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暴力

这篇文章是用来还债的。

去年学期初始，跨专业来到社科领域的我穿梭在课堂，被殖民、权力、暴力、发展、现代性等词冲击得头昏脑涨。几次崩溃后，我在日记本留下这么一段话：“关于人类学我暂时没什么想说的，或者说，还在组织和整理我想表达的东西。因为，意料之中地，我没能想到在最初的最初驱动我来到这里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无论是作为人类学家还是带着人类学思维的普通人，到底该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彼时的我尚没有头绪，幸运的是，经过一年的学习与沙龙，我似乎找到了一丝丝可能的行为方向。答案无非两个听来简单、做来困难的事：发展共情能力，建立良好关系。之所以说它困难，是因为揭开词语的表象后，隐藏其下的是一个极为宏大且乌托邦式的理想：对世界上的极端暴行做出解释，甚至，尽可能消灭暴力和不平等。

先从暴力开始说起。

2019年起，由于对世界及人性的失望，我集中阅读过一系列西方知识体系下关于“恶”与“暴力”的著作。依时代发展，西方哲学对人性之恶的探讨经历了几番转折。古希腊哲学倾向于从道德与形而上学视角，将恶视为无知或“缺乏德行”。基督教兴起后，中世纪思想家则围绕神学框架对恶进行阐释，认为人之所以为恶，是人次于“全知、全能、全善”的神的一大特征。再到启蒙时代，哲学家们赋予人更多的能动性与尊严，主张“人性”并非来自于神，而是其自发选择行善、抑或从恶的能力。然而，这些观念并未真正赋予“恶”一个切实可触摸的、可供解释的躯壳，而是启发了黑格尔、谢林、尼采等人的自由理论，将论述重心引向同“恶”一样难以捉摸的“自由”概念。直至近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与现代化发展又将讨论转向社会学与政治哲学视角，聚焦恶与权力运作、制度化结构以及技术理性的复杂关系。

在一番自发莽撞的、并不系统全面的探索后，我一度丧失了继续求解的勇气与动力。原因很简单：“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到头来，恶仍是超验的，永恒的， 不可灭的。即便思想家们已经付诸全力、用尽人道之心去剖析其根源，恶行暴行仍持续地发生，更遑论提出一个可供实践的降低伤害的方案了。因而，在一次关于恶与暴力的讲座上，当被问及“你们为何而来、想要知道什么”时，我毫无发言和寻解的欲望。

奇怪的是，当同时被问及“你相信人性吗？”、“人性本恶还是人性本善？”，我的第一反应仍是：我坚信有一种普遍的“人性”存在，但同时，它不该被用善恶等后天的道德标尺加以评判。

审度自身，这样关于人性的笃信似乎不能简单归结于知识背景，它更多地来源于我作为“人”这一存在本身的微妙心理体验。直白点说，我对人先天地拥有某种能力抱有天然的信任——但这信任的成分十分复杂，在对人性之善的笃信中，可能同时包含对某种人类大灾难即将、且必将到来的笃信。

那时候我尚不清楚支撑这种笃信的东西是什么，只是冥冥将它与阿伦特所谓的“共同世界”、“公共领域”相连接，觉得人与人共在之处必然存在某种惺惺相惜的温情与归属，而这种由公共空间的交互而产生的、天鹅绒一般依托着整具身心在社会上生存的安全感，正是人性的本质。直至一次线下沙龙谈到《恶的科学》时，那种莫名又模糊的笃信之物才有了清晰名字：共情能力（empathy）。

与先前对让人性之恶的论述途径不同，《恶的科学》试图拉开形而上学的迷障，从心理学与神经学的“科学”角度来讨论暴行的发生依据。西蒙·巴伦-科恩认为：“共情腐蚀”是暴力产生的根源。正如书中所言，当“恶”不再被用“恶”的概念进行解释，而是把“恶”与“共情腐蚀”画上等号，问题似乎就有了转机（这是一个非常tricky的方法论：若想真正明白一个概念/话语，就必须跳出那个概念/话语）。

所谓“共情腐蚀”即是一种同理心的缺失，是人不再将ta者当做人，而是当做没有主观情感的物品来看待（虽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解释我也并非完全认同，共情理应涵盖人与非人）。它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源自先天或后天的生物性缺陷（e.g. 体内掌管共情机制的多巴胺分泌的失调，大脑“共情回路”上神经元的缺失），也包含社会与环境因素（e.g. 现代社会目标驱动的企业发展模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员工的多巴胺分泌状况；战争、集zhong营等非人环境也是压抑共情机制的一大缘由）。“共情力”的衡量有其光谱，每一个人都在正态分布的“共情光谱”中找得到位置，且这个位置并非固定。极端情况下，任何人都可能变为“零度共情”的恶魔。

但，恶俗又有力地说，爱是恶的天敌。讲座上心理学讲师提到， 正向共情的几乎唯一的大前提是，这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是有感受过被爱的。一个人如何运用暴力伤害ta人，就代表ta如何被同等程度地伤害过，并“习得”了这种施暴方式。而只要ta哪怕只有一次被爱，拥有一段积极健康的“关系”，就可以通过学习与模仿，在正向的共情机制里找到转换自身暴力冲动的锚点。

“关系”与“共情”是过去一年几乎被每一个教授都挂在嘴边的词：政治人类学结课时一再强调同理心之于世界公正的重要性；性别与亲属课堂的其中一周专题便是关系的能动作用，包含女性如何运用关系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以及人与非人的关系研究如何成为促进世界平等的另类途径；必修课上，Michael和Mathijas更是接连从本体论、视角主义、行动者网络等等说明同理心与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也许是人类学背景作祟，我对“共情”与“关系”一直有着天然的亲近与笃信。我之所以愿意拥抱人性的复杂、理解零共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是因为相信除去先天的零度共情者，共情之潜能是每一个人生来的禀赋。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避免自身行恶需要一系列长期自觉且勤勉的能力培养。它既包含自我的觉察和教育，更需要所有ta者、公共制度、社会环境、甚至非人的参与合力。在有了共情之重要性的基础认知后，它达到某种程度算作合理，达到何种程度又算过犹不及，又是另一层面应该深究的问题。

此外，暴力与零共情直指的一大现象是，人类社会内化的不平等结构正在极度抑制人的共情力，并加剧暴力的生成。

发展人类学的最后一节seminar上，Katy将批判了一学期的“发展”概念引向“反发展”，引导课堂讨论重回第一节课上提到的问题：什么是好的世界？什么是好的发展？

我们大可以侃侃而谈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例如，好的发展是更加全面多元的发展，除去经济增长等物质因素之外，还应该将公民的幸福、教育、平等、健康等非物质因素纳入评判指标。抑或说，我们应该去殖民化发展话语，反思自身的发展途径是否因为潜在的殖民而丧失了想象力。然而，这些大而宽泛的论调都不如一个可以真切落到实处的脚步：我们首先应该不断重新审视，重新反思现有的知识体系以及权力结构。

举一个实例。世界范围的发展项目（特别是针对所谓“第三世界”的所谓“扶助项目”）被人类学家强烈批判的理念之一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一开始并未发现这一解决之道隐含何种不平等的骇人因素，然而人类学研究却提醒我，这种论述隐含了一种潜在预设：它基于生产主义前提，认为贫困是生产不足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培训更多的人参与生产性劳动。但是，全球渔获量的充足显示出问题不在于生产不足，而在于分配不均。这表明改善最贫困者的处境本质上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不是生产问题。多少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的剥削正是来源于此：打着“帮助贫困国家培养生产人才提升生产技术”的名号，行“将饥饿之人强行带入生产世界实现资本循环”的殖民之实。而消除剥削和暴力的第一步，或者说解决不平等的第一步，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系统之外的人拉入不平等结构的复制怪圈。

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物质资源的分配上，还包括地位、名望与权力的分化。手持特权的上位者通过规则削弱协商与理解，压制共识的形成，使制度逐渐失去对人性的关注，进而腐蚀现代人的共情能力。在这种官僚化的体系中，程序凌驾于关系之上，冷漠的结构性暴力随之生成，不平等因此不断被权力复制和强化。

再次回到讲座。讲座上老师列举了一句“经典名言”：权力导致脑can。这乍一听是暴论，从神经学角度来说却是真实的，因为多巴胺的分泌会影响“人性”。多巴胺分泌就像一个两极光谱，一边是“共情机制”，一边是“目标驱动”，而越是处于沉浸专注、自我聚焦的目标驱动状态，越难以体察到周边的环境和人。这便是现代发展中以KPI为核心的绩效评估体系，以及随之带来的一系列决策制度、交互模式、生活环境的改变，正在逐步腐蚀人的共情能力、将人非人化的原因。

讲座后，我与好友笑称：“人类学真是一门好学科，是不是只要每个人都拥有人类学家一样的同理心和建立正向关系的能力，世界就能大同了。”这当然是句极其偏颇的玩笑话。但至少目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会成为我避免自己沦为施暴者的行为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