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爱人/莎士比亚的妹妹
很多年前读《江城》，曾经被这样一段话打动：
诗歌好像从来没有令他们感到厌倦或沮丧。唯一的障碍是语言、生词和古词。因为这些障碍，他们养成了绝好的耐心。我们把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仔仔细细地复习了一遍，及至最后，将它升华到了诗歌的不朽性这一高度。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位女子会永远活着吗？几个学生摇了摇头——毕竟那是四百多年前的诗了——但其他学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我问他们，那名女子生活在什么地方。
“英国，”阿姆斯特朗回答道，他回答我问题的次数最多。
“那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大约在公元1600年。”
“想想吧，”我说道，“四个世纪前，莎士比亚爱上了一位女子，并为她写了一首诗。他说要让她的美貌永存——这是他的承诺。现在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就在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有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也没人见过莎士比亚四百多年前爱过的那名女子。可就在这一刻，你们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她。”
教室里一片静默。通常，涪陵充斥着车船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喧闹声，可在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在这一刻的静默里，既有崇敬，也有惊叹，我与他们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经把这首诗朗读了无数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这些学生面前，聆听着他们思考这十四行诗的奇妙时的静默，才真正地听到了它。
后来有一年，我在上课的时候和学生们讲到了这段话。我已经忘记当时是什么语境了。那学期的课程结束时，我刚好辞职。最后一节课和学生们告别，有个学生的留言里写了这样一段：
写这段话的同学当时大一，现在已经快要毕业了。她应该已经忘记给我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却会一直记得。
今天看到《人物》发的《再见刘小样》，看到这个故事，这个跨越了二十年的三个女人的生命叙事再次有了新的剧情，我好感动。我能感觉到安小庆每次写的时候都满怀深情，不然不会有《平原上的娜拉》，也不会有今天这篇。而这些又和2002年张越的采访、刘小样的讲述紧密相连。为什么会被打动，当然是她们本身，故事中每个女性本身对于生命的追求和超越有关。
在这篇文章最后她写到：
面对摄像机，张越坐在核桃树下，讲述另一个女性生命中的那次重要出走。这个女性是作家伍尔夫在讲座中虚构的一个人物，她是想象中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她拥有和哥哥一样的禀赋，但同样出走的两人，却走向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伍尔夫向大学的女生们讲述了这个虚构的妹妹的故事。而这也是张越新节目的名字的由来。
一百多年前，当讲述完虚构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后，伍尔夫曾告诉讲坛下的大学女生们：
「你们不要去莎士比亚的传记中去寻找她，她很年轻就去世了。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过一个字、被埋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她活在你我的心中，也活在今晚不在场的其他女性——因为她们在洗碗、哄孩子入睡——的心中。然而，她依然活着，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去，她们一直都在，只要有机会，她们便会亲身降临与我们同行。」
而「重生」的前提是，「当我们都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和写出自己真实想法的勇气……当我们可以直面事物本身，观察天空、树木和一切……当我们的关系不再局限于男女之间，而是与真实的世界相连，那么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逝去的诗人，将激活她沉睡已久的躯体，重获新生。」
在伍尔夫讲述完这个故事的一百年后，在张越接力复述完这个故事的下午，小样也坐到了树下看书。阳光透过核桃树的巨大树冠，罩在她和她的四周。我看到无数的「她」，无数的过去历史和现实当下的「妹妹」，在那一刻重生。
这是文学还是生命的力量呢，我们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在这样叙述的过程中被感动。何伟、何伟的学生、刘小样、张越和安小庆、我和我的学生，很多很多读者。我知道这种打动根本不在于莎士比亚的爱人或者妹妹是否真的存在。是不是对时间的超越呢，是“唯有文字可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我们在不同的时刻，出现在同样的故事里，共同感受到了某种震动，将我们的生命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