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原来还有福州帮--一次历史小文本的实验(二)

2、上海记忆

父亲说自己是闽侯人、福州人，说的也是福州话，不过他更多的大陆记忆是上海。

1945年抗战结束，祖父带着一家人到了上海，父亲时年7、8岁，正是读小学的时候，也是感官逐渐成熟，开始能记住较为复杂事物的开始。和闽侯，哦，应该说是林森相比，他的上海记忆更加清晰与具体。父亲偶会提起，和我们家一起同住的表哥。家中相册中，有一张父亲表哥和新婚妻子的合照，历经数十年照片已经泛黄，但细节依然清晰。从长相来看，与父亲相去甚远，估计更像我的祖母，也就是父亲的母亲吧。父亲还记得旧居，上海蓬莱路的旧居面貌，具体到门牌号码。不过在80年代前，两岸还没办法来往，每每听他描述的上海、表哥与蓬莱路，对我来说就像一场遥远模糊的梦，是摸不到也抓不着的虚像。他还会说起一些怪异陌生的地名，像是“极司菲尔路”，也有一些比较好理解的“高昌庙”、“龙王庙”、“城隍庙”、新新百货公司。这些东西比较好想象，台湾也有很多的庙宇和百货公司。这些名词还伴随着具体的情节，像是他最喜欢去城隍庙玩，到百货公司乘电梯、在“龙王庙”上船，到了基隆码头。

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些带有情绪的回忆。

“上海的女孩子很坏，我从福州刚到上海读小学不会说上海话，他们会欺负人。”

“上海的冬天很冷，水沟都结冰了。”

不过这些都很难引起我的共鸣，上海对我来说，也是地图上的圈圈，只不过比闽侯复杂一些，是个双圈，代表的直辖市。台湾位处亚热带，从来没看过雪，很难理解水沟结冰。上海话呢，大概是楼上从上海来的毛先生毛太太说的话吧，也不太能听懂。还有就是父亲有些怪异的念法，垃圾念成"LAJI"，而不是我在学校教的“LESE”，说什么东西很厚实则是“结棍”。虽说父亲的上海的记忆多了一些，但细数起来也是寥寥无几，片段而不连贯的生活琐事。

3、基隆往事

1949年，父亲随着祖父到了基隆港，自此开始的叙述，因为近在咫尺，看得见摸得着，我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我出世之前，祖父祖母已经在台湾离世，只能从旧照片中一窥样貌。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父亲与祖父关系不好，也或许常见的媳妇关系，总之父亲不太愿意提起祖父的事。“个性古怪的老头子”父亲偶尔愤愤的说道。他不愿多说，我自然也不会再问。唯一具体的文字，还是从旧户口名簿看到的，我依稀记得祖父大概是个中阶的海军军官退役，但学历却是读美术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学非所用也很平常，而且国府到台湾初期一片混乱，也有可能随意瞎填的。

关于祖母，父亲说的也很少，我只知道她是因难产而过世。除了在照片上看过她的模样，还有她的墓碑，袖珍又朴素，上面仅有她的名字。每年的清明扫墓之时，在清除杂草后，蹲下身去以红漆重描祖母的名字。将祖母的墓打扫清爽后，父亲会点上一炷香简单的拜拜然后离开。过程中总是很安静，甚少说到祖母的事情。唯有一次，他看着墓碑说，我不来打扫，就没人会管你了！说也奇怪，或许感觉到问父亲这类事情，气氛有点不对，我甚少问起关于祖父母的事情，也或许父亲说了，我记不住。总而言之，我对祖父母的印象，连三句话都说不出来。

至于父亲从上海到基隆后的日子，中学毕业后在基隆的造船厂上班，后来就当了海员，满世界的航行，直到退休。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平凡的日常琐事，每家都有的幸福与困扰，相互扶持与争吵，从青年到中年，退休后慢慢凋零，和世界上所有平常人家的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