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南斯拉夫：一个国家的死亡》——第六章

6.“克罗地亚步枪扛在克罗地亚肩膀上”，1989-1990年 克罗地亚的觉醒

克罗地亚默默地看着米洛舍维奇的崛起。二十多年前，1971年铁托镇压了一场由克罗地亚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克罗地亚之春（Maspok），在此之后这个西部共和国——南斯拉夫第二大共和国——就一直被称为沉默共和国。【1】领导这场运动的党的领导人被清洗；事实上，任何与之有牵连的人都被解职或监禁。克罗地亚文化组织克罗地亚之母（Matica Hrvatska）提出的民族主义纲领重新激起了对塞族人的经济和历史纠葛的不满，它成为异议人士的主要焦点，随后被解散了。20年后，许多在克罗地亚之春中被罢免的领导人将再次站出来参加该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首次多党选举。这次选举的获胜者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得到了旅居国外高度政治化的克罗地亚移民社团的支持而上台，这些移民团体中的许多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逃离南斯拉夫，并参与了1971年后掀起的第二波浪潮。长期以来，克罗地亚流亡者的铁杆核心一直被共产党描述为南斯拉夫的恶魔，二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指控犯有国际恐怖主义罪。在米洛舍维奇统治时期的敌对气氛中，HDZ是一场群众运动，它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关于实现克罗地亚千年建国梦想的投票。

自从克罗地亚之春被镇压以来，克罗地亚人一直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国家安全人员和军事情报人员审问了任何被怀疑与克罗地亚流亡者有联系的人，这些流亡者据说致力于复兴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对共产主义南斯拉夫来说，克罗地亚独立是一个禁忌的话题，相当于试图恢复克罗地亚乌斯塔斯独立国（NDH）。每一次逮捕都是一个警告，警惕的南斯拉夫不会容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任何表现。演唱民族主义歌曲或携带克罗地亚红白格棋盘标志萨霍夫尼卡（sahovnica）的人会被判入狱，萨霍夫尼卡曾是1941年亲纳粹的民族解放阵线的盾徽标志。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些“敌对活动”的标志中有多少是警察的“栽赃”。例如，拥有极端主义宣传品就可能会让某人入狱。如果乌斯塔斯的小册子是从德国寄来的，那就有足够的证据控告萨格勒布不幸的收信人，事实上，他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针对这种选择性的镇压，克罗地亚的国家精英培养了一种与南斯拉夫东部地区分离的感觉。在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思维模式中，塞尔维亚是共产主义国家，落后而贫穷，而克罗地亚是发达而现代的，属于文明的中欧，其文化遗产与奥匈帝国有几个世纪的联系。随着战线的划定，克罗地亚人会坚持他们不属于巴尔干半岛黑暗的拜占庭世界。他们抱怨说塞尔维亚人操控了局势，在媒体和安全部队中占了过多的比例。人们对天主教会的兴趣越来越大。对许多克罗地亚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身份的肯定——区别于他们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同胞——而不是一种信仰的表达。

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垮台时，克罗地亚压抑的怒火猛烈的席卷了整个西部共和国。【2】米洛舍维奇的崛起使那些要求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以摆脱塞尔维亚统治的人有了说服力；甚至对最倾向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也发出了警告，现在是进行紧急改革的时候了。

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在贝尔格莱德站稳脚跟并推动米洛舍维奇上台已经有几年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行为仍然保持低调，这表明（当年）镇压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是多么有效。塞族人的大规模游行和群众集会，充斥着塞族人的统治意象和象征标志，但直到1990年，克罗地亚人还是谨小慎微，偷偷摸摸的。在各个政治派别中，克罗地亚知识分子开始在咖啡馆里窃窃私语，并在城市公园里漫步，以躲避政府的注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讨论应该做什么。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前人民军将军兼历史学家弗兰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1989年2月28日，克罗地亚民主联盟（HDZ）举行了首次公开集会。【3】在晚间新闻中播出的一个简短的节目足以吸引HDZ的支持者。该党直到1989年12月才合法化，当时，在斯洛文尼亚的影响之下，克罗地亚共产党决定举行多党选举。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力量。保守的强硬派和改革者之间的宿怨使该党陷入瘫痪。自克罗地亚之春以来，加入克罗地亚统治精英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没有（或反对）民族主义。在米洛舍维奇处于巅峰的时期，克罗地亚党的领导层中有一部分人希望发表意见，而另一部分人则建议保持沉默，最初甚至支持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塞莱斯汀·萨德里奇（Celestin Sardelic）等改革者看到了米洛舍维奇的威胁，同时也确信共产党的角色需要改变。然而，内部纷争阻止了改革者开展有说服力的竞选活动。

在选举的预备阶段，图季曼给了愤怒的民众他们想要的：一剂强烈的民族主义，作为对来自东部（塞尔维亚）的狂热的解毒药。与米洛舍维奇不同，图季曼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但两位领导人的权力都建立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克罗地亚共产党主席伊维卡·拉丹把共产党的更名为民主变革党（Democratic Change Party），但还是败给了HDZ，他看到了贝尔格莱德在增强图季曼魅力方面的作用。

对克罗地亚独立的誓言也是图季曼的个人执念。他出生于1922年，很早就被提升为将军。多年后，他将自己的共产主义热情辩解为他年轻时为自由的克罗地亚而不是南斯拉夫而奋斗。

尽管有曾身为共产党的过去，图季曼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资历还是很不错的。铁托任命他为最高政治委员，1967年他因民族主义被开除。图季曼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表明他是克罗地亚之春的先锋。他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正值克罗地亚之春后的大清洗时期——入狱，并在80年代再次入狱。考虑到他的党内经历，图季曼在监狱里得到了比其他民族主义者更好的待遇。一名囚犯看到这位前将军在监狱享有的特权和隐私时感到愤愤不平：图季曼被安排住在相对舒适的监狱医务室里，每天都有热水供他刮胡子。脾气暴躁的图季曼不是一个普通的异见者。有传言说，伟大的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Miroslav Krleza）——克罗地亚知识分子中的怪才，曾与铁托斡旋，暂缓对图季曼的监禁。【4】

在监狱之外，这种优待更加珍贵。这将影响克罗地亚的未来。与南斯拉夫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图季曼获准持有护照。在20世纪80年代，他出国旅行，与克族流亡者建立联系，这最终有助于确保他作为克族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在所有的反对派竞争者中，图季曼控制着克罗地亚流亡者的钱袋子。据称，1990年4月的竞选活动花费了400万美元。

图季曼曾经是一个政治上的弃儿，多年来一直在等待命运的逆转。一方面，他可以指望那些冒着风险来到他位于萨格勒布山上高档托斯卡纳社区的宽敞家中的忠实信徒。尽管图季曼脸上挂着笑容扭曲，举止紧张，但他表现得像一个相信自己神圣命运的人。他的风度部分来自他的军队背景，但也来自他个人坚定的信念，即他有统治的使命。

图季曼因民族主义罪而失势——他最错误的信念之一是，他认为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大夸大了塞族受害者的人数。他声称在贾塞诺瓦茨的乌斯塔沙集中营中被杀害的60万塞族、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官方数字是夸大了十倍多，军方对此感到愤怒。然而，图季曼坚持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全国的实际死亡人数接近6万人。关于有多少塞族人死于乌斯塔沙敢死队之手以及乌斯塔沙领导人安特·帕維里奇（Ante Pavelić）的集中营的争论从未得到解决，也可能永远不会得到解决。【6】通过这场公开争论，图季曼获得了即使是最激进的海外流亡者的支持——这也是他为自己过去作为游击队员的历史做出的自我忏悔。

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铁托有好感。事实上，后来作为一个有权势的总统，他会因为努力模仿那位温文尔雅的南斯拉夫独裁者而受到嘲笑。1969年，图季曼在他的《伟大的思想与小国家》一书中写道，南斯拉夫的和平与独立进程可以归功于铁托，他是“新国家和当代世界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7】

几十年来，克罗地亚侨民在南斯拉夫媒体上被描绘成一种身穿制服、手段高强的潜伏恶魔，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塞族人，然后在全世界播下恐怖主义的种子。图季曼说：“所有克罗地亚侨民都被共产党当局打上法西斯主义的烙印，尽管他们生活在民主的美国、加拿大或瑞典。”事实上，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非常重视这些出自克罗地亚或者其他地方的政治侨民，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单位，要在海外清除他们。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泽利科·拉兹纳托维奇（Zeljko Raznatovic）的特工，化名阿坎（Arkan），他后来在1991年的战争中声名狼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一些前乌斯塔沙设法逃走了。事实上，这些流亡者的政治立场涵盖了广泛的范围。图季曼早就预见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他知道克罗地亚侨民将是HDZ胜利的关键。克罗地亚前内政部长兼HDZ副主席约西普·博尔科瓦茨（Josip Boljkovac）安排这些流亡者通过政府关系获得南斯拉夫签证。

1990年2月24日，图季曼邀请这些侨民到萨格勒布参加HDZ大会，做出了他所说的最重要的政治决定，甚至可以与他后来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新生国家担任总统时所采取的措施相比。

直到2500名代表挤进萨格勒布的利辛斯基音乐厅，HDZ领导人才知道他们不会被逮捕。那时，HDZ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现象，拥有20万成员。图季曼告诉情绪激动的人群，他将为克罗地亚的自决和主权权利而奋斗。

他的演讲立即被人民军和塞族人，特别是克罗地亚农村地区的塞族人所关注。克罗地亚欢迎被指控的战犯归来，并允许图季曼发言，塞族人声称他们的未来并不安全。HDZ声称，图季曼并没有恢复乌斯塔沙的暴力，而是将其好的部分抽取出来，这就是当年它要通过克罗地亚独立国（NDH）实现克罗地亚的国家地位。但是，当图季曼说：“谢天谢地，我的妻子不是犹太人或塞尔维亚人”时，强烈的情绪加剧了。

除了可以预料的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攻击之外，图季曼还明确表示，他完全无视波黑共和国，称这个南斯拉夫中部共和国是“克罗地亚民族的民族国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认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伊斯兰化的克罗地亚人，而塞尔维亚人则声称这些人是正统的塞尔维亚人。后来，作为总统的图季曼在会见美国大使沃伦·齐默尔曼时，对伊泽特贝戈维奇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谴责这些人是“危险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想利用波斯尼亚作为向欧洲传播伊斯兰教的跳板。尽管他的助手试图平息他的愤怒，但图季曼失控了，他说波斯尼亚应该被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瓜分。

来自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及其在该国的亲属是支持图季曼的重要支柱。作为经济和政治支持的回报，他对这个小集团感恩戴德。他们公开主张吞并波黑南部的黑塞哥维那。当时，极端分子企图将克罗地亚的领土扩展到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城镇泽蒙(Zemun)，这一野心甚至成了人们的笑料。一个笑话说，HDZ代表“Hrvatska do Zemuna”，意思是“克罗地亚一直到泽蒙“。黑塞哥维那游说者最终将与本土的克族人发生冲突，因为本土克族人不具有这些亲戚的扩张主义动机。

在为期两天的大会上，一位接一位的发言人宣称克罗地亚有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并有权与其他国家自由结成联盟，这些发言内容就成为了HDZ的选举纲领。为了促进克罗地亚的精神复兴，HDZ承诺，将纠正人们所认为的历史性不平衡，例如纠正塞族人在警察和媒体中的过多比例，塞族人占克罗地亚470万人口的13%。极端主义HDZ领导人西蒙·乔丹宣称：“除非克罗地亚的步枪扛在克罗地亚肩上，克罗地亚的钱装在克罗地亚口袋里，否则克罗地亚不会有任何进步，”【9】后来他短暂担任国防部长。

大会在强烈的情感和民族主义气氛中举行，观众挥舞着印有萨霍夫尼卡的旗帜。克罗地亚不再因冷漠或害怕因民族主义或反共言论而被监禁而沉默。这场运动已经跨过了转折点，后来成为波斯尼亚克族民兵指挥官的戏剧导演斯洛博丹·普拉贾克（Slobodan Praljak）描述了HDZ是如何度过脆弱的幼年阶段的：

克罗地亚的沉默被打破了。

如果说克罗地亚朝着自由选举的方向飞奔，那么斯洛文尼亚就是在漫步。在这个西北共和国，这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游戏，在那里，官方为期五个月的竞选实际上早已开始。准政治利益集团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存在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足够有远见，他们自己发起了民主改革，而不是等待公众压力来建立。

1989年9月，改革派共产党主席米兰·库昌领导了通过宪法修正案的运动，这为选举和斯洛文尼亚主权奠定了基础。12月，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联盟更名，保留其首字母以纪念过去，同时强调该党的转型：民主改革党（ZSK）。它的信息，以欢快多彩的儿童风格的形状提出：“欧洲-现在！”改革后的共产党和反对党都持有库昌所说的“斯洛文尼亚观点”，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各政党之间的主要争论点是南斯拉夫内部的改革前景。尽管存在激烈的政治分歧，改革后的共产党认为有可能将南斯拉夫转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竞选活动围绕着斯洛文尼亚在南斯拉夫的作用问题展开。这个最发达的现代化共和国是否应该继续属于南斯拉夫联邦？由七党组成的反对党联盟（DEMOS）在竞选中承诺举行独立公投。

选举是一个复杂的三轮比例系统，这使各政党在议会中有了大量代表。斯洛文尼亚是六个共和国中的第一个自由选举的国家。它是成功和积极的民主变革的证明。在第二轮投票中，库昌击败了DEMOS总统候选人约瑟·普奇尼克（Joze Pucnik）。约瑟·普奇尼克是20世纪50年代曾是一名政治犯，他离开斯洛文尼亚成为一名西德外籍劳工，后来在西德成为一名学者。

库昌对米洛舍维奇的反抗有了回报，他成为了斯洛文尼亚的第一任总统——为了代表所有斯洛文尼亚人，他很快放弃了自己的党籍。DEMOS赢得了55%的选票，改革后的共产党赢得了17%的选票。这次胜利导致了政治选择的混乱，因为DEMOS包括保守派基督教民主党和绿党等不同的政党。基督教民主党成为了最强大的政党，尽管他们实际上赢得的选票少于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前社会主义青年团），自由民主党的杂志Mladina曾领导对人民军的攻击。

在选举的预备阶段，一半克族血统，一半塞族血统的联邦国防部长卡迪耶维奇将军几次访问了辖区涵盖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第五军地区。这些访问加剧了这样的猜测：如果该国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违背了军方的意愿，人民军就会发动袭击。4月7日，斯洛文尼亚大选前夕，卡迪耶维奇前往卢布尔雅那。他公开威胁要报复任何质疑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政党：

在斯洛文尼亚，库昌思考着他应该如何认真对待军队的威胁：

人民军对它所谓危险的HDZ的威胁只会提高图季曼的支持率。卡迪耶维奇的好友、前国防部长布兰科·马穆拉上将敦促克罗地亚共产党利用其在议会的多数席位来禁止HDZ，他说，根据禁止极端主义政党的选举法，这是可能的。

马穆拉告诉伊维察·拉昌，自HDZ大会以来，克罗地亚的塞族人一直害怕再次发生种族灭绝——害怕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试图说服拉昌——克罗地亚人必须为塞族人辩护。人民军极为关注最近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国外流亡者的回归，其中一些人是军队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和应对的。他敦促拉昌阻止那些在萨格勒布机场领取护照的流亡者。

面对人民军的压力和威胁，拉昌回应说，南斯拉夫军方应该为允许米洛舍维奇走到如此地步负责。拉昌告诉卡迪耶维奇：

人民军明确表示蔑视克罗地亚共产党的软弱领导，后者没有机会向HDZ发起挑战。在一次特别严厉的恐吓克罗地亚领导人的企图中，卡迪耶维奇在十名将军的陪同下出现了。克罗地亚的人民军领导人马丁·斯佩格尔（Martin Spegelj）将军后来回忆说，卡迪耶维奇的愤怒让他大吃一惊：

与斯洛文尼亚一样，联邦政治和军事机构试图恐吓选民远离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努力在克罗地亚也失败了。在两轮投票中，图季曼的HDZ赢得了议会356个席位中的205个。改组后的共产党获得73个席位，其余席位分配给中间派民族谅解联盟、塞尔维亚民主党（SDS）和六个较小的政党。

事实上，实际情况并没有看上去的选举的胜利那么令人瞩目。HDZ获得120万票，改革后的共产党也获得99.4万票。但是克罗地亚采用的英国式“赢者通吃”的单一选区选举制度让图季曼所在的政党在新议会中获得了绝对多数席位，尽管它在全国赢得的选票还不到一半。小党派被淘汰，这种选举体制对群众运动有利，比如在全国组织良好的HDZ。图季曼的选举口号——我们的命运将自己决定！——打动了选民。

而在共产党平淡无奇的竞选活动中，一切似乎都事与愿违。一张灾难性的海报上有一张伊维察·拉昌的巨幅照片，他的胸前写着一个透着倒霉的“不”，这也许是他对贝尔格莱德反抗的“不”，但更像是警告不要投票给拉昌。党名的改变以及拉昌引导克罗地亚走向多党制的事实（尽管是断断续续的），并没有让克罗地亚人相信，改革后的共产党如果当选，会为他们的国家利益而战。

在HDZ获胜后的几天内，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和萨格勒布迪纳摩队在克罗地亚首都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发生了斗殴，导致79名警察和59名观众受伤。震惊的全国观众通过电视看到塞尔维亚“德利耶”俱乐部向克罗地亚“坏蓝男孩”发起进攻。警察很快就被打跑了，疯狂的球迷们拆下了塑料座椅，把它们抛向空中。播音员呼吁大家保持冷静，但无济于事。这场冲突超越了通常激烈的足球竞争，混乱和破坏让整个南斯拉夫感到恐惧。

5月30日，在盛大的仪式中，图季曼正式宣誓就任克罗地亚第一位民选总统。他戴着一条红白蓝相间的腰带。背景是萨霍夫尼卡，共产主义的红星被遗弃。然而，克罗地亚总统尚未实现他想要的目标。他的克罗地亚国家梦想还未实现。塞族人是一个问题。塞尔维亚民主党的五名代表都抵制了这次就职仪式。

注释：

1. Maspok是masovnipokret的缩写，意为群众运动。

2. 克罗地亚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出版商斯拉夫科·戈尔茨坦（SlavkoGoldstein）使用的术语。

3. 同一天，即2月28日，贝尔格莱德媒体报道说，100万塞尔维亚人聚集在联邦议会前，抗议斯洛文尼亚人在坎卡中心举行的集会。

4. Hudelist, Darko, Banket u Hrvatskoj: prilozipovijesti hrvatskog visestranacja 1989-1990 (Zagreb: Bibilioteka Dnevnik, 1991), pp. 9-37.

5. Hudelist, Banket u Hrvatskoj, p. 396.

6. Djilas, Aleksa, The Contested Country: Yugoslav Unity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1919-19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03-127.

7. Federal Tribune, January 25, 1994, excerpts from Franjo Tudjman’s Great Ideas and Small Nations, Matica Hrvatska, Zagreb, 1969.

8. Danas, Zagreb, April 17, 1990, pp. 27-29.

9. Danas, Zagreb, April 17, 1990, p. 90.

10. Danas, Zagreb, April 17, 1990, p.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