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枭雄的宿命与历史的审判
在中国近代史的洪流中，袁世凯的名字如同一枚深水炸弹，掀起过惊涛骇浪。
他是推翻千年帝制的“共和推手”，也是复辟称帝的“窃国大盗”。
他是列强眼中的开明官僚，也是知识分子口中的权谋政客。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评价他：“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而鲁迅却罕见地称赞他“最懂如何对待知识分子”。
这样一位矛盾交织的人物，究竟该如何评价？他的功过是非，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时代的必然？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世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却屡试不第，甚至因科举考官瞿鸿玑的私怨被剥夺秀才资格，最终愤而焚书，投笔从戎。这段经历为他的人生埋下伏笔——若当年科举顺利，中国近代史或许会是另一番面貌。
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庆军首领吴长庆等受命率军东渡平乱。当时袁世凯随营负责庆军的军需供应和勘探行军路线。抵朝鲜后被任命为代理营官，接着又巧设计谋逮捕大院君并连夜将其押解到中国保定囚禁。
袁世凯凭借果敢与权谋，迅速成为清廷在朝鲜的“鹰派代表”，挫败日本渗透计划，被李鸿章赞为“环顾宇内，无出其右者”。梁启超却讽刺他“以个人利害为本位，不知国家为何物”，但不可否认，袁世凯的强势手腕确实延缓了朝鲜的殖民化进程。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两面派”表现成为争议焦点。他一面承诺支持维新派，一面却向荣禄告密，导致变法失败。毛泽东曾尖锐批评他“惯于耍两面派”，但亦有学者认为，这是乱世中求存的无奈选择。
尽管争议缠身，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等领域的贡献难以抹杀。
1895年12月，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他采用德国陆军军制对原有定武军进行大胆改造。他一方面采用德国和日本军队建制，实行步、骑、炮、工程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操练办法，打破了中国旧军队军种不分的老框框;另一方面，他打出“强兵御侮”的旗号，教育广大官兵要立志“上为国家御侮，下为生民除暴” 。同时，他要求地方官保护和优待军属，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此外，他还着手兴建各类军事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从营制、装备、训练、机构和军事学堂来看，新建陆军实为我国陆军近代化的先河。
他还首创“军警分离”，推动巡警制度，成为中国警察近代化的开端。黄兴甚至称他为“中国之华盛顿”，虽有夸张，却可见其影响力。
早在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就提倡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办银元局发展金融事业，并亲自督修京张铁路。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又提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 ，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措施,。先后派人参加万国权度大会、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等国际经济活动，既开阔了国人的经济视野又有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此外，他还提倡国货并力图扩大国货销售市场。总之，在袁世凯执政前期，整个社会的创业热情是非常高的。短短几年时间，“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 。这对近代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无疑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他主导修建京张铁路，引进外资发展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这些举措为中国的近代化奠定基础。美国外交官马慕瑞评价他“敏锐且具改革视野”，而鲁迅则因袁世凯重视教育，罕见地对其表示认可。
1912年，袁世凯以政治手腕迫使清帝退位，避免大规模内战。孙中山曾称他为“民国之友”，认为其“真能办事，气度不凡”。然而，这一“和平过渡”的背后，也暗藏权力交易的阴影。
他签订“二十一条”饱受诟病，但胡适认为已是“弱国外交的胜利”；他强硬维护西藏、蒙古主权，却又依赖列强支持。这种矛盾，正是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
“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袁世凯一生中走错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其致命败笔，是1915年的称帝闹剧。
袁世凯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
学者观点不一。费正清认为他“被野心蒙蔽”，但也可能出于对国情的误判——他坚信中国需强人统治。而民间传说中，他早年写下“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的对联，早已暴露称帝野心。
从称帝到取消帝制仅83天，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忧愤而终。
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历史上几乎都是一边骂倒。袁世凯称帝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是咎由自取。
李大钊嘲讽他“伪造民意而亡”，章太炎更直言其“逆历史潮流”。这场闹剧不仅葬送个人声誉，更导致军阀混战的乱局。
尽管袁世凯的一生始终处于争议漩涡，历史对他的评价呈现撕裂状态，两极分化的标签十分明显。但是，作为一代枭雄，袁世凯的权术与性格，为后世留下无数谈资。
袁世凯的17子22孙中，最耀目的是孙子袁家骝——世界级物理学家，为中国的无线电事业倾尽心血。这种反差，仿佛隐喻着袁氏家族的复杂命运：祖辈的争议与后辈的救赎。
袁世凯的一生，是近代中国转型的缩影。他的权谋与改革、野心与局限，皆源于那个新旧撕裂的时代。
正如加拿大史学家陈志让所言：“若他在1911年结束政治生涯，评价或将不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但今日重评袁世凯，绝非为其翻案，只是破除“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偏见，而是透过争议，更深刻地理解一个民族在现代化阵痛中的挣扎与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