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民粹主义时代的反性别政治 Chap. 1, Sec. 4
翻译：闷闷
第一章 性别，反性别和右翼民粹主义：重写这段辩论
质疑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政治之间的共生性
本书可以被视为对“性别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个飞速发展的研究领域添的一块砖。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纠正，即挑战将右翼与亲市场（pro-market）联系起来的观点范式。我们认为反性别动员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应对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其的抵抗。根据哈维(Harvey, 2007)、里德(Read, 2009)、布朗(Brown, 2015)(Brown, 2019)、卡巴纳斯和伊卢(Cabanas & Illouz, 2019)、伊卢(Illouz, 2007)、格雷戈尔和格西贝尔斯卡(Gregor & Grzebalska, 2016)、哈希诺(Jacyno, 2007)、王(Ong, 2006)等学者的观点，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化不仅是将其视为经济原则（economic doctrine）和治理机制（governance regime），更是一种文化范式（cultural paradigm）、一种渗透进生活各个领域和社会阶层的理性（rationality）。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将经济理性扩散到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包括文化生产、公民身份和亲密关系的实践、身份认同和情感等。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高效率成为了不容置疑的价值观，压在了合作、民主政治、社会团结和对正义的追求之上。
作为一种经济实践，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性和地区性趋势的交汇处运作，必然导致私有化和福利的侵蚀，并伴随着缩紧性政策，包括了不受监管的资金、商品流通，同时也是一种经济支配的专制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倾向，新自由主义包含了极端形式的商品化和个人主义。因此，它涉及了“市场合理性、国家主权和公民身份的某种具体的联合”(Ong, 2006)，并深刻地转变了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用卡巴纳斯和伊卢的话说：
「……新自由主义不仅应该从其结构和影响来理解，也需要从基础性假设着手；也就是说，应该理解它的伦理和道德座右铭，即所有个体都是（且应该是）自由的、战略性的、能负起责任且自主的存在，能够轻松控制自身的心理状态，满足自身利益并追求被认为是人固有的目标：实现自身幸福。(Cabanas & Illouz, 2019)」
这种个人主义范式是与新保守主义紧密结盟发展出来的，后者强调家庭责任并将社会不平等道德化，使新自由主义政策显得像无可避免又“自然”。如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所示(Cooper, 2017)，在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整段历史都是由新保守主义道德观念所促成——自立、责任感，以及将照护工作回归到家庭。这种家庭私人空间和女性在其中的无偿劳动，将保健和儿童看护政策缩减、以及其他旨在针对边缘化人口和贫困劳动者的社会计划所带来的影响内化了。尽管新保守主义目标是性别角色的再传统化（re-traditionalization），但实际上，在里根时代[1]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这个目标几乎是被默认达成了。“传统价值观”和“传统家庭”模式实际上就是新保守主义有意识的再创造，一种重构社会世界以适应进资本主义新形式的项目。库珀引用了新保守主义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的话，他说：“新传统或旧传统的新版本，其创造和建设，必须视以社会政策本身的必要条件而认真对待。”新保守主义者相信“传统价值观”是对自由市场必要的补充，一种在消费主义社会确保社会稳定和道德意义的方式。如温迪·布朗（Wendy Brown）所记录，新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在他们的作品中明确指出了此目标——他们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在学校、家庭和公民空间中推广“传统价值观”，以此抵消消费主义带来的内在虚无主义和道德堕落(Brown, 2019)。
“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neoliberal political rationality）霸权(McRobbie, 2009)使得为促成性别和社会正义的斗争更加艰难，因为它促使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崛起，而其将女权主义斗争简化为达成“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和个人成功的自身奋斗(Eisenstein, 2012)(Fraser, 2009)(Rottenberg, 2018)。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声明女权主义并不是简单地被“架构”（framed）或“收编”（co-opted），而是普遍的在文化构成上屈从于新自由主义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也有某些特质，使得新自由主义能够 “重新诠释”女权主义理想。弗雷泽将问题根源定位于女权主义的文化转向，即向文化批判的转型。学术女权主义（academic feminism）的演变是这一倾向的核心：
「实际上，这种倾向是将社会经济斗争置于认可斗争（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的从属地位，而在学术界，女权主义文化理论开始盖过女权主义社会理论……此外，这种转向发生在极为不利的时刻，恰逢与风头渐劲的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后者意图在于抹除所有关于社会平等主义（social egalitarianism）的记忆。因此，在形势最需聚焦政治经济批判之时，女权主义者们却将文化批判推向了绝对化（absolutized the critique of culture）。(Fraser, 2009)」
近年来，弗雷泽的分析越来越表明，这种转变对女权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影响，且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上的女权主义理论。在放弃新自由主义框架并转向激进平等主义时，争取女性权利的动员才会更有效[如(Arruzza, Bhattacharya, & Fraser, 2019)(Gunnarsson Payne, 2019)(Korolczuk, Kowalska, Snochowska-Gonzalez, & Ramme, 2019)]，从而也挑战了右翼对“普通大众的心声”的垄断。在第六章中，我们将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将这种现象概念化为民粹主义女权主义，并认为它可能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强有力反制力量。
为了使这种观点范式上的转变成为可能，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假设，即极端保守动员必然存在新自由主义倾向[如(Brown, 2006)(Eisenstein, 2012)(Fraser, 2009)]。我们认为此观点根植于一种未经认可的“美国中心主义”偏见，即将基于美国特有的文化和政治模式——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结盟——的假设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 of assumptions）。根据我们对反性别政治活动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共生关系在美国以外的背景下可能并没那么紧密。事实上，极端保守活动家们的立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对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各异。虽然美国右翼天然就有新自由主义倾向，但西欧的新右翼民粹政党常常采取的是福利沙文主义立场(Andersen & Bjørklund, 1990)(Finnsdottir & Hallgrimsdottir, 2019)(Eger & Valdez, 2015)(Mudde, 2002)(Norocel, 2016)。正如赫伯特·基茨切尔特（Herbert Kitschelt）和安东尼·J·麦根（Anthony J. McGann）所观察到的(Kitschelt & McGann, 1995)，西欧右翼政党长期以来通过承诺只为合法居民提供社会保障计划（safety-net programs）来建立民众基础。这些支出制度既慷慨又具有高度限制性，剥夺了移民享有的国家资助医疗保健、住房和儿童看护权利。这类活动家采用了“种族主义-权威主义策略”（racist-authoritarian strategy），同时：
「刻意远离对市场自由资本主义的推崇。重点是在权威/自由主义轴线上的愤恨情绪动员。对异国人的攻击、对女权和环保运动的抹黑……以及对于国家象征和历史追忆的强调，都是种族主义-权威主义策略的关键。(Kitschelt & McGann, 1995)」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这种立场演化为了右翼民粹主义福利沙文主义，由法国的国民阵线、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以及匈牙利的青民盟等政党所推动。近期的学术研究表明，这种动态在包括丹麦、挪威和瑞典在内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也发挥了作用，并指出性别观念动态在右翼政治和权利主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瑞典民主党等政党“将斯堪的纳维亚的福利国家定位为一种零和性质的社会资源，不能与外来者共享，同时将外来者框定为对塑造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的威胁”(Finnsdottir & Hallgrimsdottir, 2019)。
在东欧与中欧，新自由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瓦解，包括其慷慨的全民医疗保障系统、就业保障和对家庭的国家支持）是90年代系统性转型的一部分，并伴随着性别角色的再传统化[如(Desperak, 2013)(Dunn, 2004)]。后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的国情重要区别在于，在美国，“家庭价值观”的回归被主要理解为加强个人责任，因此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完美契合；而在后社会主义国家，许多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人，则是将其视为对社群和传统的摧毁。人类学家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对这种动态进行了分析(Dunn, 2004)，她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研究了90年代被美国公司所私有化的热舒夫（Rzeszów）Alima Gerber工厂的女工人，以此探讨私有化对女工人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s）的影响。邓恩的受访者将个人主义话语视为压迫性的力量，将她们推进一种与所工作的工厂的剥削性体制相联系的模式。家庭、母职和关注于儿童照护，这些如今被极端保守派宣传为“传统价值观”的最核心观念，却是这些女性从资本主义所异化的世界中得以喘息和庇护的方式。正是这样的情感和对个人主义话语作为压迫性力量的认同，最终被右翼民粹主义所利用。邓恩展示了，对女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抵触是相互联系的，这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选择，而是对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抵制。
美国中心主义范式未能解释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右翼民粹主义核心动力，即其动员对新自由主义愤恨的能力；这种愤恨既是对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肆意主导，也是对其以现代价值观（如个人主义、自立和效率）为基础的文化工程。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常常反对自由民主制与市场自由主义的合谋，尽管TA们自身可能也会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结合为“我们的家庭”（our families）提供慷慨的国家支持以吸引选民。正如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讨论的，这类政党不仅推动了再传统化，同时还支持增加家庭导向政策的社会支出，这也部分解释了近年来民粹主义右翼得到广泛公众支持的原因。因此，欧洲极端保守派和右翼民粹主义派的合作，应与温迪·布朗所讨论的“美国梦魇”（the American Nightmare）(Brown, 2006)进行仔细区分。
当今的反性别运动——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大盟友——因此可以被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变革性反抗，而不是对80和90年代新保守主义运动的延续(Grzebalska, 2016)(Kováts, 2018)(Zacharenko, 2019)。用韦罗尼卡·格西贝尔斯卡的话说：
「保守主义抗议运动为（被边缘化的）群体提供了一个空间，用以发泄恐惧和不安，以及表达对政治的愤怒与不满，并获得一种欧洲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曾承诺过，但却未能兑现的自主感和赋权感。(Grzebalska, 2016)」
埃莱娜·扎哈伦科（Elena Zacharenko）也有类似的见解(Zacharenko, 2019)，她呼吁自由派们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以有效对抗极端保守主义运动。她指出，围绕“性别”的冲突源自近几十年来在欧洲主流政治中清晰可见的更广泛趋势：利用人权论述和关注少数群体问题打掩护，同时削减社会保障并从整体上瓦解福利国家。扎哈伦科认为，反性别运动是对这一趋势的反应，该趋势将性别进步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治理（governance）划等号，忽视了进步阵营内部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尤其是左翼女权主义的存在。
自由民主制与新自由主义的共谋在东欧尤其显著，在西方的压力下，市场民主和性别平等政策通常是同时由相同的推动者们引入的；后来又作为了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另见(Rawłuszko, 2019)]。因此在中东欧，“（反）性别意识形态”成为了表达对欧洲东西方等级秩序和资本主义转型失败承诺的拒绝手段(Zacharenko, 2019)。虽然我们同意，加剧的不平等和缩紧性政策都是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铺路石，但我们认为将围绕价值观的冲突简化为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影响，是有问题的做法。我们的分析承认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但也强调了围绕价值观、身份认同、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冲突的特性。
性别传统主义作为抵抗“西方个人主义”冲击的一种形式，是东欧与中欧公共辩论中的常见话题，而女权主义被视为这一新兴且危险的体制的一部分。如乔安娜·雷古尔斯卡（Joanna Regulska）和玛格达莱娜·格拉博夫斯卡（Magdalena Grabowska）所记录(Regulska & Grabowska, 2013)，这种观点早在反性别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波兰农村地区年长的女信徒群体中很常见了。这些女性“极少支持自由市场经济，也很少认同女权主义价值观。在波兰，这些年长的保守女性群体，已经成为了反对新资本主义和欧盟的生力军”(Regulska & Grabowska, 2013)。而这些女性，包括了在90年代捷克共和国出现的保守母亲群体、玛利亚电台（Radio Maryja）[2]的支持者们，或是2009年波兰反对学校改革的家长群体[3]，因论调与TA们自身的世界观一致，最终都加入了反性别运动：对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又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互相关联。
在左翼和女权主义内部存在着一种倾向，认为进步运动独占了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工程和文化构成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抗。然而，实际上，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也有着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当西方左翼女权主义者们讨论着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4](Fraser, 2009)，或“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之兴起的问题时(Rottenberg, 2018)，在许多女性的想象中，却产生了将女权主义笼统地等同于个人主义的看法，这一观点正是过去几十年中由传统主义圈子所兜售的。我们认为，比起西方背景，这一等式更能在东欧引起更强烈的共鸣，而反性别多元主义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注释：
[1] 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美国第40任总统，任期1981-1989年。
[2] 波兰的保守天主教电台，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立场，并支持传统家庭价值观。
[3] 2009年波兰启动了学前教育改革，5岁开始义务教育，并为3-4岁儿童提供学前教育，见参考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59031-4_7。
[4] 指不同的思想或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因某些相似性，或共享部分目标等因素而产生的相互吸引或影响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