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自述（五）：我的大学(上)

五 我的大学（上）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1960年前后被称做“三年自然**”时期。我正是那个时期进入大学校门的。那时对上大学没有什么喜悦之情，人们普遍关心的是咕咕叫的肚子。

接到蚌埠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很平静，没有如今人们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样高兴，也没有因为是一所普通高校而气馁，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但由于自己“表现”可以，内定为“可以录取一般学校”的人，这已经算不错的了。上学以前我到宣中去了一趟，办理些手续。班主任汤永丰老师见了我就安慰我说：好学校不一定出好学生 ，差学校也不一定不出好学生。我晓得班主任在安慰我，是出于同情，也只好点点头。其实我们班上成绩最差的一位同学，每次统考、比赛什么的，她都因为给班级拉分而哭鼻子。然而她却进了安医，我在蚌医。史涪春更是活见鬼，在新办的安徽水电学院，位于合肥西郊黄土坡上几所房子，算做“大学”了。她的成绩虽然很好，但是她父亲得原因，她的成绩再好能考好学校吗？到了蚌医时间一长，了解到原来进蚌医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成绩差；另一种是出身不好的，二者兼顾的寥寥无几。

蚌埠医学院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分出来的，那时叫“下蛋”。我们是蚌埠医学院招收的第三届学生，我们刚进校门，谢炘院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时说过，多少多少年后我们还要在新疆“下蛋”。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已经进入廿一世纪了，“大*进”没有重演，所以蛋也就没下。从一所大学分出一所大学，谈何容易，简直是割肉。蚌医的校址是原淮委（治理淮河委员会的简称）的几栋楼，主楼五层，是办公楼，适合做教学楼，左右两边有两座小楼，东边的给我们做解剖楼，西边的由当时的“地委”使用。

蚌医的人从教授到讲师、到技术员，大都是上二医调来的，部分助教是国家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行政领导由安徽省委按排的。一切教学用具包括桌椅板凳、教学仪器、解剖用的尸体等等都刻上了“上二医”的牌子。刚进学校领导带我们参观时只见到：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的玻璃柜子里面存放着“淹制”好的人体各部分，也都经过加工制作，清楚记得有一只玻璃柜里竖放一条大腿，通红的肌肉分离得好好地，股四头肌、股二头肌、坐骨神经等等都用葵花籽大小的标签贴上。如果取出其中一块，放在厨房冒充金华火腿，完全可以。不安份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那时在学院的高墙之外，就有吃RENROU的传说。

我们刚刚进大学不久，听了一个“陈毅讲话”的录音，有点为出身不好的学生解脱的味道，用当时的一句时髦话讲叫做“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ZHENGZHI表现”。使得我们这一批出身不好的学生有了抬头之日。凭心而论，哪个老师不是喜欢成绩好的、聪明的学生呢？所以大学五年里，当学生干部、当实习队长的、在学校有名的、活跃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的学生。这也为以后WENGE时，造院领导的反埋下了伏笔。

记得刚进学校 , 班干部是由年级党委安排好的,我们是65届5班，简称65—5班，意思是65年毕业。班长孙绍谦、副班长骆慧玲、团支部书记林家启。孙绍谦是阜阳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人比较老实，外表不行，一脸雀斑，皮肤又黑，说话口齿不利，声音不亮，没有感召力。最糟的是他身体不好，上学不久就发现TB，学习成绩也不行，双重原因他留到六六届去了。林家启确切地讲是什么家庭出身，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反正比我强。这人比较内向，话不多，有点口吃，皮肤不仅黑，还有一脸黑豆豆，牙齿特白，好象是黑妹牙膏的广告，学习成绩也不大行。大三时与我们班上最老实的汪树莲谈朋友，毕业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里还有我的一份功劳。那时谈恋爱，校方反对，有压力，汪树莲有些顶不住了，硬是要与林分手，是我给“小狗”（汪——旺、旺）打气，保存关系，转入地下，坚持下来了！八十年代初，一个偶然而短暂的机会我见到汪树莲，她告诉我，林家启毕业后分配在车队医疗室工作，业务荒废了。

刚进学校时我是副班长，是个女生，南方人，性格直率，说话快，不知道别人怎样评论我。我只知道，男生想接近我，也怕我，我也没有什么好感罢了。第一次开班干部会，几个“热血青年”在一起，刚进入大学校门，有些兴奋。林家启分别问我和孙的家庭出身，我回答是 “地主、剥削JIEJI家庭”，这下反把林弄得有点尴尬。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大学时代是年轻时代，总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值得人去回忆，即使是不十分美好也是一段历史。下面记叙我的大学生活二三事：

一年级时生活特别苦。60年9月刚进学校头一个月生活还可以，早晨吃干饭。往后一天不如一天起来了，喝稀饭、吃杂粮，还填不饱肚子，60年底到61年春最苦。开学不久就下乡劳动锻炼。到离蚌埠不远的一个小车站名叫姜桥的地方，蚌医的农场就在那里。学生们白天在地里劳动，挖地、收菜、种菜，目的是改善学生食堂的伙食，实际上学生的伙食越来越差。劳动期间就住在属于农场的几间小茅草屋里，睡地铺。最难以忍受的是，那屋子阴暗潮湿，跳蚤特多，咬得人神经不安，有时可以眼睁睁地看到腿上同时叮上几个跳蚤，或者是看到床上到处是跳蚤兴高采烈地跳来蹦去，自己却无奈小虫何。

下农场劳动时，还是刚刚进入大学校门不久，生活也艰苦没有什么人谈恋爱。我们班上只有王金声和谭心有那么点意思，有时同学们与他们开两句玩笑，都不十分在意。我们寝室有个叫金宜春的同学，比别人古怪些，她对王、谭二人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背地里骂他们是“一对黑狗”，我当时觉得她骂得很新鲜。

我的室友们，二排右一是我

同寝室四年（第五年实习大家分开了）彼此由不了解到了解，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相处还是很不错的，个别人例外。我们同住的有我、刘荷英、刘昌桢、刘*秀、刘为芬、王瑞娟、胡婉翠、金宜春、卢业梅、刘翠霞等。刘*秀因为留级，先退出我们215寝室，卢业梅因为生孩子休学，也转到六六届去了，刘翠霞和王瑞娟是后来补进来的。大学二年级时，我们曾有一张合影，刘家四姐妹和四个“孬女婿”的合影。刘为芬是老大、刘荷英是老二、刘昌桢是老三、老四是刘翠霞，与此相对应的“女婿”是卢业梅 、胡婉翠、我和王瑞娟，平时常以此开玩笑。不过这里刘荷英与胡婉翠处的较近、刘昌桢和我关系较近，后来刘翠霞进入我们寝室，刘为芬跟她特好。

八十年代有天我在安徽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配上照片是，无为县小儿科医生，县政协委员刘昌桢在给患儿看病。当时我一兴奋，就想与她联系，那时电话不普及，还要写信，后来作罢了。刘昌桢在大学与我关系挺密切，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最大的隐私也是公开的。我们一道去上课、一道进饭厅、一道去打开水、一同去逛街。吃东西用东西也不分彼此。她是我一生中几个特好的朋友之一。

刘*秀也姓刘，可是却被排斥在外，因为她比较“笨”，还有一种“江北佬”——无为人的习气，以及先天的自卑，她要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学习，也没有时间和大家玩了。一年级时她就“笨鸟先飞”，表现很突出。早晨比别人起得早，下了晚自习还要背英语单词。开始时大家还能容忍她开灯念书，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不客气了。由于她反映迟钝，上课记不下笔记，晚自习，大家都在复习、预习，她却在忙于补笔记，今天借张三的，明天借李四的总在补呀、补呀。下了晚自习她就念书。寝室、教室都关灯，她就在教学楼的楼梯口、宿舍的卫生间里念，无论冬夏都如此，谁见了，谁都同情，都讲我们215寝室的人狠心，没有同情心。

刘*秀有一种自卑心理，大一时高我们两届的一位女同学，趁我们上课时，溜进我们寝室，在刘为芬的枕头低下偷了她2元钱和一丈布票，要知道2元钱是那时侯学生一个多月的零用钱，中午回到寝室刘为芬发现了，自然要打听、要了解情况，我和刘*秀上午都分别来过寝室，但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人，问问也就算了，刘为芬也只好自认倒霉。我倒没有什么，可刘*秀却哭起来了，她认为刘为芬在怀疑她，她说，因为她家穷，刘为芬是气上加气。一年多以后，偷东西的人被捉住了，交代了某年某月在215寝室偷过什么，刘*秀才感到轻松，我早就忘了。她哭得真不值得。

也不知道是命苦，还是经历坎坷，听讲她毕业后工作也不行，干皮肤科都干不下来。结果得结肠癌。因为81年刘为芬在安医进修时，刘*秀去看她，讲自己得了结肠癌，凡是知道同学在哪里的，她都要去见一面，唉.......如今已二十多年过去了，她还在吗？苦命人，没有活到现在，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

人性这东西真叫说不清，我原以为刘*秀很可怜，总是受别人的气，一辈子都是撑不开腰，那知她也有凶狠的时候，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1966年WENGE开始了，我们六五级从血防战线撤回学校，参加WENGE。巧得很，六五级原来有一位同学叫光求福，实习时发现胃癌，贫农出身，是个孤儿，得病无处可去，学校只好留下来，每月给他30元生活费，看病全报销（我们当时工资是43元）。我们回学校参加WENGE不久，他就死了。造*派们就一口咬定，是资产JIEJI反动学术权威害死的，是JIEJI报复！把他的尸体安放在附属医院的小礼堂，由红*兵、黑*兵、生前好友去道别，那些凡是给他看过病的“资产JIEJI反动学术权威们”轮流守灵。我们同住一间寝室的几个六五级同学，各人怀着不同的心思，有天晚饭后约好一道去看看。一进灵堂就看见，光求福安睡在大冰块上，整洁的红*兵服装，帽子、还有一个红*兵袖章，他一天也没有参加WENGE，居然带上了红袖章。有什么奇怪的？他出身好嘛！那天晚上论到外科郭进鹏老师值班，他底着头坐在尸体傍边，我们有的人向郭老师点个头，有的没有任何表情地走过去。我们刚要出门时，听到一阵女生尖叫：“郭进鹏！你看看这是怎么写的？念！！”接着郭老师就念：守灵要怎么、怎么......然后女生又开始训话了.......我要不是亲眼目睹，亲耳所闻，怎么也不会相信这话出于刘*秀之口，她那么凶，而且是对老师凶，她变得使我们认不出来了！刘*秀因为留级，她对学校、对老师怀恨在心，这种仇恨的心情WENGE期间爆发了，WENGE是某些人用来泄私忿的好机会。六六级就有一男生在一张大纸上写了“我要造*！！！”四个大字，贴在布告栏，就好象一个人在那里嘶声极力地喊叫一样。那段时间人变得疯狂，形象都扭曲了，回到寝室没有人敢说什么。光求福确实有福，有这么多同学参加他的追悼会，有这么多老师为他守灵，光求福呀！光求福，你怎么只求福不求寿呢？

胡婉翠、刘荷英她们都是徽派人物，她们俩关系好，她们到一起讲起方言来，我们就听不懂。她们为人谨慎，很节约，学习成绩中等。

由于生活困难在我与胡婉翠之间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还是一年级的时候，买什么都凭票，有粮票、布票、糕点票、糖票等等，有的是按时、定量发放，有的是不定时发的，那时我当副班长，兼管生活，经常要与“票”打交道，有一次我手上拿到几张作废的糖票，不知哪个人给我出了一个鬼点子，叫我骗人，害她（他）去买，买不到，才好玩呢。商量结果，胡婉翠不在场，决定骗她。哪知道她那么老实，拿了废票就去买。后果可想而之，胡婉翠回到寝室大哭一场，并且讲“骆慧玲太看不起人了”。我只好一再赔礼道歉，也解决不了问题，大家搞的都很尴尬，也有人怪刘荷英与她一同去的，她掏票时，就应该阻止住。我想刘荷英也许会认为票说不定没有作废呢？生活再困难，小知识分子的面子还是要的，尤其是女同胞，更是要面子。她在营业员面前丢了面子，而我在同学中间丢了面子，人家会想，骆慧玲这人不可信，这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愧对大家，尤其是愧对胡婉翠。

生活困难是我大学生活的主题，它向魔鬼一样，不由得我回忆过去总是要围绕这个问题去不掉。那时总爱人斗人。也就是穷则思变、穷则思斗吧，肚子如果空空的，人也就变得无聊吧。

有一次开班会，有人提出，看见殷承彩同学午饭后在食堂边吃东西。就要斗他，问他吃什么？今天看来简直是侵犯人权！今天谁管别人吃什么呢？问得可笑，而那时候大家却很严肃，不觉得问得荒唐。殷承彩同学在大家一再追问下，十分无奈地道出真情——“我拣桌上的山芋皮吃。”一个大学生竟饿到拣山芋皮吃！那是个什么世道？我们那时都饿得慌，要是能吃的山芋皮会丢吗？都是一些坏山芋皮，发霉的、苦的、硬结了咬不动的才丢呀！再讲，殷承彩同学能讲出这种绝密的隐私，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否则后果会更严重。

殷承彩同学在我们六五级五班，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他的学习成绩一般，长象一般，根本称不上“帅”，家庭状况可能也是一般 ，没听讲有什么背景，这样一个大学生，尽管在女生较多的医学院，也很难找到女朋友。而他特别想找一个同学，他在男生面前表示一定要找个同学，并且盘算了将来俩人的工资合起来是114元。（那时大学生工作几年后就是57元工资，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数字）。药理学正学到激素这一部分，代表药是“考的松”所以有人给他起个外号叫：“Co 114”，这个名字很响，同学们都会记得的。

还有一位叫李刚的六四级同学，因为饿极了，到学生食堂偷吃两个馒头，就是两个，被开除了学籍！刚好他是阜南县高台子人，多少年后，我们见面了，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我是阜南县医院的主治医师，他是当地的“赤脚医生”，之前我们未见面。卫生局要给他们考试，我是两个主考人之一，由我给他面试。我感到很为难，也不公平。他原来是高我一届的校友，我怎么考他呢？这件事更是构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结果我很客气地，简单地问了几个问题，知道他理论不行，也没有追究，理所当然地要放他过关，他还是凭经验当“赤脚医生”。后来听讲，他到蚌医去搞了一个平反文件，撤消对他的处分，我觉得意义不大，一个人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了。

生活最困难时期，我们喝的稀饭不是大米熬的，也不是面粉熬的，而是山芋面加白杨树叶粉熬的，而且很稀，为了满足胃扩张的需要，大家就拼命喝（因为不限量）。饭后就不能动了，体育课更是不能上。于是都坐在寝食里不下楼，双手捧着肚子，闲聊，闲聊的话题当然离不开“吃”。吃，在那时是个永恒的主题。学校当局多次要求大家，不要谈吃！不要谈吃！还是禁止不了。那时的人除了讲吃，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当时我还真有点隐隐地担心，中华民族如此低级趣味下去，怎么得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如今“吃”已经不重要了。

山芋又叫红芋，山芋面又叫红芋面。有部电影叫“洪湖赤卫队”，主题歌唱道：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同学们仿照它喝稀饭时唱到：

红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

一吸三条沟，

一吹三尺浪........

大学的艰苦生活时期，我们也会苦中作乐。卢业梅同学年龄比我们大些，进入大学前就谈恋爱了，她的男朋友叫贺贝，在地质队工作，不知是不放心，还是热恋卢业梅，刚上大学不久他就到学校找她，免不了要到我们寝室来玩，时间一长他就和我们大家都熟悉了，他瘦长的个子，皮肤较黑，说话慢慢地，彬彬有理的样子，和这一帮女生在一起他往往是洗耳恭听的时候多，笑的时候多，说的少。因为他有时给我们带礼物，我们很想请他俩吃饭。要是在今天很容易，约个时间选一家酒店，大家都去就是了，可是那时办不到，饭店根本没有饭卖，就是有我们穷学生也买不起，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哪有现在的大学生潇洒。于是我们想了一个穷办法，我们年级的党委书记，霍书记是广德人，他爱人钱忠恕与我同过一年学，到蚌医我们就成了老乡，我曾经到他们家去玩过一、两次。这回请客我找到她，想在她家做，她一口答应了。于是我们凑钱买了点小菜，那时根本买不到荤菜，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毛豆子，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借下午上完课，我们几个以老大刘为芬为首的，亲自动手做起饭来，不到一会功夫就做好了。派人去请来卢业梅夫妇，最滑稽的是她们俩个吃，我们在隔壁房间等，我们不参加用餐。如今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却能做到，因为太穷了，买的东西太少，大家根本无法分摊这份“美味”。只好吃的吃、看的看。

也是同一时期，生活困难事期，我家隔壁的黄家二伯母，请我吃饭，南瓜汤下挂面，叫我和黄润恒自己做，自己吃，他们家的人都出去了，我们也就吃下去了。我也许是受这次请我吃饭的影响，才想出那么一个“高招”来。其实从时间上看，我们请卢业梅时，生活困难已经有了好转，不然怎么能买到毛豆呢。那个时代的人做些事，如今人无法理解，那时人们之间的真诚，如今的人际关系是无法比拟的。那时的贫困一去不复反了，那时的真诚也一去不复反了。

现在谁要请我吃什么样的大餐，我都不稀罕，唯有胡祖智老师请戴翠珍和我吃的那顿饭，我终生不忘。

大学一年级下学期，正处在极度困难时期，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戴翠珍约我出去玩。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蚌埠二中，胡祖智那里玩。”胡祖智是她大哥的同学，她大哥戴长天，曾经拜托他，关照他在蚌医上学的妹妹。胡祖智是我小学的老师，是我小姨和澄玉姐的同事，他还同澄玉姐谈过朋友，后来突然来了个温业浩（现在的姐夫），他们仓促结婚，就把澄玉姐带走了，带到遥远的东北锦州去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胡祖智感到吃不消，离开了广德，大概是上学，后来不知怎么到蚌埠当了中学教师。我那时还小，此事与我无关，但是我总觉得不太好意思面对胡祖智——胡老师。既然戴翠珍喊我去，我也就去了。刚好胡老师在家，他住单人宿舍，我们闲聊了一小会，胡老师提出要带我们去交际处吃饭。

蚌埠的交际处，是原来老治淮委员会的机构，是前苏联专家出入的地方，我从到蚌埠就没去过，他要带我们去那儿吃饭！我们真是受宠若惊，高兴极了，表面上还假惺惺地推迟几句，就跟他去了。进去一看，哇！好气派啊，桌子、板凳都很考究，桌上还铺了桌布。那时还不只因为我们是穷学生，没有见过世面，那时根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饭店。如今大小城市都有装修考究的饭店、酒店，不稀奇了。胡老师掏出几张券，据讲是特别优惠券，他是怎么弄到的我们也不晓得，也不必多问。把券交到窗口，一会儿服务员送来两小碗白米干饭，一小碗青菜；一小碗红烧肉，那种碗是如今南方人用的餐具，根本不是北方人用的餐具，那时候用它不过是为了节省碗里的“内容”罢了。胡老师自己不吃，推脱说他那天那天来吃过了，就让我和戴翠珍两人吃，他在一边欣赏我们吃饭的样子。我没有吃以前就先深深地朝饭碗吸一口气，真香啊！久违的饭香，这绝对不是为了引起食欲，而是提前享受美味。

那碗红烧肉，烧得很烂，颜色红得冒油，油亮油亮的，地道的红烧肉，还放了点糖，甜甜的味道好极了。我和戴翠珍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会功夫就吃完了。最后我还留了一口饭，把盛红烧肉的碗里的油抹了一下，吃下去。胡祖智问我们吃饱没有，我们连声说：“饱了！饱了”其实我心里在想，再来一份也能吃完。回学校的路上我还觉得嘴里在冒油。晚上照样吃得下晚饭。然后大家坐在床上谈论“吃”，那天我可有内容了，也许我那一天的经历，她们都十分羡慕。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的红烧肉了。

多少年后，我在阜南工作，有一次回广德探亲，二伯父家请客，有我和胡坤和还有胡祖智老师，（他又是我二伯母胡文娟娘家侄子），还有二伯父家的亲家公，也姓胡，三个胡到一起，喝起酒来可有话题了。不过我还是找机会讲叙了当年胡祖智老师在61年的困难时期请我和另一位同学吃红烧肉的事情。并表示了感谢，真可谓廉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