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校园霸凌：青少年男性的男权等级游戏

在开始码字之前，我就想好了结尾怎么写，但这开头还真不知道怎么写。

我下意识想介绍十几岁时自我的容貌与家境，并以此作为被霸凌的理由，但究其实而言，我被霸凌不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而是因为有霸凌者的存在。

我下意识地想自我辩白，我并非完美的受害者，也不曾猛烈地反抗，但直到现在，我都认可自己中学时的做法。

因为我想说，霸凌乃是一种环境，一种丰富的群体行为。

即使我快三十岁了，我现在 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转班，或者转学校。

从霸凌者互相确认气息，如蝗虫一般乌合集聚时，身处蝗灾之中，很难改变其中蝗虫。

事情还是从我八九岁开始说起吧，也就是小学的时候。

县城的小学，排名末尾，生源少，而且也不好。班上有五六个混的男的，打架，吆五喝六，开黄腔，调笑、骚扰女同学……

最开始还算不上霸凌，只是一些单对单的摩擦，骂两句，打两下，我不是受害者，是纷争的参与者。

后来因为生病，那两年常不在学校，不时回学校，也得到了班主任和其余老师她们的特殊照顾。一半的原因也是在她们眼里，我成绩好、性格乖。

特殊是双刃剑，老师她们特别可怜我、照顾我。一些霸凌的影子也找到了特别的我。

而后治疗稳定下来，结束了旷课求医的生活，我因错误用药，快速肥胖，由此被男的冠上了“肥猪”外号。

从这时候开始，我称之为“霸凌开始了”。

这群男的恶意很直接，基本是见到我就开始喊肥猪，然后开始说脏话。这与后来初中的情况相比，是相当好的。

因为他们够直接，我也直接打了。

只要是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开始说肥猪的男的，都会被我打。

用脚踢，用牙咬，我都做过。况且，因为老师们都格外可怜我，而客观来说并没有造成不可逆伤害，即使男的上告天庭，老师们于我都是绝无斥责。

由此他们转向背后议论。

我渐渐意识到自己行事的分界线：背后议论我，离我再近我也忍了，当面叫我肥猪，我会打。

小学毕业，进入初中，这条分界线遇到了她的死敌。

因为小学的经历多有损伤，我进初中之前，紧张，又期待，希望有转变。

好消息，愿望成真了，确实有改变。

坏消息，情况变坏了。

导致我后来进入高中班级时心如死灰，面如平湖，再不抱任何期待。可能真的命运在戏弄我吧，我高中待过的两个班，都没有伤害我，甚至还有一些纯粹的快乐。

前情提要讲了半天，来讲讲重头戏吧，初中都发生了什么。

这是县城最好的中学，初中班级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说得上话的，这当然是因为我小学母校的极低升学率。

而同时，有一所小学有着极高的升学率，暂代称为S小学。班里有十几个都早已熟识，因为这些人都是S小学的。

而这个班，也有特殊之处，这是我四个月前会见一位同乡老友才明白的一件事：这个班，全是关系户。

是的，我也是关系户，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此处先不讲了。

也许正因为是关系户集中的班级，所以学校和年纪派来了这样一个班主任：一位男老师，他面相和善，常当和事佬，有和稀泥的嫌疑。他虽然骂人声音很大，但最终处罚一定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再次被霸凌时，即使我有了一些经验，但我很快地断定我很难从他那里得到小学班主任那样的支持。

如今想来，他正如经典之语“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果我是他，我最在意的是平衡和安全，是班里这群千金和少爷不出大事。

他也许真的是这样做的。

插播一句，因为我去初中班级当过一学期实习班主任，所以文中提到的所有老师我更是毫无怨言，这些老师在工作上和师德上都已经做了该做的。只是班级里，总有一些角落和缝隙。

总有一些灰色。初中的霸凌正是如此，我还忙着把同组同学的脸和名字记清楚，那群早已熟识的男的就已经列出了班级中的“四大丑女”，而我赫然居其中。

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他们先发了，我也发不动。

正如前文所说，这群男的霸凌正好踩在我分界线的那边，他们从不当着我的面嘲弄、辱骂、动手脚。

他们只是无尽地不知疲倦地玩着这个骚扰游戏：两两三三地站在我旁边嘲弄我、议论我。还是三三两两站在一起打闹，就会顺便撞我，撞倒我的书桌。趁我不在翻我的抽屉，抽屉里不会少什么，而是会多一些什么。跑到我背后抽我一下，然后大笑着快速跑走，频率约莫在两三天一次。朝我扔东西，然后大笑着说：“哎哟，不小心扔到你了啊。”

在霸凌的世界里，确实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这也是他们对其她几位被界定为“丑女”的女同学所作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无法得到初中班主任的支持，因为这群蝗虫的骚扰太密集太频繁了，却又太轻微了。

我可以向管理者控告伤害，但如果这是我真切生活的每一天，我又如何控告，管理者又如何处理。

“只有千日做贼，哪儿有千日防贼。”

当然这种轻微甚至可能是班主任控制之下的结果，这群蝗虫没有做更具有伤害性的事，也就是文艺作品里常常上演的情节：殴打、勒索钱财、性暴力。

我也没有被害得恐惧上学，我只是开始焦虑下课，一下课，蝗虫又开始骚扰，我的耳朵总是在这种时候很好用，总是能听到他们的嘲弄与辱骂。但是上课的话，就很安静，只有老师在讲。

我现在会想，受害不完全和完全不受害当然是不一样的，但在求助时说出那一点伤害，然后强调每一天每一天……

如今的我能不能说出来尚且不一定，十几岁的我是真的做不到。

相比忍受骚扰，我更害怕我去寻求支援，管理者却对我说出：“这就是闹着玩的。”

如果管理者再加上一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学习吧”，这将是绝杀，十几岁那个敏感又脆弱的我会直接道心破碎，站上天台。

我被自己的想象恐吓了，不配得感与习得性无助淹没我，于是，我收起寻求援助的心。

最后，十几岁的我决定走千日防贼的艰苦路线。

骚扰我，我忍了算了，从背后抽我，我试着打回去，打不到也算了。因为我发现，被骚扰的女同学反应越激动越疯狂，蝗虫们的神情越发得意，笑声越发响亮。

说来说去，这竟然变成了一场脱敏的较量。我和其它被骚扰的女同学其实没有形成受害者联盟，这个是为什么后面讲，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我脱敏，面如平湖，扭头走开。

不过后来我练就反应的绝招，谁从背后抽我，我头还没回，手就先快速抽回去，也确实是用上了两三次。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也算是领教了。

这种骚扰大约是持续到了初三，好像是初三开始前后，蝗虫们给我换了一个外号“大哥的女人”，后面变成“大哥”，后面又变成“大姐”。

我以前不懂，现在依然不明白由来何处。让我来猜，可能是蝗虫给我造黄谣之类的。

到初三最后，或许是升学压力，蝗虫们竟然自己安息了，我也因为兴趣爱好在班里融入了一群女同学的圈子，因为网络认识了其它班级的女同学，有了自己的社交网络，有了可以转移注意的她们，霸凌的伤害也渐渐被我搁置。

以第一人称讲完了那三年的事情，还可以用第三人称再讲一遍，于是便能懂得我为何在标题里加上“青少年男性的男权等级游戏”。

班级里是存在等级划分的。这也许要归咎于我个人的敏感，我对人际关系很敏感。

那四五个蝗虫为什么要在班级成立之初快速列出“四大丑女”？

这其实是他们对于自身的等级焦虑，他们家境不错，为首的p蝗虫更是家境极好，家里是经商，他的父亲与班上一些千金少爷的家长都有交际。但他们成绩上不了台面，性格更是堪比下水道。

一旦管理者开始树立典型，施行杀鸡儆猴之法，搞好学生坏学生的对立打擂台，蝗虫之流自然沦为下等。

所以他们要抢在管理者建立秩序之前，建立自己的蝗虫秩序。由此，他们自然是上等，而别的同学被拖入了蝗虫的划分，同学之中呢，男的，自觉自己不如蝗虫的，那跟着蝗虫的秩序混。觉得自己比蝗虫高出一等的男不管不顾，当然也不会攻击蝗虫的秩序，大概是男之抱团心理。而女同学，被蝗虫以容貌、以家境、以成绩、以性格划分，自然有女同学沦为下等。

比如我，比如L同学，比如Y同学，比如Q同学。也就是蝗虫所界定的“四大丑女”。

抛除霸凌这件事，不得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p蝗虫他确实继承了其家长的心眼，算得上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犹记得有一两位科任老师对他观感不错。

对别人的贬低，必然是对自己的抬高。

p蝗虫也许说不出来这句话，但他在十几岁时就这样做了，甚至，他可能在几岁时就这样做了。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也不是第一个，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

如果贬低别人无法抬高自己的话，那这个世界里大多的贬低都会消失。

抬高自己，对于信奉等级制度与弱肉强食的人来说才是最终极的快乐。

p蝗虫带领着蝗虫们极快地以男权思想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在一段时间后，也迎来了部分的崩塌。

因为我作为被霸凌者，很清晰地看到某几位蝗虫开始转变，不再参与到霸凌骚扰这一事务之中。

可能是p蝗虫无法压制他们，可能他们觉得这不好玩吧，他们撤出蝗虫队伍，转而在球类运动和电子游戏方面找起了乐子。

渐渐的，初二左右，男之阵营，大概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减少的蝗虫群体，二类是以一个高大男为中心的运动群体，三类是以成绩为默认划分的学习群体。

男对于高大体形的认可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自己也许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热爱高大的男性，其实三类群体的中心也是个头略高的男。

这三类的交往，常是井水不犯河水，又时有私交。如蝗虫骚扰女同学时，另外两类常回避。

蝗虫类除了在放肆骚扰这方面是较为特殊的，更特殊的是它这个群体存在最明显的内部压迫。

是的，蝗虫不仅将一部分女同学划分出来作为下等，也将内部的某个人划分出来作为下等，常常加以欺负、调笑、殴打以作取乐。

且称他为下等蝗虫吧。

下等蝗虫与p蝗虫的交往呈现出游离的态势，如地球绕太阳而转一般，有近日点，也有远日点。下等蝗虫加入蝗虫群体的目的极简单，就是他意识到自己被划分为下等，希望进入一个群体寻求保护，并进行等级提升。

所以在大多数时间里，下等蝗虫给p蝗虫捧臭脚，也享受着欺负女同学带来的上位感。

而在部分时间里，p蝗虫喜欢借下等蝗虫的事大作文章，辱骂不止，拳脚相向，既是一种服从性测试，也是彰显自己的上等风范。

还是我放在前面的那句话，贬低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

等级上是划分得非常明确的，即使是蝗虫口里的“四大丑女”，也有等级顺位。

第一位是Q同学，她在初一时就展现出学习的天赋，数一数二，她性格也很外向阳光。蝗虫也是心里有点不多的数，渐渐不再骚扰她。

第二位是Y同学，她慢慢有了自己的社交。蝗虫骚扰的频率也降低了。

第三是我。

最惨的，最受迫害，最被骚扰的，是L同学。蝗虫甚至会当面辱骂她。

当时的我和L同学是不爱说话，不爱表现的类型，如果没有霸凌，我们就是班级中的背景板，平静甚至无聊地度过三年，然后被所有人忘记。

但有了霸凌，我俩就成了痛苦地熬过三年，然后被所有人忘记，包括蝗虫。

脑子里被塞满男权逻辑的蝗虫们非常看重“拜码头”“找靠山”“搞群体”这一类事务。

我和L同学长期地没有在班级中形成亲密社交，我的社交是挂靠在学习小组里，全靠前后左右邻桌和组长跟我讲话，我才能得到二十一世纪最宝贵的东西——信息。

离开教室，便社交为零。上学和放学，一个人走，周末也不会有同学约着出去玩。

我是很享受一个人的，那个时候和现在都是。

但这完全被蝗虫视为有机可乘，直到初二某一次我误打误撞和班里一群女同学开始打球，我才是有了学习小组之外的社交。

附一句，这群打球的女同学现在基本都在北京上海的985和211读研究生。真是绝了，我这个双非当初怎么混进她们圈子的。她们真的是极其厉害的女性。

而L同学陷在长久的沉默和孤独里，还有仇恨。我当然也是有仇恨的。

我与她聊天不多，她是性格很好的人，我也不差，但我们好像差了一点火花和缘分，总是感觉不亲密。

我们聊天时从来不聊蝗虫，即使我们深知对方的处境。都是在聊一些轻飘飘的快乐的事情，聊小时候的事，聊家里，聊学习，聊一些吃喝玩乐。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被划分的女同学没有成为鲜明的受害者联盟吧，因为我们这些女人不想让一个荒谬而充满恶意的划分占据我们全部的心神与精力。当然，这似乎也是我们的困境，一旦我们把这件事情严肃对待，呼号以告世界，最后的结局可能是那些破烂外号跟随我们一生。

其次，我们的道德不允许我们互相之间表现出怜悯。我们可以是困窘之中守望相助的身份，但我们不能是高高在上表示怜悯的身份。

最后是，我们的复仇之心没有浓烈到让我们组团手刃加害者。这也许是社会的不允许，也许是对于法律的遵循，也许还是我的自我阉割与退让。

之前在师范学校读书，我学到了几种可以促进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手段：斯金纳总结的强化、惩罚和消退。

举例言之：

正强化：背诵完课文就可以出去玩。

负强化：背诵完课文就不用收拾屋子。

正惩罚：没有背诵完课文就要收拾屋子。

负惩罚：没有背诵完课文就不能出去玩。

消退：某同学课堂上调皮捣蛋，老师没有理会，慢慢的该同学不再课堂调皮了。

今年我想到，在“女性缺乏攻击性”的讨论之下，好像可以添加这样的讨论，这个社会培养出来的女性试图影响某一件事情的走向时，更偏向运用：施加奖励和撤销处罚，即正强化和负惩罚，以及最后的消退，就像我前文提到的脱敏。

而男则不吝于让自己的威严和残暴威胁所有人，在撤销奖励和施加处罚上，即负强化和正处罚，他们乐意之至，并将其纳入“阳刚之气”的范畴。

言归正传，还有些没提到，在此一一讲清楚了。

蝗虫以容貌等条件划分女同学，被列为上等的女同学难道就好过了吗？

没有。

那时有一位女同学，姓名里有一个字的发音很像“nai”，她又是比较有成年人模样的，即各方面营养基因很好，个头高，发育好。蝗虫们及其它男嘴里常常喷出污秽之语指点她的胸部，甚至有次拿球砸她的胸部。

另有一位女同学，与旁边的男玩闹，却变成手被钳住去摸另一个男的下体。一阵阵喧闹哗然过后，男无不神情激动，女同学趴在桌上默默地抹眼泪。

在青少年男性膨胀的自我中，常常掺杂着他们膨胀的生殖器。议论、指点、嘲弄女同学的贴身衣物、身形发育等等都让他们得以施行一种抽象的猥亵。

关于性方面侮辱语言的信手拈来，更像是一场由来已久的拔高自己，他们不必从哪里得知，便清楚大多女性不得不保持对于性话题的缄默以证明自己的品行，而他们在这个原本中立的性话题领域胡乱蹦跳，向其中加入厌女、暴力、侮辱等元素，愈发塑造女性的客体地位，愈发壮大自己充满阳刚之气的内心阳具。

只有一类女同学能勉强逃过蝗虫，她们家境好，学习好，性格好，又懂得慎独，不触犯蝗虫，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一个堪称完美的妇女，才堪堪逃过魔爪，并且她还要对被害的妇女同胞保持缄默。

怪不得慎独是属于君子的。

而险境、困境、泥沼是放在妇女脚下的。

在这一套无所不用其极的男权语境里，妇女总是要踩着妇女才能暂脱困境。

这也许正是男权等级制度的病毒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