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社会是固定的，生理是可变的

今天，在一场其他方面都很糟糕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讲座上，我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是把事情搞反了。

有种刻板印象是，左派认为人的特征由社会决定，因此是可变的（mutable）。而社会问题很容易解决，比如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唤起公众意识的运动以及“与人叫板（calling people out）”，所以我们有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从根本上改善社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但右派（我猜现在已经是极右派）认为人的特征被生理决定，而生理是固定的（fixed）。因此，我们不该费力去改善事态，任何尝试都只是乌托邦主义，或是“让末世降临于现世（immanentizing the eschaton）”，或是暴政和好管闲事（busybodyness）的可疑辩护理由。

而我想我拒绝接受这整个前提。

话说回来是这样，本场关于 ADHD 的差劲讲座提出了其日益流行的几种可能原因。其中我记得两种：现代社会中青春期的精神贫瘠，以及饮食中含铁不足。记得当时我想：“哎呀，我希望问题在于铁，因为这似乎远远更容易解决。”

社会真的很难改变。我们认为嗑药“只”是个社会问题，而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显而易见，所以我们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了小而美的课程，告诉他们“只要说不（Just Say No）”。体育比赛和电子游戏里有关于“胜者不磕药（Winners Don’t Do Drugs）”的广告。万一这些都不管用，社会工程的巅峰（the cherry on the social engineering sundae）是把所有磕药者都关进监狱，让他们有大把时间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并被进一步惩罚的可能前景所触动，从而改过自新。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没人磕药。[1]

另一方面，要改变生理却令人欣慰地容易。有时只是给人补充更多的铁。不过最好的例子是铅。禁用铅在当年可能有点争议，但最终一些炼油厂可能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炼油工艺，一些加油站不得不挂上“无铅”的招牌，然后我们就把事情搞定了。犯罪率几十年间下降（pdf）了大约 50%，其中包括多种形式的药物滥用。[2]

说“药物滥用的倾向主要由固定的大脑结构决定”听起来很无情，就像你在抛弃嗑药者，让他们自生自灭。但这也许意味着你可以迎头痛击这个问题，而不是强迫孩子们参加越来越多的无用课程，让卡通动物歌唱它们不吸可卡因是多么幸福。

肥胖症又怎么办？我们投入了大量社会努力来对抗肥胖症：给食品贴标签、禁止在学校使用汽水售卖机、禁止在纽约使用大杯汽水、在学校开展健康饮食促进活动、人们发胖时被医生训斥、健身房和体重监测项目（Weight Watchers programs）大量涌现，还有别忘了，肥胖人士遭受的羞辱严重到我要不停地面对他们因体重问题而试图轻生的问题[3]。结果，每个人……还在以和过去几十年一样的速度增加体重。如果肥胖症的增加至少部分是由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引起，而我们可以通过慎用抗生素来扭转这种变化，抑或问题只是反式脂肪，那不是很好吗？

学生成绩差怎么办？从社会角度来看，我们尝试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共同核心课程（Common Core Curriculum）”、加强教师工会、削弱教师工会、提高教师工资、降低教师工资、增加校内祷告活动过、禁止校内祷告、谴责种族主义、进一步谴责种族主义等等。但是，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左右的孩子却是因为补充多种维生素而惊人地增强了认知能力；医生们继续告诉大家学校应该晚点上课以便孩子们能获得充足的睡眠，而虽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但这一建议仍然被完全忽视。

即使是最吸引政治争议的生理解释——遗传——在我看来也没那么可怕。越多问题被证明是遗传的，我就越支持普遍资助植入式避孕药具，让人们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要孩子，什么时候不要——这样就可以打破这样的循环：因太冲动或太糊涂而不采取避孕措施的人会有更多的孩子，进而增加这些不良基因的频率。我认为，即使不允许我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除非是以非常愚蠢的宗教标准来判定“不道德”），我去改变人群中的基因频率，也比你去改变人们的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或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或其他什么心理机能，要容易得多。

我不是说，所有问题都纯粹是生理性的，没有任何问题是社会性的。但我担心的是有共识认为，生理问题无法解决，而社会问题很容易解决——或者，社会性解决方案在道德上是明确的，而生理性解决方案必然是可怕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问题的生理/社会成分划分，我们都会觉得不如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更容易解决的社会方面，忽略生理方面。我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适得其反，就此而言将科学严谨性与对世间之恶的人性同情结合起来是可能的。

[1] 审校注：反讽。希望没人需要看这个注释，但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下真的没法保证这一点。 [2] 审校注：准确地说，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尚无明确共识 ，但铅污染治理的确很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3] 审校注：Alexander 是精神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