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所感于“创作者的妻子”，或女性的主体性

现在（2024年11月29日）正在回家的高铁上，读了新京报书评的文章《从“麦琳困境”说起：为什么说成为传统“创作者的妻子”是更难的？》，挺有感触的。

感触首先来自于相似体验的共鸣。我和前任是同一专业方向的文学博士，我们的日常沟通交流都是围绕研究工作，也就是读了什么文献、有了什么思考、写了多少字的文章，一般是以他为主，他讲起自己的研究和发现总是兴高采烈，当然我也爱听，一方面受到启发，另一方面自然也愿意分享他有所推进的喜悦。在他讲完，我也会讲讲我的，但到了我讲的环节，他似乎就没那么感兴趣了，虽然为了顾及礼貌他必须打起精神，但不时的哈欠总给我一种他很辛苦且不十分情愿的感觉。这倒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或许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这似乎成为创作者伴侣的共同点。当他在讲自己的研究、思考和写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总是铆足了劲地输出正反馈，当然有人或许会反驳，积极的正反馈或许不是他想要的，确实如此，更好的或许是“批判性正反馈”，但重要的是，要知道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价值感很大程度上系于他的工作时，对他的工作和思考成果回应不积极便几乎等同于对他本人不够积极或肯定，正如文中提到的约翰和乌娜的例子，约翰会因为“乌娜没有全身心投入”而发脾气，艾尔莎也接受不了他人的批判，创作者不知不觉会将作品等同于自身，对其输出的怠慢、异见就是对他本人的怠慢、异见，久而久之就会造成疏离和隔绝。第三方面，生活也如文中所说，我的前任似乎也如许多男性一样对生活事务颇为不耐烦，然而生活从不是真空空间，甚至相反，琐碎才是生活，如果亲密关系中一方逃避处理生活事务的责任，另一方便被迫承担更多，这使得女性时常被迫做更多，然而在表露出疲惫时却又会听到嘲讽：“不想做不做呀，没人逼着你做。”然而事实上，生活的工作总量是一定的，如果一方处理的情绪阻力过于大，时间久了情绪阻力小的一方可能就要主动接手，于是重新回到不平衡的局面。当然，这种模式可能仅适用于乖巧懂事的“贤妻”，一个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可能就不会接受这种绑架，后者或许才是当代女性的奋斗目标。这不是在指责我的前任逃避了什么他本应承担的生活事务，他也为我处理了很多现实的问题、突发状况之类的，然而这种对琐碎的厌恶和逃避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 创作者的妻子”的特殊性来自于她们伴侣的特质，创作者是具有强主体性的群体，正如文中所说“为了生产出某种带有个人属性的作品，它需要高度的投入和专注，不论是身体上、情感上还是心理上”，这就需要创作者不断诉诸、回归自己心灵和精神的“伊甸园”。一个很大程度上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常常也会成为亲密关系的中心，一方面，正如之前所说，生活上的事务需要有人做，情绪价值需要有人提供，伴侣需要不断弥补创作者拒绝承担的职责漏洞，同时还要花力气鼓励他的创作工作，“接连不断地保证她的作品比以前的所有作品都要好”；另一方面，创作者时常没有固定的上下班界限，下班了可能也在思考自己的写作和研究，这就造成文中所说的“请勿打扰”特权，更加剧了前一个方面的问题。所以，我很赞同文中引用陈朗的话：“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就应该和跟自己爱好不同的人结婚。”她说，爱好相同就会变成“零和博弈”，变成资源的竞争——特别是家庭中的生存空间的竞争。从这重意义上说，两个人的事业离得越远越好，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以“合作”为由的隐形“义务劳动”。

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亲密关系中有一个中心，那就会让另一方产生丧失了主体性的感觉，也就是文中依琳所说的“失去了自我”。这可能是比之前提到的都具有伤害性的方面，这或许是现代才有的问题，自我不再情愿消泯在集体中，人们总是想要时刻清醒自我的存在和位置。两个人达成协议、共进退可以，但“成为一个整体”就变成了神话，或者说骗局——如果一方正当地伸展自己的主体性，凭什么要求另一方将自己融化进他的主体？这让我想起《三体》里逃往宇宙的“蓝色空间号”飞船，“吞噬”了其他两艘飞船的燃料然后将零件焊接在外，最后成为一个丑陋的多功能集合体。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时常也成了工具性存在。有趣的是，这让我想到自然界里被“工具化”的往往是雄性，比如雄性鮟鱇鱼就是像蝌蚪一样寄生在雌性体内。当代女性或许应该以《好东西》中的王铁梅为榜样，强大的女性依然有选择权。王铁梅的强大体现在她不妥协、不自我贬低，她不允许他人任何方式绑架、PUA她，当然与此相对她也不指望过小女人的安稳生活，她为自我负责，以自己为中心向外辐射光、爱当然还有自我，简而言之，她的力量体现在她的强主体性。我赞同这样的世界蓝本，人人都具有强大的主体性，但依旧从自我出发辐射真诚的善意，这样的世界不好妥协，但另一方面说，我们又何必非要妥协？这样的乌托邦或许不会存在，但对包括我在内现在大多数女性来说，至少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在关系中的疲惫感多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被剥夺的主体性，从而有足够的勇气捍卫自己的主体性，而捍卫自己的主体性首先就是不怕引发战争和他人的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