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拿了普利兹克奖，大家都很开心，并且长出一口气

北京时间3月4日晚，普利兹克奖官网宣布，2025年普利兹克奖得主为来自中国成都的刘家琨，这也是继王澍之后，第二位获得普里兹克奖的中国建筑师。

毋庸置疑，家琨建筑的作品是优秀的。正如普奖的颁奖词：“刘家琨的作品以其深刻的连贯性和稳定的素质，摆脱了各种美学或风格上的束缚，对新世界进行了想象和建构”。对于家琨建筑的作品，这类溢美和赞扬屡见不鲜，我就不再详细展开。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毕克俭

与2012年王澍拿奖时充满争议的舆论反应相比，刘家琨的获奖为阴雨连绵的中国建筑界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而在我有限的社交圈子里，无论以往对普奖是何立场，至少在当晚，所有人都很开心。用一个朋友的话说，建筑圈是一个见不得同行好的行业，但刘家琨拿了奖，绝无一人说一句不好。

胡慧姗纪念馆，摄影：Iwan Baan

但在这种开心里，似乎又带着某种无可奈何的悲情色彩，如豆瓣友邻@醒了 的话，是那种“长出一口气的开心”。

我尝试向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长出一口气的开心”。

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建筑行业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高速增长到断崖式萎缩的行业过山车。2012年王澍获奖时，中国仍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期，房地产行业年均增长率超过10%，大家都觉得未来会更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一批又一批的高考高分学子涌入建筑学院。然而到2025年，房地产市场已进入结构性调整阶段，部分城市房价腰斩，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导致项目烂尾，加上公共投资的萎缩，大量设计院、事务所因项目荒和回款难批量倒闭。以建筑学为代表的土建相关专业地位一落千丈，“不幸”考进建筑学院的学子称自己为“难民”，质问“建筑学”为什么不行了。

无论是数十年前的高光，还是现在的低谷，刘家琨似乎都是这场起起落落的局外人。

西村大院，摄影：陈忱

“局外人”这一身份标签既是对其创作立场的概括，也是对中国建筑行业结构性矛盾的隐喻。这种“局外性”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的疏离与超越：

1、与行业周期律动的疏离：中国建筑行业的兴衰始终与政策红利和资本浪潮深度绑定。从2012年王澍获奖时的城镇化狂飙，到2025年的房地产崩盘，大多数从业者被裹挟于“接项目-赶周期-求回款”的生存游戏中。而刘家琨的实践轨迹始终与这种行业周期保持微妙距离。

2、与权力美学的对抗：中国当代建筑长期深陷“奇观政治”与“权力叙事”的泥潭，而刘家琨的创作构成了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抵抗。在地方政府热衷打造地标建筑的年代，他的作品刻意弱化形式冲击力。例如成都当代美术馆通过错动体量分解建筑尺度，使权力美学的宏大叙事消融于市井街巷。与明星建筑师依赖的“顶层设计”模式不同，刘家琨的“弱建筑”理念（如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强调留白与生长性，为使用者自主介入预留缝隙。这种“未完成性”是对权力主导空间生产的反动。

3、与职业异化的割席：当行业陷入“技术民工化”危机时，刘家琨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职业伦理范本：在建筑师普遍沦为甲方绘图工具的当下，他通过一系列社会性实践，将职业身份扩展。这种超越狭义建造的立场，使其免于陷入“画图机器”的异化陷阱。他拒绝沉溺于参数化设计、智能建造等技术潮流，转而从四川工匠的土法施工中汲取智慧（如清水院项目中竹条模板的使用）。这是一种“向下扎根”的知识路径。

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摄影：存在建筑

刘家琨的“局外人”身份恰是行业危机的镜像——当整个建筑界在资本与权力的绞杀中丧失主体性时，唯有疏离者能守住专业尊严。这种悖论体现出一种“幸存者的孤独”，他的获奖被集体庆贺，恰恰反衬出行业生态中理想主义者的稀缺。正如“绝无一人说不好”的共识，实则是从业者对自身沦陷的补偿性投射。

但突围是有代价的，刘家琨的作品中对“日常性”的坚持，本质上是以边缘姿态对抗中心化的行业秩序。这种选择固然成就了个体荣耀，却暴露出系统性转型的无力。刘家琨的项目难以复制，这种“不可复制的成功”反而加深了集体无力感，如同在沙漠中庆祝绿洲存在，却无法改变整片沙漠生态。

刘家琨的“局外”不是逃避，而是以退为进的批判性实践。正如他在采访中的原话：“还是要先做一个人，然后才是建筑师”。当行业在废墟中挣扎时，他的存在证明了另一种可能：建筑可以不是资本流动的管道、权力表演的舞台或技术异化的祭品，而是重新连接土地、记忆与生命的媒介。这种“局外”，恰恰构成了重构建筑本真的起点。

在这个时间点，刘家琨的获奖如同一场迟到的正名——不仅是对个体的加冕，更是对一种即将消失的建筑价值观的临终抢救。中国建筑界对刘家琨获奖的“长出一口气的开心”，实则是一场集体情绪的释放。

*本文首发于群岛Archipel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