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存在过的可能

谈到消亡的、在看见之前就已经消失的可能性。我会想起波拉尼奥在论及文学中的沉默时谈到的：“格奥尔格·毕希纳......在二十五或二十四岁时去世，留下三四部舞台剧，都是杰作......毕希纳要不是死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作家？那种未被发掘的沉默是……我不敢称之是命运的沉默……无能为力的体现。死亡的沉默是最糟糕的沉默，因为鲁尔福式的沉默可以接受，兰波式的沉默可以探寻，但死亡的沉默切断了本可以成为和永不会成为的界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我们永远不知道毕希纳是否可以比歌德更伟大。我想他本可以，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三十岁时可能会写些什么。这就像一个污点，一种可怕的疾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我们的习惯、我们最根深蒂固的确定性加以限制。” 哲学、人类学、文学，我们谈论记忆的方式...都致力于用语言填充空白。他们说，要为不能发声者发声，要寻找不被听见的声音。但如果这些有待于填补的可能性，在被我们发现之前就已经消失了又怎么办？最好的情况是找到一些遗骸，而这些遗骸以不可解答的问题的形式成为困扰。正如我们知道恐龙的皮肤一定是有颜色的，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恐龙的颜色那样。另一种情况下，这些可能性甚至不会出现：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某个外星文明已经被宇宙性的灾难摧毁，因此他们的全部文化已经消失在灰烬中。即使我们找到他们的行星，也无法的得知这里存在过文明。 真实无法触及，这似乎是小语种专业的噩梦。我们大学的科幻协会有一个学姐是科幻作家，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写了很多语言类的科幻。在她写的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文本的不可翻译性。比如任何两门语言中即使对应的词汇也总有微妙的差别，更何况它们嵌入了各自的意义网络中，因此完美的翻译不存在，推而论之，人和人真正的理解也不存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希腊人如何信仰他们的神；无法知道古代中国人如何吟诵诗歌；成年之后的语言习得无法像母语者那样流畅，因为语言在儿童发育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刻入神经。（此前在豆瓣上看到一位在牛津读古典学的博士生，当她参加一场招待晚宴，发现大家非常自然地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开玩笑时，难免觉得自惭形秽。更糟糕的是，如果她学的更好，在古典学上花更多的时间，她可能更加“无用”。） 但我怀疑——怀疑和反对这样谈论可能性的方式。不仅仅是因为谈论可能性的消失其实是谈论不可能；也不仅仅是因为可能性本应该朝向未来而非朝向过去。重要的是，这似乎阻止当下的行动。当我们试图写作时，想到自己说的话或许已经被别人说过，或许就不会再写了。如果想到他人的缺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如其所是，更因为他们在过去失去了变得更好的可能性（“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势。”），批评也就不再可能。太多的可能性恰恰消灭了行动的空间，仿佛总是可以引入新的条件，找到更好的位置。 “劳拉·达米安是个女诗人，死于1972年，还不到二十岁，父母为了纪念她就设了这个奖。”活着的人注定越来越老，被尘世的义务捆绑，因此可能性逐渐减少。但死者的可能性却不断绵延，仿佛他们可以保持年轻，不仅仅生活在他们死亡之前，也生活在我们身边。最终，他们的可能性在想象中趋于无穷。无法想象有多少女性死于堕胎，有多少儿童早夭而亡。我时常想，女性主义的愤怒是否几乎是来自历史的愤怒。“她们已经觉悟到自己的生活是一种不正义，而且准备复仇，不但为自己，而且为世世代代。” 背负这种遗产是极度可怕的。带着怨恨，想到自己从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几乎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我会说这像是慕容复，天龙八部中试图复活燕国的反派主角。这样子的生活并不是发现自己善于做什么，而是怀念着已经丧失的可能性，在失败中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做成某些事情的可能性。知道的越多，却越觉得自己无知。 一个问题是，我需要成就多少？文科知识没有操作性可言，我们并不能像学会一门手艺一样学会一个哲学概念。因此知识无关熟练，知道就等于获得。这种概念或许可以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无所不能。只要去读，只要去学——无止境地吞吃，唯一的敌人是遗忘。我不想反过来为阅读的痛苦辩解，声称好的文学和思考都是痛苦的，因此注定要消磨无止境的时间。但我也反对任何天才的论断，他们或许认为这些领域只对少数人开放。说真的，我希望文科是一个儿童乐园。 或许我应该在一个恰当的地方结束——巴别塔。“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最后在分裂的大地上除了失落的天堂，还有太多的未竟之业。 注：《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中“鲁尔福式的沉默”指1955年的《佩德罗·巴拉莫》大获成功后，鲁尔福停止了写作，波拉尼奥认为这意味着他的作品已经写完了。而兰波则在年少成名后停止了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