结构上的修改，许多非常规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提出来。这些问题涉及历史的起源，历史的含义，历史的“目的”或目标、结果、目的地。诚然，如同康德对待起源问题一样，我们可以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并真正在思想上怀疑它们；但我们不能阻止这些问题首次出现，或者说一次又一次地以新的形式和面目出现。此外，还总存在一个嫌疑：把这些问题作为数量众多的伪问题一笔勾销，也是一种秘密的、独特的回答方式。
对所有这些问题马克思确实做出了一些回答，而且这些回答是非常现代的，尽管他的哲学语言和我们的并不总是相同。例如，关于起源，他在效果上、在实践上——即使没在名称上之类的——提出了一个谱系学，对起源和前提进行了区分。这里提出的叙事样本—譬如剥削英国农民的残酷史实——不是确切地作为原因给出的，而是作为环境给出的，这个环境就是出现那个叫做资本主义的新东西所需要的前提。从这个角度看，这就好像推测外围空间的其他物种或生命一样。有水吗?和生命密切相关的其他有机化合物情况怎么样?是否具备了足够多的生命必需的前提，让我们觉得已经充分拥有了一个恰当的理论?相较于我们能够证明的其他历史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是一个陌生物种，就像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一样，不能通过坊间一般称之为进化论的东西确切地说明。[2]
稍稍清晰了一点的是，马克思放弃了如进化之类的宽泛过程(哲学的或意识形态的)，而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框架。这个框架叫做“过渡”,或更准确地说，过渡问题，它是从这里的核心转换(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推导出来的——较之于对资本主义的起源(甚至资本主义的开始)进行发问，这是一种不同的构建问题的方式。[3]过渡问题可以分别确定资本主义的“前提”，并且无须假设每,个前提都对应一个具体的封建主义结构弱点，即，可能被写入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崩溃的历史卷宗的弱点。因为我们不能肯定这种崩溃——当然崩溃本身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个关于“生产方式”的普遍概念，意味着这些生产方式的规律(尤其是它们的衰退和解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比较的——和预示资本主义即将到来或在未来解体的矛盾的堆积属于相同类型。的确，为了获得让人满意的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概念，根本就无须提出一个统一的封建主义描述——原因就在于我们稍后会讨论的时间性。无论如何，正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在出现过程中的过渡时期这一观点，我们决定在这里把《资本论》更早的一章包括进来，即，关于工场手工业的第十四章，我们尚未对这一章给予应有的关注。因为正如不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工业和机器技术是什么时候在资本主义中出现的——我们也不清楚现在只能叫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在这里，关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这一章很关键，尽管它充满歧义：因为我们也决不能断定工场手工业是否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特征，我们只知道真正的资本主义驱逐了工场手工业，清除了工场手工业的一切痕迹，正如克罗马努人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并擦除了有关尼安德特人的所有痕迹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虽然以过渡为问题，但仍然处于历史哲学的尴尬中，甚至比以前陷得更深了。因为在这里，恼人的分期问题抬起头来，逼迫我们对断裂、转型，对“第一次”和“到此为止”的边界等做出各种各样不容回避的陈述：这些陈述，我们心里明白，当有人根据更丰富的资料提出相反假说时，我们会后悔。我的立足点是，这些命题是再现性的选择，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选择，是与并不存在的各个起点相对应、没有预设的选择，或换句话说，这些命题可能是假的，但永远不会是真的，推动它们的只是政治，而非“事实”。我的这个立足点不可能吸引所有人。
最后还有未来问题，直截了当地说，即社会主义问题。资本主义的应变力非常强，采取了许多创造性的办法来克服自身的矛盾，从《大纲》的用力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此从来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宣言》曾以阴郁的语句描述两个党派之间空前的斗争，“要么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要么是斗争双方同归于尽”[4]，显然这些语句含有资本主义还可能终结在它自己的“多事之秋”的意思。《资本论》局部段落明显表达了这种观点：工人的互相联合和自我组织可能对资本主义系统造成压力，促使其做出种种或大或小的改变；《资本论》整本书也在证明，我们至少能想象“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71页)。但《资本论》并不因此就是政治的，这一点我先前就已论证过；它和《共产党宣言》的形式不一样。海登·怀特力促我们以喜剧形式作为阅读马克思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叙事方式：或许“快乐的结局”是一个叙事范畴，而不是历史范畴。无论如何，在《资本论》的历史尾声中，我们将发现这一假定的《资本论》叙事有两个(而非一个)结尾——两个巨大的高潮，或许可以分别称之为英雄高潮和田园高潮。至少，这两个高潮提供了某种从《资本论》主体结束时(在第七部分)描述的贫困化黯淡景象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要让这奇特的巨响——资本主义的出现——发生，必须存在至少两种不同的物质，二者的最终结合会产生一种新分子：“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874页)如此四平八稳地阐述我们的社会新物种得以产生的前提，其实掉进了恶性循环，什么也不能揭示。掩盖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我们已经明白，商品在那种形式上已经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而在其他生产方式中，商品是第二位的、偶然的，仅仅是从属的事件或因素。因此，马克思在这里假设了他应该首先解释的东西，要求我们甚至退得更远，追踪已经出现的成为历史前提的两条不同路线，一条是财富路线，另一条是劳动路线。
在资本家方面，一直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永远也不能完全解释清楚：因为第一部分——我们在前面解释《资本论》的时候，是把这一部分专断地排除在主体之外的——现在通过一种超距作用重新宣布了它的存在，强行在财富和资本之间、在货币和资本之间做出根本性区分，这种区分让前者向后者的转换成为一条真正无法跨越的实实在在的鸿沟，就像奥维德的变形一样。如果我们从过程参与者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就简单一些了。诚然，过程参与者就是我们熟知的资本承担者或载体，马克思对这些人的兴趣很有限。然而关键在于，他们是有区别的。财富的拥有者和资本家不是同一群人，前面一群并不向后面一群转变，他们的成员完全不同。我们需要引入一类新的参与者。因此，只有一些杰出的商人变成资本的主人，而非个个都要这样变(至少在开始时、“在创业之初”是如此);但接着，其他人从哪里来呢?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中，我们更容易发现一种“马弃兵”*(结果是《资本论》有了最短的一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因为当封建大地主保持着自己的一贯面目，在与工业新兴阶层的斗争中良好地生存下来，并由此进入周遭已在真切地发生深刻变化的19世纪的时候，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仍以很卑微的人物即土地管家的身份出现。像现代后社会主义的经理一样，正是租地农场主把监管活动变为所有者的特权，并从此按照新的“价值规律”剥削土地。但“工业资本家不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914页)，于是，马克思抛开拟人，给我们另外罗列了一些前提：“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他指的是国家对本国工业的保护)(915页)。无论如何，农业发展的特殊性要通过把土地转化为私有财产的本体论问题来说明。[5]
至于资本家，马克思很清楚这种人产生于16、17世纪欧洲新生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竞争的艰辛拼搏，但在这些艰辛拼搏的背后，也有原罪因素：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形成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915页)
罗莎·卢森堡以远甚于马克思的姿态，强调资本主义不能被温和地称作对第三世界的剥夺的源头，而现代的后-去殖民化(post-decolonigation)的研究甚至更绝对地强调这个前提——即强调在建构被错误地认为是欧洲例外的东西的过程中对非欧洲劳动的重要分享。[6]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异常迅速地发展，关于欧洲历史优先性的争论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武器和军备的讨论成为重点，由此说明这条研究路线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马克思本人一开始就诉诸经济外的解释，即借以掠夺金银、强迫“本地人”劳动的暴力。但我们自己的语境提醒道——如果必须存在暴力“暴力”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政治争论总是求助于暴力：暴力不仅是超越资本主义系统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的确是一个地道的系统)的经济外因素，而且永远也不能成为可靠的历史概念。于是，我们选择的路只会通往无法穿越的意识形态密林；整个“原始积累”观念最终被证明是一个神话，一个像原罪一样的神话，正如马克思一开始就评论的那样。我们必须转身，沿着另一条路前行，也就是那条产生了组合的另一半即劳动人口的路。我们还要记住，资本主义首先是工人建立的，这也许可以算作我们选择另一条路的又一个理由。
另外那个前提指明了能产生适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劳动人口的条件。在考察这个前提时，我们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受益于他一生的研究。在这三页中(874页以下)，他回到1844年手稿就已提出的关于异化的基本观点。[7]把正在进行的讨论所依赖的历史框架从宽泛的劳动框架——所有生产方式都依赖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榨取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并以此为自己的存在前提——转变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具体历史境遇，这种方法具有一些优势，这些优势在目前这个新的、最终的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展示。新版本最后还能告诉我们一些将哲学术语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术语带来的好处。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优于更具体的历史术语或经济学术语，因为它的功能已经包含了二者的功能(无论马克思能如何批评当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足)。同时，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长处还在于，它批评了早期著作中更概括的哲学抽象(包括其固有的研究领域，以及仿佛是沿着它自己特殊的方向——即“概念”的生产——而进行的思想迂回)，并用这种更直接的批判性描述代替了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手稿中的所谓黑格尔主义的抱怨。
出乎意料的是，让马克思把他的抽象拉回具体情境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8])，到头来竟是异化比喻，尤其是早在1840年代就已开先河的分离比喻，也就是我们在上文已经接触过的那个比喻。黑格尔看做是外化和回归或返回自我的东西，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分离的转义和它各种各样的同源词和近义词。这个转义比黑格尔的概念高出一筹——它不是要预言公式化的“合题”时刻(如黑格尔所提出的)，而是以一种更笼统的方式敞开内容问题，敞开关于任何肯定命题或正面命题的问题，同时展示这个过程的纯粹形式的动力。正是分离蕴涵的否定通过减法和距离实现了这个视角：马克思不必指明在分离开始前劳动过程中有哪些因素，他需要做的，只是罗列各种分离本身(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与产品的分离、与人类活动的能量分离、与劳动伙伴的分离)。用现在看来已经程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否定之否定——代替伪黑格尔的三段论术语“合题”，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敞开了过程的内容，让历史对其进行具体化：我们不必思考对先前因素的否定产生的新情境，同时也不必书写那种把一种情境逐渐转换或变形为另一种情境视为历史再现的目标的历史叙事(一个原因是，如马克思在最初批判黑格尔时所说的，现实是无法真正再现的，观念或形象在心灵中的变形才能再现)。不过，更局部的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会开辟一片更肥沃的谱系学区域：因为我们必然可以尝试展现劳动者是如何被迫与他们的工具和土地相分离的(这的确是第二十七章在剥削的标题下讲述的故事)。
但如果说分离这一比喻因为翻译了劳动者的生活经验而为再现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办法，那么，它也让我们得以重返基本前提中涉及资本和资本家的那个方面。这里也不再是可以用于朝新方向投资的财富的假定增长的问题了(原始积累神话)，而是新体制(及其“价值规律”)在某种社会框架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必须满足的体制前提的问题。
在这里，回到第十四章讨论工场手工业阶段是有帮助的，因为在这一章中，马克思以远为详尽的细节清楚地说明了资本家为了给自己争夺生产空间并对生产空间进行重组而不得不展开的双重战斗：他们不仅必须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还必须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875页)。这也不纯粹是一个取代问题，因为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甚至在每一种体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一种自我保护原则，一种带有极强斯宾诺莎意味的倾向：体制的动力，除了需要重点完成的具体任务之外，还有另一个任务，那就是活下来，让自己存在下去(艺术领域内的自我指涉或自我命名维度在体制上的对应物，或人类生活的精神分析维度中的自恋的对应物)。这种自我保护也不纯粹是一种“价值”或空想：它必须包括具体的内部检查或结构上的安全措施，反对那些有策略地算计着解散它、破坏它的力量。[9]
这些确实是行会的规矩：“行会的规章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同样，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唯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479页)因此，为了抵消这些行会传统及规矩，分离涉及非常具体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技巧，以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再次提出有关取代了行会的那个东西(即工场手工业)的问题，以及这个东西应该被看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还是此前的生产方式的最后一个阶段的问题。因为马克思把这一章的其中一节命名为“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475页)。所谓局部工人，无疑就是作为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及定义的新因素；或更准确地说，这种新型工人是独特地定义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因素——即以劳动分工为中心的组织方式——产生的结果。(我们必须记住分析的语境：不仅马克思在分析新现象，即工业机器，工业机器的创造性在于体现了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还把此前局部或非局部的工人降到非技术劳动者的地位；而且我们要记住，这些观点的辩论目的之一是纠正亚当·斯密的观点，对亚当·斯密来说，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正是这种工场手工业式的劳动分工。)
但现在我们需要把马克思的补充添加出来，“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475页)。整个这一段肯定了巴里巴尔对所谓“过渡时期”(他本人称之为过渡期的生产方式)的分析：在这个时期，非资本主义结构和资本主义结构并存，或说得更明确些，二者互相渗透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当其资本主义功能与非资本主义功能或前资本主义功能分离出来以后，这种方式便会消失。[10]工场手工业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工场作为运作的整体生产商品，其局部是不生产商品的。
最后，新的生产方式好像冲开“外壳”一样，进化出适合它的新的生产关系：
一旦它(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485页)
接着，马克思写下了将资本主义与工业机器联系起来的关键一句：“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485页)读了下一章(第十五章)的分析后，我们可以将这种革命理解为人类的劳动分工在机器中的物化(机器与工具的区分在十五章中得到了彻底的专业的说明)。
由此，工场手工业就是行会的局部劳动的延伸。局部劳动在集体工场的新空间中发生了重组，而旧空间中工人体现出来的劳动分工被机器取代之后，集体工场自身也被转化为新工厂的空间。这样，辩证历史就以不停地否定、减少、分离和删减的断裂方式记录下来了：说辩证历史是结构的，只是因为连续的结构让我们在它们之间读出这样一种虚在的连续性，那就是，这一连续性透露了一种力量、规则或趋势贯穿这些结构的运作，而这力量、规则或趋势，我们现在可以辨识和命名为连续不断的林林总总的断裂。(我们将在下一章处理这个过程的时间性，尤其要处理对旧系统的所有痕迹的不断擦拭。)
然而，这个方法马克思施行得并不彻底。例如，“剥削”一词让他草率地提出存在一个早前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在剥削出现之前的“所有制”被赋予了正面含义；剥削则是“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927页)。然而，鉴于有关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争论在马克思前后长期存在，因此提出这样一个阶段是生硬的。于是，马克思觉得他有必要把旧式“私有制”和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区别开来：“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927页)但是，人们就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是否必然和这种“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一样?或者，当一个人把“所有制”看做一个具有自身历史的法律范畴，在所有权和所有制之间进行区分难道不是明显更合适吗?
布伦纳争论让人们从新的角度再次研究道布和斯威齐关于资本主义过渡的分歧，经历了这个论争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重新描述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历史方法。[11]这种描述受了布伦纳的观点的启发，他坚持认为，竞争作为一种压力，最终促成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但另一方面，这样描述这一力量是一种主题化(或物化)，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因此，我建议将布伦纳对历史演变的再现重新解释为“负选择”原理，以彰显马克思对达尔文的推崇。相对而言，“负选择”原理不易受诸如“适者生存”观念体现出来的各种意识形态性的庸俗化的影响，因为负选择总是以更具结构特点的、结合的方式系统地消除其他(进化的)可能性。在仍属精神分析概念的竞争一词中，布伦纳要表达的是，农民失去土地和农具之后，面临着残酷的“保命”或“谋生”困境。他们再也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不能拿实物付给地主，封建主义制度为他们开放的逃命通道或其他生存方式全都失效了。这种境况必然把他们逼上雇佣劳动这一唯一剩下的选择。所以，这种社会进化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某种叫做资本主义或市场的赤裸裸的黑格尔式本质，也不是因为某种扎根于人性的精神动力，而是因为系统地否定了可能允许其他生存方式存在的一切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仍然可以谈论资本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的腐蚀性与破坏性。但这依然是对过渡过程的比喻表达——举个例子，就像把资本主义比喻为病毒一样——当这样表述的时候，它只能通过历史发生作用。
然而，这些历史书写问题——看上去很专业的因果与分期问题——并不那么驯良，不能简单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文献给出解决方案而不在身后留下新的理论动荡。马克思在这里——在这最后的一部分即尾声中——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过渡的问题)的最率直表述，即，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933页)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问题。换句话说，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路，关键的不是如何回答问题，而是执着地提出问题并记住问题，或是在问题被忘记或被压制之后，重新把它找回来并注入活力。即便古典经济学家最笨拙的回答——即常见或习惯的看法，马克思将其重新表述为“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934页)——也值得人们特别警惕，因为它暗示道，人类可以同意不做已经同意做的事情。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中存在已久的宿命论和唯意志论的张力——等待时机成熟和通过积极介入引发渴望的系统危机之间的张力——深深地刻写在了马克思本人的《资本论》中。在这部著作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系统似乎不仅与人类力量竞争，而且常常凌驾于人类力量之上。马克思本人的确已经陷入了形式两难：呼吁行动，但这行动的成功即为自己的失败——要么如此成功地把目前的情境仿制在了它巨大的压抑的封闭空间中，以致任何行动似乎都不再可能；要么如此唯心地忽略、低估了它强大的约束力和牢固的限制，以致纯粹的意志行为似乎能实现一切：
英国人杀戮的那些人
可是我的剧本派出?[12]
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在马克思著作中有一个无法解脱的摇摆：一方是不可代替的系统结构，这系统总是具有自身的目的，要求自己无往不利、横扫一切地扩张；另一方是坚定的本体论信仰，认为一切都是人类集体(或“协作”)的成果和产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716页)。
尖锐对立的双方之所以相安无事，在于马克思的那个发现，那就是：资本是一个诡雷，而且这诡雷常常出问题，只有通过艰辛的奋力扩张才能自我修复。这种努力我们已经在资本的内部合并中看到了一些，体现为积聚和集中，或换个说法，体现为垄断运动。而现在，我们遇到了这个过程的一个新特征，这个特征被极其明确地标识为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因此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回顾式假说以“现代殖民理论”结束。
在解读这一点时，我们必须更准确些：马克思在这里还不至于以帝国主义理论结束他的著作，尽管上一部分结尾时对爱尔兰的讨论无疑确认了帝国主义，他对文艺复兴扩张的暴力的解释也毫无疑义地说明他明白这一过程，只是尚未使用“帝国主义”一词。[13]但他脑子里的“殖民”是更古典的传统观念，即把多余人口输送到所谓的处女地(如同雅典把殖民者输送到意大利或西西里)。这种意义的殖民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分是反讽的。在殖民中，无关紧要的土著人被简单地忽略了，而在帝国主义扩张中，土著人是被奴役、被剥削的对象，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今天人们把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殖民地(澳大利亚、北美)称作“移民殖民地”；第七部分描述的失业和贫困的出现已经说明这些殖民地有必要存在，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无法避免的结果，而非偶然的或意外的结果。
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先前一笔带过但承诺要细说的两个巨大高潮像洪钟敲响一样活跃起来。它们是英雄的高潮和喜剧的高潮，两个高潮以各自的方式预言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规律的终结和无尽未来的开端，即马克思在别处所说的“前历史的终结”。
两个高潮中更著名的那一个出现在简短的倒数第二章。在这个高潮中，资本主义的自我破坏的动量(垄断)与贫困化，以及与这种一度具有历史创造性的生产力形式越来越弱的动力(利润率趋于下降)结合在一起：
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否定的否定。(929页)
这是隐含在马克思对资本进行的结构分析中的结果。它是一个简短的预测，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都建立在这个预告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将从发达的生产力中升起的信念的前提也是以这个预测为基础的。常有论者指出，20世纪或好或坏地为这种摆脱了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未来想象添加养分的社会主义只是现代性政权，而非发达生产力政权，无论它们在推动传统生产的工业化上取得了多大成功。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还可以加上马克思自己的修饰。这个修饰发表在《大纲》中，我们前面提到过。那就是，马克思想象中的那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转型，只有在世界市场和普遍商品化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14]
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目前大多数左翼运动——无论现有的还是正在形成的——都是对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的巨大威力的反抗。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运动尽管表现各不相同，但都是保守的，其主旨都在于保留从较简单的时代留存下来的几块飞地，或者恢复过去时代中有关人性因素的某种东西，以及过去时代的集体形式或公社形式。(传统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现代社会主义直接过渡，马克思自己不是承认过这一点吗?[15]但马克思的政治天才在于他与社会环境的直接关联，因此在引导现在的政治策略和方案上，并非绝对可靠。)
今天，这种提醒更加必要，因为在相当程度上，现在的自由市场右派已经掌握了革新和“现代性”修辞，他们不断鼓吹市场理想植根于永恒的人性，是未来的生产力和创新的最先进形式。其中的要点在于，马克思在孤身探索，他要把革命的政治学和“未来诗学”结合起来，力图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现代、具有更强的生产力。恢复这种未来主义和这样的激情，无疑是今天任何左派“话语斗争”的基本任务。
近来更显得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的另一个解决方案，他关于资本主义终结的另一个版本，他的所谓喜剧或田园的高潮。这个高潮是通过一个叫皮尔先生的人的伤心故事来说明的。这个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西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923～933页)
其他因素更重要。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934页)，也明白了通过拒绝让自由殖民者拥有土地，至少可以比喻式地奴役他们，强迫他们劳动：“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938页)
即便如此，在美国自身已经(内战之后)成为一个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许久，解放的迷人模样仍然充斥着对边疆的田园想象。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图景中，人们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分散在不曾开发过、不曾丈量过的土地的自由中。这个图景甚至在今天似乎仍是摆脱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办法。然而现在，我们必须把这看做从社会秩序本身和国家中解放出来的(二者的含义从此与资本主义关系及其强制性不可分离)：这种解放只能来自社会秩序的某种绝对解体——也就是在偶尔出现法西斯集团垮台且没有流 血 事件的时候，或在一个严酷的反动政府突然消失却没有任何预兆、民众额手称庆，而新的社会秩序的压制尚未建立的时候，人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欣喜。
注释
[1]这类尾声在小说中也存在。它构成一种减压室，在其中事件盘转而下，打开一个时间视角，镜头退到更远的距离，由此观察更长的来生。娜塔莎后来作为主妇的家庭生活，济慈笔下的恋人消隐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已经远去，很久很久了……)，都是如此。(娜塔莎是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济慈诗行出自其叙事诗《圣艾格尼丝节前夕》。——译者注)
[2]《资本论》在两个很长的脚注中提到了达尔文，值得我们注意(461页，注6；493页，注4)。尽管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思想助长了将人类历史置于动物历史之中的风气，但这里他关心的是其他物种的多样性，以及黑格尔关于“心智世界中的动物世界”的观点，即世俗职业和行业的多样性，以及生产能力的多样性，而非诸如“适者生存”之类的进化事件。
[3]有关“过渡”的论述，请参阅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Etienne Balibar,Lirelecapital,Paris:Maspero,1968)，第IⅡ卷，178～226页。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出现了一门新的社会学或历史“学科”,即过渡学。
[4]Marxand Engels,The Commuist Manifesto,inLaterPolitical Writings,ed.T.Carv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
*国际象棋的一种战术，以丢掉一个兵的代价先行出马，以图取得整体优势。——译者注
[5]参阅大卫·哈维：《资本的局限》(David Harvey,Limits to Capital,London:Verso,2006)。此书极全面地探讨了地租理论的复杂性，值得称颂。
[6]参阅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Rosa Luxemburg,TheAccumulationof Capital,London:Routledge,2003);及自由主义哲学家恩里克·杜赛尔(Enrique Dussel)的著作。
[7]参阅本书第一章，注27。
[8]Grundrisse,op.cit.,p.101.
[9]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在其《抵制国家的社会》(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Minuit,1974,p.99)中为生产方式的这种自我保护原则提供了一个典范。部族社会有一项规定：禁食自己猎杀的动物，由此杜绝囤聚食物和滋生权贵(富人、“大人物”及其帮手，以及最终的国家本身)的现象。现代体制及其成员的结构倾向与自我辩护当然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著作的中心论题之一。
[10]参阅上文，注54。
[11]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ed.R.H.Hilton(London:New Left Review,1976);The Brenner Debate,ed.T.H.Ast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87).
[12]William Butler Yeats,“Man and the Echo”.叶芝在思考复活节起义的英雄灾难以及自己的剧作《胡里汉之女凯瑟琳》对触发起义产生的影响。
[13]AnthonyBrewer,MarxistTheoriesofImperialism,London:Routledge,1990.“帝国主义”一词出现在19世纪晚期，用来描述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只有到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词才被用来表示殖民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帝国”结构。
[14]参阅本书第二章，注49。
[15]参阅马克思1881年3月8日致维拉·查苏利奇的著名信件。在信中，马克思承认，只要事态发展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扰(明显是指资本主义本身)，农村公社是可能直接、单独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全文见T.沙宁编：《晚年马克思与俄国道路》(T.Shanin,ed.,LateMarx andtheRussianRoad,New York:Monthly Review,1983),123～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