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战后，我度过童年的那个村庄，就是个女人村，全都是女人。我不记得听到过男人的声音。我那时日复一日就是这样度过：听妇女们翻来覆去地说战争，天天以泪洗面。她们也唱歌，但唱得像哭一样。 她们这一生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只有在四十多年后，才小心翼翼地对我敞开了内心世界，还生怕伤害它：“战后我马上就结婚了，躲在了丈夫的身后，躲在琐碎的生活和婴儿的尿布中。我心甘情愿地躲起来。我妈也求我：‘别说话，别出声！不要承认自己当过兵啊。’我对祖国履行了我的责任，可我却因为自己打过仗而忧伤，为我所知道我的一切而难过……你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我都不忍心对你说……” 女人是带来生命的，是奉献人生的。她们长久地在自己身上孕育着生命，又把这些生命抚养成人。所以我很明白，杀人，对于女人来说，是更加艰难的。 剪掉长辫子，留下短发髻；一百多人投入了战斗，返回营地的只有七八个人；煮好的一锅热粥和热汤，已经没有人吃了；或者，战争之后不敢走进商店，生怕看到那一排排悬挂的红肉……即使是红色印花布也让人胆战心惊……“哦，我的好姑娘，你看看，四十多年过去了，在我家里你还是不会找到任何红色的东西，战争过后我甚至对红色花朵都憎恨！”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和奥克萨娜是朋友，她来自乌克兰。我是从她那儿第一次听说乌克兰大饥荒的，恐怖啊，连蛤蟆或老鼠都找不到，全部被吃光了。她那个村子，死了一半人，她所有的亲人都死了，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只有她活了下来，因为她当晚偷了集体农庄的马粪吃。那可不是人能吃的，但她吃了：‘热的不能放进嘴里，要冷的才行。冻起来的更好，闻起来就像干草一样。’”我对她说：“奥克萨娜，斯大林同志在战斗。他在消灭害虫，但害虫太多了。”“不，”她回答说，“你真傻。我爸爸是历史老师，他告诉我：总有一天，斯大林要为他所做的一切负责……”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想：奥克萨娜会不会突然间被发现是敌人，是德国间谍？我该怎么办？两天之后，她在战斗中牺牲了。她已经没有任何亲人，死亡通知书无人可寄…… 参加过战争的人们回忆说，只需要三天时间，一个平民就可以变成军人。为什么三天就足够？莫非这中间也有奥秘？其实很容易解释：任何人在战争中都会变得更加莫名其妙，更加不可思议。 那是一个夜晚，在刻赤海峡，我们在驳船上遭到四面打击。船头燃起大火……烈焰沿着甲板扑过来，弹药被点燃炸开了……爆炸的能量威力无边，驳船顿时向右倾斜，并开始下沉。这里距离岸边不太远，我们都知道附近就是陆地，水兵们纷纷跳入海中。这时从岸上射来一串机枪子弹，水中是一片惨叫、哀号、呻吟和咒骂声……我的水性好，心想至少能救上来一个战友，哪怕是个伤员……但这是在水中，不是在陆地上，我身边一个伤兵随即死了，沉到了水下……我又听到附近有什么人浮出了水面，马上又要沉入水底。从水面到水下的一瞬间，我抓住了他……感觉冰冷冷、滑溜溜的……我断定这是个伤员，他的衣服肯定被爆炸撕碎了。因为我自己也几乎赤身裸体，只剩下了内衣……当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是一片哀号声。他妈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家伙拖到了海边……就在这一刻，火炮划破了天空，我突然发现自己拖着的是一条受伤的大鱼。那么大的一条鱼，有一个人那么高。是一条白鲸……它快死了……我躺倒在它旁边，破口大骂了一通，又因为气恼而大哭了一通……为所有人的苦难而难过…… 有人出卖了我们……德国人知道游击队营地在哪里。他们包围了森林，从四面八方逼近我们。我们藏身于野外丛林深处，沼泽地救了我们，讨伐者没法进来。深深的泥淖死死地拖住了敌人的装备和人员。可是，几天还行，一连几星期，我们就实在吃不消了。我们游击队有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她不久前刚生了孩子。那孩子饿坏了……不停地要奶吃，但妈妈也饥肠辘辘，哪有奶水啊，孩子就不住地哭。可是围剿者就在附近……他们带着狼狗……如果被狼狗听到，我们就全都完了。整个游击队有三十条人命……您明白吗？游击队长只好做出一个决定……谁都下不了决心去向那位母亲传达命令，但她自己猜到了。她用布把孩子包起来，浸入水中，一动不动地坚持了很久……孩子不再哭了，没有一丝动静了……可我们谁都不敢抬起眼睛，既不敢看那位母亲，也不敢互相看一眼…… 在战争中，我不记得曾经看到过猫儿或狗儿，只记得看到过老鼠。好大的老鼠啊……黄蓝色的眼睛，多的不得了。那一次，我伤好之后，从医院被送回到部队，我的部队坚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战壕中。指挥员下令：“把她领到女兵掩蔽洞去。”我走进掩蔽洞，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那里空空如也。一张松树枝编织的空床，这就是全部了。事先也没有人告诉过我……我把背包留在防空洞，之后就跑了出去，半小时后等我再回来时，发现背包不见了，一丝不留，梳子、铅笔这些东西，瞬间就被老鼠统统吞噬掉了……第二天早上，我又看到了一批重伤员被老鼠啃伤的手臂…… 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死人啊，就连马匹都不再害怕了，而马匹通常是害怕死人的，马从来不愿意走向一个死人。我们只为自己人收尸，德国人的尸体就任其四处散落。那天气冷得可滴水成冰……当时我是个司机，运送成箱成箱的炮弹，我都听到了车轮压在他们头骨上的声音…… “有个犯人告诉过我……他们当年从劳改营逃出来时，会专门带走一个年轻的……因为人肉可以吃……这样大家都有得救……” 那是在1941年……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政治指导员卢宁和我们在一起……他宣读了一项命令，苏军战士决不能向敌人投降。用斯大林同志的话说，我军绝没有俘虏，有的只是叛徒。听完命令，同志们全都掏出了枪……指导员又下令说：“不许这样，孩子们，你们要活下去，你们还年轻。”结果他自己开枪自杀了……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我手指一勾，他就倒下了。结果您知道怎样？我一个劲儿地哆嗦，浑身发抖，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我哭了，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我，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却把他打死了。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反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大概是在乌克兰。到达那里时，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炭，剩下房基……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从那儿以后，不管杀死多少敌人，我都无动于衷了，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有件事他十分疑惑：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他说，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那么准确。“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道，“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我补充了大量士兵，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我不能指给您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莎·施利亚霍娃，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使她遭殃的，是一条红围巾。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结果暴露了伪装。 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眼睛酸痛流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受极了。春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整天就泡在水里。你就好像是在游水，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天刚破晓，我们就得出发，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在那里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的讲话和笑声。 至今我还记得尸体的味道，和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态。想起我们从德国返回家园时，在途中的列车上，不知谁的旅行袋里蹿出一只老鼠，我们全车厢的姑娘们一下子都乱了套，睡上铺的人从高处倒栽下来，吱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惊讶地说：“你们个个都得过战斗勋章，居然还会怕耗子。” 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灵魂也是受伤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脚都没关系，哪怕整个身子都受了伤也无所谓。但伤了心灵，那就伤害大了。我们离家从军时，还十分年轻幼稚，都是些黄毛丫头。我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妈妈在家里给我量过身高……我在战争中长高了十厘米…… 听到命令全体列队……我们马上按照个头高低排列站好，我是最矮的一个。连长走过来，扫视了一遍，朝着我走过来：“这是哪儿来的拇指姑娘啊？你在这儿会做什么呢？要不，先回到妈妈身边去，再长长个头吧？”可是我已经没有妈妈了……妈妈在轰炸中死掉了……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我打到了华沙……大家都像是散兵游勇了。用我们的话说，步兵是战争中的无产阶级。我们简直就是爬行前进……不要再多问我了……我真不喜欢战争书籍，不喜欢看英雄书籍……实际上我们都疾病缠身，咳嗽不断，睡眠不够，肮脏不堪，衣衫褴褛。饿肚子更是家常便饭……但是，我们胜利了！ 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就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只有深夜才能让我想起以前的那种安宁的生活。 那是我人生中看到的第一个死者……我低头站在他旁边哭……痛苦不已……就在这时有伤员喊叫起来：“快来给我包扎腿啊！”他的一条腿在裤子上摇晃着，已经被炸断了。我撕下他的裤子。“把我的腿给我，放在我旁边！”我就那样做了。他们只要还有意识，就绝不丢下他们的手臂或腿脚。他们要回自己的断肢，就是死了，也要埋葬在一起。 一个年轻漂亮又风趣幽默的小伙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来以为所有牺牲的人都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没有任何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一枪命中了太阳穴，血也流得不多。这样一个人现在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脸色是苍白的。 有一次，在新兵当中发现一个教徒，当他祈祷时，士兵们都嘲笑他：“怎么样，上帝给了你什么帮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要容忍这一切发生呢？”那个士兵，他就是不要开枪。他拒绝说：“我不能啊，我不能杀生！”其他人都同意杀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时代？那是什么时代啊……可怕的时代……就因为信教……他被送交军法审判，两天之后就被枪决了……造孽啊！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轻轻地抱着，不能被那个截肢的伤员听到，又像抱个孩子，像照顾婴儿那样小心翼翼……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药还起作用的伤员，要么是在呻吟，要么就在叫骂，俄语中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尽了。我身上总是溅着血迹……像点点樱桃一样……不过是黑色的…… 那天黎明，我军的快艇出海了，有几十艘快艇……我们很快就听到战斗打响了，我们侧耳倾听，等待结果……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度打到距离城市很近的地方，最后炮声渐渐停止了。天黑之前，我走到岸边：看到在通往入海口的水道上漂浮着很多水兵无檐帽，一个接一个。海军帽和大片的红色血迹随波漂流……还有快艇的碎片……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漂走为止。开始我还在数有多少顶水兵帽，后来不能数了。而我既不能离开，也不忍看下去。那个入海水道，就是我们战友的合葬墓…… 截掉胳膊或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一看见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股咸津津的味儿来…… 德国人是不把女兵留作战俘的……抓住立即枪毙。或者把她们拉到集合起来的德国士兵面前，展示说：瞧瞧，这些都不是女人，而是怪物。我们始终都要为自己准备两颗子弹，必须两颗，是为了防止第一颗是哑弹。我们有一个护士被俘了……一天之后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随处可见散落着死马、摩托车、装甲运兵车。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 在谢夫斯克城下，德国人每天要向我们攻击七八次。这一天我又救下了不少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当我向最后一名伤员爬去时，他的一条胳膊完全被打烂了，像是几片肉挂在那里，静脉血管都断了……全身是血……必须赶紧截去胳膊并包扎好，否则就无法抢救了。可我既没有刀子也没有剪子，挎在腰上的急救包晃来晃去，里面的器械早已掉光了。怎么办？于是，我硬是用牙齿把伤员的烂胳膊啃了下来，然后马上包扎……我做着包扎，那伤员还在催促：“护士，快点呀，我还要打仗呢……”他还是个急性子…… 我从战场上回来，大病了一场。时间很长，转了好多家医院，最后遇见一位老教授，治好了我的病……他更多的是用语言而不是药物治疗，解释病情给我听。他说，如果我是十八九岁上前线，体质可能还强一些。可我参军时只有十六岁，这么小的年龄，身子当然伤得厉害。“用药，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他对我说，“能治一治病。但是，如果您想彻底恢复健康，想生活下去，那么我唯一的劝告是：应该嫁人，尽量多生孩子。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您。每生一次孩子，就会得到一次脱胎换骨……”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刚二十岁。我觉得自己非常疲劳。心理也比同龄人大得多，简直是个老太太了。女友们都在跳舞、开心，而我却做不到。我已经用老人的目光来看待生活了，好像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老太太！不少年轻小伙子还来追求我，毛头小子们。可是他们看不到我的心灵，我的内心已经不一样了。在医院又怎么样？在我们手术室的屏风后面有一个大洗衣盆，我们把截肢下来的胳膊和腿都扔在里面……有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大尉，是来送自己的伤员战友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了手术室，又看到了这个大洗衣盆，结果……他竟然晕了过去。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我本来完全应该稍微等一等：再过四个月我就满十七岁了。就算没有十八岁，至少有了十七岁，那就谁也不能把我赶回家了！在区委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他们指出我的年龄问题时，我就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且宣布绝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兵役委员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兵役委员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凑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我通过了。 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有整整一年时间要排雷，从田野到湖泊和河流。在战争中，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主要任务是渡过去，准时到达目的地。而现在，我们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想活下去的事情了……对于工兵来说，战争的结束是在战后又过了好几年才实现的，他们比任何人作战时间都要长。胜利之后还要继续等着炸弹爆炸，这是怎样的感觉？仍旧不能摆脱提心吊胆的那一刻……我们不愿意！胜利后的死亡，才是最可怕的死亡，那是第二次死亡。 战场上的爱情，没有今天和明天之说，它只发生在今天。谁都知道只能爱在此刻，因为一分钟之后，要么是你，要么是那个人，都可能不在了。在战争中一切都发生得飞快：无论是生存，还是死去。 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整个战争期间都是这样。夜里只要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村子，那儿正在安葬一位老人，他是夜晚耕地播种粮食时被打死的，死的时候种子还紧紧攥在手里，掰都掰不开。他们对粮食永远不放手…… 苏联军官绝不能做俘虏，我们的军人不能被俘虏，谁被俘谁就是叛徒，斯大林同志就是这样说的，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因为儿子被俘虏了。可是我的丈夫，我的老公被俘了……他是从战俘营逃脱出来的，逃进森林参加了乌克兰游击队。乌克兰解放时，他又申请上前线。他在捷克迎接了胜利日，上级给他颁发了奖章……我和儿子等了四年才把他从战场上等回来，但是胜利过后又经过七年，他才从劳改营回来。我们一共等待了十一年，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在任何调查问卷中都有这样的问题：您的丈夫在哪儿？谁是你的父亲？亲属中是否有人曾经被俘？我如实写出之后，他们甚至不接受我到学校去做清洁工，连我去拖地板都不被信任。我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人民敌人的妻子、叛徒的老婆，我这一辈子都完了……战前我是一名教师，从师范学院毕业，战后我却为建筑工地拉砖头。那个时候，我经常夜间独自一人，躺在那里自言自语，好像在对什么人讲述我的生活遭遇，多少个夜晚，讲了又讲。可是一到白天，我就沉默不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