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孤独迷宫”的出口：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笔与剑”
文/田大安
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生于“书香门第”“革命家庭”，其祖父伊雷内奥·帕斯（Ireneo Paz)和父亲奥克塔维奥·帕斯·索洛萨洛（Octavio Paz Solòrzano)都是充满冒险精神的人，都曾是利用“笔与剑”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斗争的人。
伊雷内奥是一位族长，创办过多份杂志和报纸，并一生从事革命，起先加入贝尼托·胡亚雷斯的部队，与保守派进行斗争；在胡亚雷斯成为总统进入墨西哥城后，他又与波菲里奥·迪亚斯联手反抗胡亚雷斯；在迪亚斯成功登上总统宝座，并在“披着共和的外衣的君主制”框架下进行长期专制统治之后，才削弱他好斗的性格而又重新回到编辑和文学工作中，并将报纸、十四行诗和书当作他最好的武器和建设祖国的方式。
而帕斯·索洛萨洛是一个比他的父亲伊雷内奥更具有革命性的人，他起先支持马德罗，在马德罗被杀以后的1914年，在儿子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生后的几个月就离开了妻儿，参与到萨帕塔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与卡兰萨所支持的革命力量的进行斗争，而这一去就是六年。帕斯·索洛萨洛经历了他的父亲伊雷内奥所遭遇的波折、风险与苦难，但却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好运气。在经过政治上的挫败与失意之后，也像他的父亲那样回到了写作和出版工作上来，同时他还热衷成为人民律师，并且经常性不收费，最终却极为悲惨地被一列火车带走了生命，尸体的碎块散落在地……有些人认为他是自杀，而奥克塔维奥则认为父亲是被人谋杀：他与邻近出事地点的村子里的一位女子有着婚外情。
父亲的悲惨死亡，成为奥克塔维奥·帕斯一生难以抚平的创伤和不断闪现于脑海的影像。在他的回忆中，父亲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同时也是一个喜爱寻欢作乐的人——他是萨帕塔主义的坚定支持者，1936年出版的《墨西哥革命史》（Historia de la Revoluciòn Mexicana)中关于萨帕塔主义的章节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将死神“扛在肩上”，能够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喜爱，曾经醉饮狂欢，左右手臂下各搂着一个女人。
在奥克塔维奥的诗中，父亲被描述成为一个灵魂迷失而四下流浪的人，在虚无和宁静之时，他的脚步会在家中的长廊上下回荡。奥克塔维奥·帕斯自幼被革命的父亲所抛弃，而在革命爷爷的陪伴中度过童年。但当他十岁时，他的爷爷伊雷内奥突然去世了，而他的父亲因在莫雷洛斯州政府中任职并未在家，为此，他成为了爷爷葬礼的主持人。在讣告里，新闻界称他的爷爷为“新闻界的元老”“自由主义最勇敢的支持者”。
爷爷的图书馆成为了奥克塔维奥·帕斯少年时代的避风港。他阅读书籍、手稿和未发表的文章以及爷爷的文件。在《墨西哥之歌》的那首诗中，奥克塔维奥就真实地再现了在家中餐桌上闪烁的革命风云——
当我祖父喝咖啡的时候，
和我讲胡亚雷斯和波菲里奥，
讲法国士兵与包银帮的绑票。
桌布散发着火药的味道。
当我父亲端起酒杯的时候，
便和我讲萨帕塔和维亚，
讲胡雷亚斯、加玛、索托，火药的气味弥散在餐桌。
而我，现在只有沉默：
又能将谁诉说？
墨西哥的革命斗争和政治变幻就这样成为家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祖父与父亲既看似精神相同，又充满对立的政治立场——父亲所支持的萨帕塔率领农民起义力挺马德罗，推翻了爷爷的战友波菲里奥·迪亚斯对墨西哥的统治。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家族历史本身就是墨西哥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为此，他们更能够了解墨西哥的总体风貌——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复杂的身份与它变幻不定的命运，以及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墨西哥是一片复杂、悲剧且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土壤，在这片土地上，相互之间极其陌生的土著文明和西班牙文明彼此相遇；墨西哥是社会正义、物质进步和自由都没有完全实现的地方；墨西哥是神选之地，或者说，是由圣母瓜达卢佩选定的地方。简而言之，墨西哥是一个受自卑心理约束的社会。”
墨西哥人是一个注重家庭而非个人的国家，“集体主义”一直受到推崇。在他们看来，“我们”比“我”更为重要；墨西哥人极为看重与社区、邻居、亲戚、教会、国家等群体所形成的关系，并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视为个人立足的重要基点，具有类似于东方人的特性。他们爱热闹，充满热情，而并不喜欢离群索居。与北美人和欧洲人相比，他们特别合群。但在奥克塔维奥·帕斯35岁那年，他写了一本题为《孤独的迷宫》（Ellaberinto de la soledad)的书，在书中却将“孤独”视为墨西哥国家和人民的特性。“在墨西哥，除了奥克塔维奥·帕斯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孤独视为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性格特点，视为墨西哥文化和历史的组成部分。”恩里克·克劳泽在《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中如此写道。
也许正因为奥克塔维奥·帕斯本身就是一个精神上孤独的人，从而在自己极具墨西哥性的家庭和个人身上发现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特性。虽然，他也是一个和祖父、父亲一样具有革命思想和热情的人，但谁又能说在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热情背后，不是出自更深层的精神孤独呢？他们都曾是自由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最终的革命却又总是让他们感到失望和忧心忡忡；他们既信赖、依仗革命、尊崇革命，又对革命的成果充满了怀疑、困惑和迷茫。由此，他们的家庭中的每个人都陷入“孤独的迷宫”。
那时，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墨西哥驻法国使馆担任二等秘书，远离故土已有六年。他从远处以旁观者的视角寻觅着“墨西哥的基本性质”（墨西哥性，la mexcicanidad)，他像哲学家那样试图从墨西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中寻找出某种真理性的存在——一把能够打开墨西哥秘密宝库的钥匙，从而加深对它的理解。最终，他揭示了墨西哥人的“合群”和热爱“集体生活”背后的精神真相：孤独。此前，在奥克塔维奥·帕斯之外，鲜有人说墨西哥人具有孤独的特性。
“个人的秘密中，掩藏着国家的本质。”《孤独的迷宫》犹如一部隐秘的自传，却又成为墨西哥国家和人民的精神画像。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感受到一种强烈而持续的孤独感，甚至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怀疑，从而产生“一个人究竟是什么”的困惑与烦恼之中，犹如圣母在印第安青年胡安·迭埃戈身上显现一样，他越深入地去了解自我，他似乎也就越理解了墨西哥。他思考自身让自己所困惑的地方——自我的陌生性，通过挖掘灵魂中的陌生人，并通过与这个陌生的对谈而深入地了解自己——诗人的灵魂是一个宝藏，里面藏在丰富的对家庭和这个国家的记忆。这正是墨西哥历史、文化与现实的一部分。奥克塔维奥·帕斯对墨西哥精神性的发现是炫目的，也富有解放和救赎的意义。
孤独的反义词是——融合。那时的墨西哥人并没有意识到战胜孤独的重要性。他们因孤独而战，但是他们所打败的敌人并非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他们的敌人是他们自身的孤独。在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里，倡导民族性所能带来的往往仅能是分裂；而分裂与孤独同义。但不同的政治理想往往不可调和，所以融合也并非是一厢情愿的事情，这需要不同政治派别、不同阶级的共同努力。
奥克塔维奥·帕斯所继承的也正是他们家族的精神遗产。他永远记得同代人在墨西哥的苦难，他的革命之路和诗人的灵魂本身就是其传奇家庭的激进化演绎的一部分和最终成果。15岁那年，为呼吁大学的自治权和支持他父亲的朋友：哲学家和教育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参加的总统选举，他参加了高年纪学生游行并遭到监禁。进入墨西哥最负盛名的共立学校墨西哥国立高级中学就读时，又联合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同学（何塞·博施José Bosch)，筹划学术抗议活动，参加反帝国主义游行，被再度被捕。奥克塔维奥·帕斯还担任过昙花一现的“激进准备党”的发言人。17岁那年，他又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以文字作为斗争的武器，开启了以新闻媒体的出版生涯——创办了文学杂志《栏杆》。他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了《艺术家的伦理》（Ética del artista)，认为文学必须具有斗争性，宣称要为拉丁美洲的文化建设负起责任。显然，奥克塔维奥·帕斯和他的祖父与父亲一样拥有家国一体的情怀。
对于诗人而言，表达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诗人的表达，仅有通过表达才能获得创造；没有表达与创造，就没有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尤其对于那些破碎的、渴望获得新生的民族与国家更是如此。帕斯认为诗歌的作用在于“打开双耳，解放唇舌”。人民滋养着诗歌，诗歌也滋养着人民。为此，诗歌要从文学的角度来“创造墨西哥”，诗人应该与人民心心相通，声息相应。那时，帕斯已经读过尼采的作品，也读过希腊戏剧、西班牙小说、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品。由此可见，年青帕斯的诗歌见解和艺术评论是超前的。
政治上的激进与文化上倡导现代性，体现在年青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身上。与其爷爷和父亲的思想一脉相承，他主张美洲人民的全面觉醒。这种思想意识应该体现在所有的领域，包括媒体、政党、群众集会、书籍、咖啡馆和课堂等等。然而，现代化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众多的文化先辈们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启了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显然，奥克塔维奥·帕斯对政治更感兴趣，但他命定只是一个诗人，一个“不甘于成为普通的诗人，而想成为诗歌真正的主人”的人。也就是说，诗歌并非是他生命的引导者，而仅是他参与政治生活的工具；他诗歌的天赋与政治方面的志趣相得益彰。
引导他的是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为此，他遵循家族传统成为法学院的学生，但又在最后关头放弃法学学位，而诗人正是自由的无冕之王。1933年，19岁那年奥克塔维奥·帕斯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诗集《野生的月亮》（plaquette Luna silvestre)。1935年，他与当时最清晰的思想家豪尔赫·奎斯塔成了朋友。在那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奎斯塔以其宽广的视野，发现了天主教神职人员所坚持的教条主义依旧是墨西哥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
20岁那年，奥克塔维奥·帕斯遇到了比他年轻两岁的埃莱娜·加罗（Elena Garro)。埃莱娜是一个美丽、忧郁而又充满神秘感、独立勇敢的女性，她的家庭与帕斯的家庭极为相似：家庭也是多种族的混合，且有两名叔叔因革命而死。埃莱娜对帕斯的情感中则是爱与竞争性的混合，她不甘于在某些方面落于帕斯的下风；而帕斯对埃莱娜的情感类似于少年维特对绿蒂的情感：单向而无尽地爱。爱的激情，正体现在他23岁所出版的诗集《人类的根》（Raíz del hombre）之中。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了捍卫西班牙共和国，帕斯写了一首题为《不准通过》（no passarán)的长诗——
……
就像是干旱期待着左轮手枪，
或是分娩前的沉默，
我们听到了喊声；
他们生活在内脏里，
停留在脉搏里，
从静脉上升到双手：
不准通过。
……
这首诗充满愤怒，语调却是平和的，同时显示出积极的希望；诗人的革命性、纯粹的热情和爱幻想的天性都在这首诗歌中显露出来。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 del Río）政府将这首长诗印刷了3500份，赠送给西班牙人民，帕斯因此名声大噪，无数的人被他的这首诗歌的激情和理想所鼓舞。
1937年，23岁的奥克塔维奥·帕斯成为了尤卡坦（Yucatán）一所联邦初级中学的校长。此时，奥克塔维奥像其父亲在萨帕特的土地上一样，成了梅里达（Mérida)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奥克塔维奥·帕斯内心所深藏着的正是富有历史敏感性和对底层民众感到亲切的马克思主义的情感。
“如果仅看到事物的表象，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没有理解这些事物。”奥克塔维奥开始以诗人的姿态审视着这片深受玛雅文化深刻影响的土地，以理解事物背后的本质。这里风景优美，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歌咏世俗风情的诗人，而是一个以“发掘墨西哥精神”为理想的诗人。他受到了T·S·艾略特《荒原》的启发，“以诗歌嵌入历史”，以此创作革命的诗歌，于是，他写了一首长诗:《在石与花之间》（Entre la piedra y la flor)。
“在这里，如同在所有资本主义政权下，一些人以另一些人的死亡为生。有时候在夜间，人会在瓦砾和鲜血中醒来。无人觉察却司空见惯的龙舌兰掌管着人的觉醒。”
对于此时的奥克塔维奥·帕斯而言，诗歌仅是外相，革命才是心魔。他在农民的具体生活和社会制度之间，发现了一种压迫和剥削的关系，他将此归于资本主义——金钱犹如使人患病的瘟疫，引诱着人们忘我地劳作，却最终被榨干鲜血，落下累累白骨，仅剩下一片沙漠。蛇、石头、花与金钱、机械等拼组成古老而又崭新的意象，从而揭示资本主义以“金钱”和“技术”吞噬贫苦人民的真相。
诗人以自我理想否定着社会现实——但他没有意识到他所憎恶的金钱往往拥有比其诗歌更强大的世俗魔力。在诗人帕斯看来，拉丁美洲人民对革命的热情比欧洲更为深厚。也正是在尤卡坦半岛，他因为此前发表的诗歌《不准通过》，而收到了第二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邀请，该会议于1937年7月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召开。在与不情不愿的埃莱娜举办婚礼之后，带着新婚妻子一道前往西班牙，由此开启一段爱与革命相结合的旅程。
在保卫文化大会上，帕斯看到了海明威、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西洛内(Ignazio Silone)，以及大会主席安德烈·马尔罗，但会议却因何塞·贝尔加明提出对安德烈·纪德刚刚出版的《<访苏归来>之补充》谴责的动议而产生分歧，帕斯虽然对这项动议并不支持，但却保持了沉默。显然，帕斯不愿因立场而混淆是非，也不以是非而动摇立场，所以他最好的姿态仅能是沉默。沉默是诗人此刻适宜的表达。
当时，英国小说家兼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就曾经指出，西方的共产主义似乎完全是一种知识分子现象，很少有工人参与。欧洲和北美的工人阶级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中产生的依赖感，超过了他们所感受的剥削。“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犹如皈依了新的宗教一样。”奥威尔称那些并不参与真正斗争的知识分子为“永远的少年”。对于欧洲，尤其对于英国而言，知识分子热衷讨论的爱国主义、宗教、帝国、家庭、婚姻、荣誉、纪律等并无实际意义，而这也贴合埃莱娜·加罗的感受。她后来曾在《1937年西班牙回忆》一书中，讲述了这样的一段经历：她出席了在明格拉尼利亚市政厅的一场宴会，他们被城里的一群农妇包围，请求他们在宴会结束后将剩下的食物分享给她们，然而，农妇们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其他的参会者在观看孩子们载歌载舞的表演时，埃莱娜则禁不住失声痛哭。
帕斯与埃莱娜在西班牙待了将近四个月，其间，帕斯英勇地参与到反对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的西班牙内战之中，他参与革命兄弟会、录制电视节目、慰问前线。面对战斗中的枪林弹雨，他高呼“太棒了”，他甚至想成为特鲁埃尔（Terurl)前线的一名政委，但埃莱娜则吓坏了，朋友劝他用笔墨代替步枪更好地为自由事业服务。在巴塞罗那，帕斯朗诵了他的《致一位牺牲在阿拉贡前线的战友的挽歌》，这是一首他早先在西班牙就写就的诗。
同志，你牺牲在
世界火红的黎明。
你的目光、你蓝色的英雄服，
在硝烟中吃惊的面孔，
还有你那没有触觉的双手
正从你的牺牲中诞生。
你死了。无可挽回地死了。
声音停滞，鲜血洒在地上。
土地若不把你颂扬，怎么会生长？
血液若不将你呼唤，怎么会流淌？
我们若不表明你的牺牲、
你的沉寂和失去你的无言痛苦，
怎么会有成熟的力量？
诗中所提到的“牺牲者”，正是帕斯从高中时就熟识的好友、无政府主义者何塞·博施。帕斯在听到博施死亡的消息之后，创作了这首诗。这首诗充满真挚的情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首诗对帕斯的诗名有着极大的助益。但后来帕斯却惊讶地发现，何塞·博施其实并没有死。而何塞·博施后来所讲诉那场令他“死亡”的战争，却是与帕斯所信服的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战斗。历史的荒诞性再一次呈现出来。
在西班牙，帕斯痛苦看到了革命的复杂性。由于间谍和特务组织的大行其道，“同志”之间也往往以审问的口气说话，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在漫延。帕斯似乎看到这个西班牙的命运被遥远的东方大国——苏联所玩弄了。于是，帕斯于1938年初便回到了墨西哥。
帕斯从纷乱的西班牙归来以后，对于左翼的幻想就破灭了，他发现他们既教条又狂热，革命的每个人都在集体的名义下失去自我。约瑟夫·斯大林对同志的清洗令帕斯的政见逐渐产生了变化，并最终对左翼感到绝望。同志相残甚于敌我厮杀。有一天，他在报纸上读到了布哈林被枪决的消息，禁不住流泪吼叫起来。后来，他虽然对托洛茨基充满敬佩，但从未试图在墨西哥城与流亡这里的托洛斯茨基这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重要人物会面。乃至1940年5月，画家西凯罗斯策划了一场针对托洛茨基的袭击，后者最终死于8月的另一场谋杀，而帕斯依旧保持着沉默。可见，帕斯长久地陷入内心的困惑之中。
奥克塔维奥·帕斯相信未来的世界可以实现博爱、正义与平等，但是他对现实则变得悲观，他曾在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盟成员创立的文学会刊《路线》（Ruta)上发文，称西班牙的内战对其而言不只是一桩“政治事业”，而是一场“巨大的形而上学戏剧”，是“孤独的民族的国度，坚守着最后的孤独”。革命中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荒谬性，崇高理想沦为某些野心家掠夺权力的工具。
帕斯逐渐对政治失去了热情，而更多地聚焦于文学，成为了墨西哥文学界的推动者。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区的“巴黎咖啡店”成了墨西哥的文学爱好者和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文化界人士的俱乐部，在若干年里这里时常举行了聚会活动，讨论西班牙文学、现代诗歌、墨西哥文学等相关主题，帕斯无形中成为了西班牙文学与墨西哥文学之间的桥梁。
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自足，1938年底帕斯选择了跟他祖父和父亲相似的道路，创办了《工坊》（Taller)杂志。该杂志为双月刊，共发行了十二期，每期印数1000册，每册售价一比索。杂志的投资人是一位出色的商人、诗歌爱好者，并曾先后担任墨西哥的财政的部副部长和墨西哥银行的行长。《工坊》由奥克塔维奥·帕斯担任社长，胡安·希尔-阿尔韦特担任主编。墨西哥两位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兹和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都曾出现在杂志页面上。杂志也曾发表众多先锋文学作品，以及大量的T·S·艾略特的作品以及兰波（Rimbaud)、荷尔德林(HÖlderin)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作品。《工坊》也曾发表莱昂·菲利佩（Leon Felipe）的文章，菲利佩的诗歌在20世纪50年代启发了拉丁美洲最为激进的革命者切·格瓦拉。
《工坊》总体上并非是一个斗志激昂的“革命性”杂志，它的文风深沉、平和而谦逊，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开创性。“爱、诗歌与革命是三个激烈的同义词。”1954年，帕斯在为《工坊》所写的一篇辩护文章中如是说道。对于发表在《工坊》杂志上的作者而言，“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行动，具有革命性。”帕斯的文学观念也正代表着当时乃至其后众多拉美作家的观念：文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诗歌和文学并非仅是作者个人抒情性的产物，而是作者的勇气、想象力和自由的信念结合的产物，它们融合了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社会观察，从而间接而又有力地参与到社会革命之中；而后来帕斯更希望做一本“改造人类、改变社会和世界”的杂志。
《工坊》显然寄寓着帕斯个人的情感和理想。但1941年初被帕斯视为自己战壕的这本杂志却停刊了。帕斯在杂志投资人爱德华多·比利亚塞尼奥尔（Eduardo Villaseňor)所担任行长的墨西哥银行谋得一份差事：动手清数一捆捆不再流通的纸币，并将其焚毁。他曾发表过反对奴隶庄园主的子女从父辈手中继承财产的诗歌，也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段关于金钱的看法：“……钱是一个巨大的机制，这个机制除了流通循环之外没有任何规律……它没有任何尘世的味道。它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没有任何目的。”如今，他却不得不为了钱而从事在其看来极为无聊的工作。金钱本身蕴藏着坚不可摧的世俗性力量，乃至成为人们最为忠诚的信仰。
此时的墨西哥迎来了政治上的转向，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墨西哥”而非“革命”。墨西哥人迎来了文化上的自省，并开启了初期工业化的进程，在经济上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斗争”不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墨西哥取得了“和平、有序和进步”；墨西哥社会放弃了革命性而变得体制化。国内电影掀起了一股新的潮流，而诗人帕斯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一时不知该去向何方。奥克塔维奥·帕斯如同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既离不开出版与公众，也离不开阅读与写作，而他所擅长的正是政治与诗歌有关的出版与写作。为此，他感觉到自己的热血和命运遭遇到了一个冰冻期。
帕斯与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恩怨而成为一段奇谈。聂鲁达自1940年开始担任智利驻墨西哥使馆的领事，帕斯曾与其有过交往，但不和谐的导火索是因为帕斯在出版西班牙诗歌选集《桂冠》（Laurel)时，并未推选令聂鲁达满意的作品。于是，智利诗人表示厌恶那些“天国诗人、纪德主义者、理智主义者、悲催的里尔克主义者、同性恋超现实主义者。”而在此之前，两人已经发生过口角，甚至在一家餐馆动起手来。而聂鲁达在离开墨西哥之前，又表示墨西哥诗歌界普遍存在“完全迷失方向”“缺乏公民道德”的情况。于是，帕斯在一篇“答领事”的文章中给予严词回击，帕斯以辛辣的口吻写道：
巴勃罗·聂鲁达先生，智利领事和诗人，也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文学评论家、一些走狗的慷慨金主，而且他把这些走狗称为他的“朋友”。参与这样浪费的活动挡住了他的视野，歪曲了他的判断：他的文学被政治污染，他的政治也被文学污染，他的评论往往时不痛不痒。因此，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他是作为官员说话还是作为诗人说话，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朋友还是政治家。
事实上，帕斯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革命性深深地藏在他的骨髓里。这显露在1943年他所写的一篇社论里：“作家、诗人、艺术家并不是工具，他们的作品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麻木不仁。……极权主义并不是某些民族天生的恶：什么地方把人当作手段、工具或者控制对象，极权主义就会在什么地方诞生。”
帕斯在《新闻报》（Novedades)上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墨西哥性”的文章，他以自由、犀利的笔触对自己的墨西哥同胞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心理评估，他试图从道德层面探究墨西哥的国民性，以便将他们从中解放出来。在《为跳蚤穿衣的艺术》（El arte de vestir Pulgas）一文中，他描绘那些混迹政坛的墨西哥人没骨气、行贿、走私和溜须拍马屁。他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他也对诗人和艺术家发表极具真知灼见的评论；他讥讽墨西哥的研究者道：“蒙田要比大多数革命小说家更了解墨西哥人的灵魂。”他给予巴斯孔塞洛斯极高的评价，称其是一位伟大的作家、“美洲的伟大诗人”，说他“创造或再造了美洲的自然和人”；但同时他不能宽恕巴斯孔塞洛斯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指出他的作品是拉丁美洲的一道“曙光”，但他自己却迷失了。
帕斯进而认为，诗人应该是富有远见的民族先知，诗人的使命不仅在于表达现实，还在于预见和塑造现实。他在《孤独的诗歌和团体的诗歌》中陈述道：“所有诗歌都游荡在天真与自觉、孤独和群体的两极之间。现代人没有能力做到天真无邪，生来就处于社会之中，社会使我们天生虚伪，剥夺了我们的人性，把我们变成商品；我们徒劳地寻找失去的人性，寻找无邪的天性。自18世纪末以来，我们文化的所有宝贵尝试都是为了恢复它，渴望得到它。”而诗人的使命正在于寻找、恢复、构建、再造这种“天真”与“无邪”。
帕斯厌恶墨西哥沦为“工业和商业泛滥”的国家。1938年至1943年，无疑是帕斯的危机时刻。尽管他对现实有着深刻的感悟、丰厚的学养、不菲的名声和雄心壮志，但是他被官方文化、经济政策和政治逆转所困扰。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令他感到失望，于是，他需要离开这个属于他的国家，去实现自己的目标。1943年11月，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由此离开了墨西哥。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旧金山。这原本是一次短暂的旅行，结果却变成了长期的居留，就这样他在国外一待就是三十多年，直到1976年。他有一次在给他年轻时的朋友的儿子的信中写道：“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既不想活在满纸荒唐的新闻中，也不想在酒精里醉生梦死。”而那位留着墨西哥的朋友已经自杀身亡。
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对于帕斯来说，墨西哥没有本质，只有历史；墨西哥的本质隐藏在它的变幻历史和纷繁的现实的背后，帕斯坚信它的存在，并隐约感觉自己能够找寻到它。“我们不知道它是由什么构成的，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它；我们隐约知道它到现在还没有被揭露出来，目前它的存在只是一股香气，一种淡淡的苦味。”
对诗歌的“创造性”信念，让帕斯从未陷入绝望。于是，他自觉地担负起寻找“墨西哥性”这个“无形特质”的责任。他不只是以诗歌为业，也是以诗歌为信仰。这是其他人所缺乏的。作为一个拥有革命血统、已与墨西哥的历史产生紧密联系的人，他对墨西哥有着更深入的了解，也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可是，他似乎不得不离开他的祖国。他虽游离在外，但祖国与他随行。
在旧金山，帕斯与一位爵士乐歌手产生了婚外恋情，并开启了外交官的职业生涯。他担任墨西哥外交部的文书，负责参加联合国会议并撰写官方报告和新闻文章。他从那些已经美国化的墨西哥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正是因在这种对照中，他清晰地看到了墨西哥的某些转变。无论从生活本身，还是他所从事的职业，革命都变得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但他并不情愿放弃自己的理想与精神，他依然觉得自己对墨西哥的文学肩负着某种责任。他一方面觉得在美国的生活“很刺激”，同时也发现了作为墨西哥人的孤独——“我们的孤独”。这像是一枚铭刻在民族骨骼上的神圣徽标。
1945年，他父亲当年的一位老朋友当上了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并给了他一个正式的职位，随即将其调往巴黎。巴黎显然是各种派对的天堂，这里有着你想邂逅的各种人。在紧张的外交工作之外，帕斯和一群哲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欢聚一堂，其中包括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以及希腊哲学家科斯塔斯·帕帕约安努（Kostas Papaioannou)。那时，奥克塔维奥·帕斯一定读过布勒东的小说《娜嘉》，帕斯对“墨西哥性”的寻找正犹如布勒东对娜嘉的寻找。布勒东如果不能发现娜嘉的本性，娜嘉就萦绕不去；当布勒东发现娜嘉，便与之合二为一。帕斯从早先的反对超现实主义运动，转变到完全地认同这场运动，并赢得了安德烈·布勒东的友谊。在《孤独的迷宫》中，帕斯显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娜嘉”（民族身份）并与之合而为一。
但是在巴黎，帕斯与埃莱娜的爱情生活逐渐演变成战场，他们的关系变得越发恶劣起来。从旧金山开始，帕斯就有了婚外关系，但他并没有向埃莱娜隐瞒，为公平起见他甚至建议妻子也寻找情人。埃莱娜在其日记中则言称对帕斯产生了生理上的厌恶。1949年，阿根廷作家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闯入了她的情感世界。婚姻生活仅是他们生活的插曲，并不能改变他们天命的主线——文学。奥克塔维奥·帕斯逐渐找到了孤独的迷宫的入口，在他的鼓励下埃莱娜也开始创作自己的戏剧与小说。这对文学夫妻展现出现代婚姻应有的应有的样子：尊重彼此的独立、相互鼓励并保持真诚。
帕斯“在墨西哥追寻自我，也在自我中寻找墨西哥”。《孤独的迷宫》可以看着是他家族性的自传；在对民族性的追寻中融入了他对父祖的记忆。他个人的形象和家族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墨西哥国家的形象。但是，墨西哥人时常隐藏在面具的背后，他们对亲密之人心怀猜忌而又守口如瓶；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却又保持隔膜；他们纵情于聚会，吹口哨、喊叫、喝酒、胡闹，“回归混乱或者原始的自由”，但这些都是没有黎明的聚会。墨西哥也是一个迷恋死亡、追寻死亡、庆贺死亡的民族。帕斯写道：“我们对死亡的冷漠，也是我们对人生冷漠的一面。”这不仅不让人联想起他父亲奥克塔维奥·帕斯·索洛萨诺的死。
赞美可能存在着虚假的成分，而批判往往出于真实的内心。帕斯对墨西哥的批判在温馨细语中带着冷静的客观和悲惋忧伤的情调，有时也不乏激烈、辛辣和冷酷，然而却充满着真知灼见。在《孤独的迷宫》的最后，帕斯认为有必要“成为所有人的同代人。”显然，帕斯拓展了民族主义的概念，而是将民族性放在了国际性的宏大背景下加以打量，而非将其封闭于墨西哥的国界之内。他在《墨西哥的“知识界”》一文中写道：“墨西哥革命将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置于可疑的境地。革命运动表明过去为我们辩护的思想和理念都已经死亡或者在迫害我们的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史扑面而来，向我们直接提出了许多曾经令我们的父辈眼花缭乱的问题。……而今天，历史又获得了统一性，回到原始状态：对人的思考。……每个人的命运和全人类的命运已经没有区别。因此，任何从墨西哥现实出发解决我们冲突的尝试都应具有普遍价值，否则注定无果而终。……墨西哥革命使我们走出了自我，让我们面对整个历史，向我们提出了创造我们的未来和制度的必要性。墨西哥革命已经逝去，没有解决我们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发现，现实要求我们对自身的创造和类似的现实要求他人的创造没有区别。我们活着，像地球上其他人一样，经历着一个决定性的、生死攸关的时机，我们是过去的孤儿，却拥有一个有待创造的未来。世界历史已经是共同的使命。我们的迷宫通过，也是全人类的迷宫。”
四十岁时，帕斯以拉丁美洲的身份交游于国际知名人士之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具有才华、开创意识和勇气的新一代的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其中不少人深受帕斯的影响，这些人厌倦了民族主义言论，他们通过帕斯的作品开拓了视野。当时，墨西哥的文化活动隐隐形成一股先锋潮流。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横空出世，一鸣惊人，他的短篇小说集《燃烧的原野》（El llano en llamas,1953）和小说《佩德罗·巴拉莫》（Pedro Páramo,1955）将表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结合。（鲁尔福的作品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当阿尔瓦罗·穆蒂斯（Álvaro Mutis）将它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从而将加西亚从迷茫中解救出来，写出了酝酿依旧的《百年孤独》）帕斯的民族主义思想，真切地体现在后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作品之中。卡洛斯·富恩特斯就是曾跟他走得最近的年轻作家，正是以作品所兼具的民族性与国际性，富恩特斯而成为了更年轻一代的拉美文学的领路人。
诗歌既可以带来抚慰人心的和平力量，也可以带来骚动和叛乱。帕斯的诗歌就具有这种天使与魔鬼的双重魅力。1955年，帕斯就写下了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一首诗：《破碎的瓦罐》。在墨西哥人原本激情燃烧的时代，这首时诗“打破了共识，动摇了人们的满足之心”，让人们产生出更多的期望。
诗歌就这样介入了行动。帕斯一生追求革命，命运多舛，并最终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和特殊的自由派社会主义者——他对古巴革命表示质疑，对切·格瓦拉的思想和行为加以批判；认为格瓦拉个人的执念和幻想诱使那些中产阶级的男孩殉道流血，所进行的只是“没有无产阶级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帕斯为报纸撰稿，创办杂志，组织知识分子聚会，参与西班牙内战，支持学生运动，在担任外交官的同时却参与反抗政府的游行。帕斯最重要在于其思想的自我革命，并最终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不断颠覆和自由试验。但不管怎样，他在墨西哥受到了普遍的尊崇、追随和阅读，他走出了孤独的迷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墨西哥之子”。
注重修辞，精炼词语，以一些清晰凝练、令人愉悦的诗歌传世，然而这仅是许多诗人的妄想，奥克塔维奥·帕斯输出的不只是令人感动、振奋的词句，而是他广博深厚、具有实际指引性的思想。1990年，帕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导师”之一。他于1998年4月19日去世，两年之后墨西哥将实现全新的民主转向，人们看到了印第安与西班牙根源性的融合，而这正是帕斯一生所追求的文化理想。
在三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中，拉丁美洲的所有种族、所有人都需要重新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生活的理由和意义。殖民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融合；“融合”正是帕斯诗歌中“孤独”的反面，是迷宫的出口。而要如何调和这两种态度呢？帕斯没有在自由主义之中找到这种丰富性，对他而言，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由知识分子和少数中产阶级发动的“表面革命”，没有真正的社会根基：“改变了法律和宪法；没能从深处改变这个国家”。从幻想中走出来，现代的拉丁美洲已经明确的转向了民主和多民族的融合，任何人的意愿都可以得到最真切的表达。
参考文献：
参见（墨西哥）恩里克·克劳泽.救赎者：拉丁美洲的面孔与思想[M].万戴.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
参见（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孤独的迷宫[M].赵振江、王秋实等.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
参见（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帕斯诗集（上）[M].赵振江等编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