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杰小时候的部分故事细节（基本上每件事他在访谈中都讲到过）
🔺1、让我从头说起吧，因为童年经验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精神面的观点。
以我来说，这些早期的经验，终将引领我以太极来解析这世界：人与政府的关系、男人与女人、老师与学生、工作与生活。
很多人问我，我会练武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其实我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是后来才变调皮的……
家里有母亲、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
我两岁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所以我对父亲一点印象也没有。
因为是老幺，母亲从不许我去游泳或骑自行车，任何有危险性的活动、或只是稍微有点危险的运动，通通不允许。
当同年龄的孩子在街上玩耍，我这乖顺的好孩子只能待在家里面。
“不许碰！”当大人们这么告诫我，我连摸也不会去摸一下。“不准吃！”我就连沾都不会去沾。这就是我早年的回忆，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即便开始上学了，我也还不会骑自行车，每个人都骑着自行车四处跑，我却一直到14、 15岁了才学会骑车！游泳、滑雪……这些小孩子们早就会玩的玩意，我一样也不会。因为母亲下了禁令，我就决不会在她背后偷偷试。
我八岁了才上小学，比别的小孩子晚了一年就读，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很受老师们喜爱。可能是因为我很诚实，又很听话。老师们因为太宠爱我，还让我当体操小老师，只有少数优秀的学生才能当小老师，帮老师维持秩序、记录出席情形……做些诸如此类的工作。
每班都有阅读小老师、数学小老师，不过当上体操小老师，要每天带领一到六年级的学生做课间操。
所以我每天都站在学校的领操台上，带着全体学生做体操：“1、 2、 3、 4……2、2、3、4……”可能有些人不了解中国的教育制度，每天上午第二堂课的下课时间，所有年级的学生都要在操场排好队，大家开始随着扩音器放出来的音乐，一起做国家规定的体操。而我就站在大家面前的领操台上，很严肃地：“1、2、3、4……2、2、3、4……”我不知道受老师宠爱是好还是坏，不过我觉得每次考试
都能拿到一百分很不赖，而且是每一学科都满分。
有几次考试的时候，我忘了加上破折号或小数点，就拿到老师面前交卷了，她会问我：“你确定你要交卷了？你确定你都想清楚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已经解答好的试卷范本，“你真的确定要交卷了？”她追问：“都检查好了吗？”
“呃……呃……”我快速地浏览一下考卷，或许我的试卷真的需要再修改一下，我马上赶回座位修正。
唯独音乐课让我很棘手，因为我天生五音不全，每次唱歌音都抓不准，我这一生中，一直没办法抓到音准。
我知道我不会唱歌，老师也很清楚我不会唱歌。
到了期末考……每个学生都要个别唱歌，我在一旁等着上场，越来越紧张。
“我死定了，”我心想：“逃不掉了。”
可是我又想保持我完美的成绩，你看，我是很认真的学生吧。一回到家，我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写完了作业才会吃晚饭或出门去玩。如果作业没写完，我会很有罪恶感。可是不管怎么努力用功，也提高不了我的唱歌技巧。
终於，音乐老师叫了我的名字（该死！），我站起来。“李连杰，你今天喉咙痛对不对？”
我吃了一惊：“啊？”这是我逃走的好机会！可是我母亲教导我不可以说谎，所以我张着嘴站着，心里很困惑。
“啊？”
“如果你喉咙痛，就不必考试了，坐下吧。一百分。”
🔺2、缺失~
🔺3、自从赢了第一面国家级比赛的奖牌后，我就不需要再上学了——连上午的课也不必上了！
他们要我搬进体育学校的宿舍，从那时候开始，一整个礼拜都得住在那里接受训练，只有星期六能回家，星期天晚上又要回宿舍，一到星期一早晨，又开始接受训练。
我对训练课程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苦。那真是超乎寻常的严苛。
我们有大约十三名学生接受同一位教练的指导（译注：李连杰当时的教练是北京武术队的吴彬教练），每天早晨六点整，我们会被一阵刺耳的铃声吵醒。
铃铃铃——！
在九十秒内要着装完毕，到操场上排好队，立正站好。一个小时的练习后，才有机会刷牙、洗脸、吃早餐。八点半继续练习，一直持续到中午十二点。
吃过午饭，我们可以午休一会儿，不过那不表示我们可以休息。因为这所体育学校在北京太有名了，成了外国观光客的热门参观景点。
我们其实很想在饭后睡个午觉，不过通常正当我们睡着了，就被广播叫醒—— “观光团来了！”
只好赶紧爬起来，到外面为外国观光客表演，这种事多到我都不想记得了。
吃过晚饭后练习又继续展开，通常从七点半开始。
晚间练习唯一的好处是，我们终於可以在室内体育馆练习，上午与下午，我们得在户外训练，体育学校只有一所体育馆，其他运动项目取得了白天在室内练习的优势：早晨归体操队使用，篮球或排球则是分到下午等等。
武术队只能利用晚间，趁着其他人回家的时候使用。晚间练习从七点半练到十点——有时到十点半，我们的练习时间通常一天长达八小时，真的很辛苦。
当时中国还很穷，不但常常停电，还要分批限电，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力维持整个北京的用电，所以每星期中的每一晚，都会有某一区停电，我们这一区是星期五。
整个世界在星期五晚上变得漆黑一片，没什么比这更快乐了，没有灯也就没有练习——多美妙啊。我们都等不及星期五的到来。
星期五的晚间练习停了好一段时间，差不多成了一项惯例。
某个星期五晚上，正当我们在享受休息时间时，突然听到突兀的声音。
铃铃铃！！！
就是那恐怖的铃声！虽然觉得困惑，大家还是赶着到操场去。教练看了我们一眼，马上对我们大吼大叫。
没人换上运动鞋，大家都是穿着拖鞋就出来了，连衣服也邋邋遢遢的。就像一群没纪律的小兵，被严厉的士官长询问：“枪他妈的都到哪去了？你们穿这个也叫军鞋吗？”
“好啊，”教练吼着：“你们以为今天晚上不用练习了？”
“今天是星期五啊！”大家心底想着，可没人敢真的出声反驳。
教练叫大家都回去换上鞋，然后又破口大骂我们动作太慢。处罚就是在月光下跑了好几圈操场。
跑了很久之后，教练叫大家慢跑进入体育馆里。
“可是体育馆里黑漆漆的┅”大家心想：“进去又有什么意义？”
🔺4、等大家都排好队了，教练——这个厉鬼、可恨的人！拿着手电筒，就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点出十三个位置。
“你┅站这。下一个┅站那边┅”然后关上手电筒。“好——开始练！”
关於我们的练习，有一点你必须先了解，我们都很重视武术┅不过，只要一逮到机会，没有人不想趁机偷懒，教练就只有一双眼睛，怎么也没办法同时监督每个人。
如果教练正盯着你看，压力就来了，动作一定要优美、有力、准确。不过当他背对着你时，手臂就下垂了，招式也七零八落的。
一旦他又转身看着你，不可思议地，飞踢也漂亮了，出拳更是有力，可以下腰，也能侧翻，我们又摇身一变成为武术的典范。
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如果有灯的话——大家都会像平日一样偷懒，没有人会笨到失手。
不过，在一片漆黑中，没人能预料手电筒会在什么时候打开。
万一教练突然把手电筒照着你，而你又刚好在偷懒的话，下场很难想像。我们所体验的是真真实实的恐惧。
在一片漆黑的体育馆中，根本没人看的见我们有多么努力┅┅我反而练习得比以往更加彻底。
一直到我失足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突然踩错了步┅可能是地不平，结果我扭伤了脚踝。
那痛楚真是难以忍受，但是我更怕那该死的手电筒，所以一刻也不敢停止练习，还是跛着脚继续练。
终於，操练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有例行训练，我的脚还在痛。
中午为观光团表演，我的脚依然很痛。
当天晚上又得为另一团观光客表演，我的脚疼得越来越严重。
终於忍到星期天回到家，脚已经没办法走了，肿的像个发酵的馒头一样。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又不敢开口。
为什么？因为我们早就了解到，抱怨伤痛只会让教练指派你去做另一套更吃重的练习，让你悔不当初。
比方说，如果有学生说她伤到了手臂，能不能让她休息一下呢？“嗯┅”教练会这么说：“没错，你的手臂要好好休养。不如你改做腿部训练？”然后踢腿两千次。不管你拿什么理由来规避操练，教练永远有十种替代方案来反击你。他不会管你的伤是真的还是装的，他就是有办法找出与受伤部位无关的各种练习法。
“你膝盖痛？好，你不必跑步了，改做一千下仰卧起坐。”
新的任务往往带来更大的痛苦，忍着膝盖疼痛跑步可能还好一点。
抱怨只会让自己更惨，从此你发誓以后再也不敢了。
星期一我回到学校，走路时脚跛的很严重。看了我脚受伤的状况，教练让我改做上半身的运动。
於是我站着，面对镜子，乖乖地打拳。刚好这时候有另一位教练来参观课程训练，他注意到我一个人在角落，於是停下来问我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一块练习。
“我的脚受伤了。”我回答。
“哦，所以你才在做手臂的练习动作啊。那么，让我来看看你的脚吧。”
当他看到我的脚踝竟然肿的像火腿时，把我的教练拉到一旁说：“或许你该带这小孩去医院，看起来满严重的。”
当X 光片照出来一看，原来我的脚骨已经折断了。
我竟然顶着一条断脚练习了整整两天——就因为我太害怕而没有对任何人说起！
我想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的重大伤害。至少我现在能拿这段往事来开玩笑了。
从腰部以下，我被一层大塑胶石膏给裹住。
这么说我终於可以休息了，对吗？
想都别想。
接下来几个星期，有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天天背着我去操场，他会帮我就定位，然后我就站一整天做手臂运动，一千下、两千下┅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训练场地，这是规定！练习结束后，那位同学再过来背着我回宿舍，几个星期来都是如此，直到我的脚痊愈为止。
🔺5、缺失~
🔺6、我们显然是被列为高度保护的一群，包含随行人员在内，整团一共有 44人。
然后再加上26名中央情报局派来的保镖，一位保镖要负责监看两位小朋友，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群美国警察一路跟着我们。
没人知道大陆人到美国会出什么状况，所以有巡逻车在前方开路，数百名警察试图隔离围观群众，或许有人会被这场面吓到，但是我却觉得很好玩，我从来没这么靠近警察过。
我渐渐长大…也越来越调皮。
大部分的小孩，在进入武术学校以前都很调皮，但是慢慢地，纪律会让他们变的服从。
我则是相反。本来一直是温顺的小孩，长大了却变的捣蛋好玩，甚至到了厚脸皮的地步。
事实是，离家快一个月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胆子也越来越大。
例如，我对保镖的配枪很有兴趣。
虽然官方规定保镖们不许和我们交谈，我还是缠着保镖问他能不能让我靠近看看他的枪或是拿看看。
我特别记得我老是试图开保镖的玩笑，因为我年纪轻、个头又小，一起走路时，我习惯拉着他的衬衫走，他走在前头，我就挂在他身后，而我的身高刚好给了我靠近他腰带的优势，也就是他配枪的位置。“哇，好酷哦！”每次我摸到他的枪时，都会引起他一阵紧张。
我还记得我每天至少要这么捣蛋一次。
真是有趣的回忆！
在中国经过严格的餐桌礼仪指导后，对餐桌摆设我们可是训练有素，每个盘子——我们是这么被教导的——都配有一套刀叉及奶油碟。
这种刀只能用来抹奶油、那种要和别的一起使用，每一种器具都有专门的功用。
我一直深信，如果用错了刀叉就会让祖国丢脸，同时我的前途也跟着毁了。
说老实话，要我们这群小孩子应付一堆刀刀叉叉，还真是有点伤脑筋。“千万不要忘了餐桌礼仪。”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
但是一会儿之后，我们注意到那些保镖——在一旁和我们一起用餐——根本不管什么餐桌礼仪，他们抓了鸡肉就直接用手撕开，没有人小心翼翼地用刀叉切，而是张开大口就咬了…我们都看的目瞪口呆。
你知道我们学的是什么礼仪标准吗？是一套承袭自英国白金汉皇宫的系统，与英国皇室用餐时所使用的范本，就是那么正式的礼仪。
就座时脚要并拢，手臂绝不可以靠着桌子，要好好地摆在膝盖上，当主人上菜时，不可晃动，等主人拿起刀叉时，你才可以跟进等等。
总之，我们来美国前已经准备好要完美无暇地表现。
可是，接着我们便发现所有的食物都事先准备好了，摆在长桌上，而且得自己拿盘子绕着长桌选菜，想吃什么就拿什么，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再回到自己的座位用餐。
看看右边，我们听到大声喧哔、咀嚼食物的声音。
看看左边，盘子撞击出声，人们翘着二郎腿坐着。
所有用餐的礼仪都被违反了——而且根本没人在乎！
我们体验了美式用餐风格，非常轻松自在。
每个我们看见的人，都吃的西哩呼噜，刀叉随便使用。我这才了解到我们学的每一件事，并不一定都适用於这社会。
在 11 岁那年，我开始思索——至少注意到了事物的矛盾性。
过去在学校，我们被教育：“中国是好的，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西方国家是堕落的社会，美国的东西都是邪恶的。”
然而当我们置身於西方国家中，无法不意识到西方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异——而且不尽然都是缺点。
“哇，这里好多汽车哪！看，那楼好高啊！天啊，美国人在自家后院就有游泳池耶！”
每天都是一连串的惊喜。
没人敢说出口—— “嘿，这地方真不错！”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着同样的事。
🔺7、和我们所学的相反，我发现美国人也不全是坏人。
我们和美国官派保镖的相处情形就能证明这一点。
他们都很彬彬有礼，一点也不冷酷无情。当他们拉你回到队伍里，是因为他要保障你的安全，只要不脱队，他们人都很好。除了全心投入职务，对我们也都很亲切。这让我很难打从心底相信以前大人们所教的：“美国人都是阶级分化的敌人，一个也不能信。”
当我们抵达纽约，我开始怀疑我们住的饭店房间是不是真的都被美国政府装了窃听器，我 们真的要留意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吗？
有一天，觉得无聊，我对着电话（没有拿起话筒）说：“喂，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我要巧克力。”然后我转向镜子说：“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我要冰淇淋。”最后，我跑到花瓶那里说：“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要吃香蕉。”我就这样自得其乐一番。
然后有个人过来通知我们该准备晚上的表演了，我也完全忘了这件事。
那天晚上，当我们回到饭店后，我一推开房门一看，差点被吓死，我的保镖也是一脸惊愕。摆在桌子上的正是巧克力、冰淇淋和香蕉。
起初我还以为这是赞助者送的礼物——队上每个人都有一份。这一定是巧合，只是恰好礼物和我渴望的东西一样罢了。我马上冲去其他人的房间检查，“喂，你们桌上有没有摆着礼物？”
没有。
只有我的房间有。经过这次意外，我变的比较小心翼翼了。
访美的最后一站，也是旅途的最高潮，就是华盛顿首府。队上只有少数被挑选的人可以在 白宫的草坪上表演武术。
表演完后，我们被正式介绍给美国的政界高官，然后一起摆好姿势合照留念。
我还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站在我的女队友旁，而我则站在基辛格旁边，就在此时，尼克松转过头对我说：“小朋友，你的功夫真让人印象深刻！长大了要不要来当 我的保镖啊？”
“不要，”我脱口而出：“我不想只保护一个人。等我长大了，我要保护全中国亿万万人民！”
大家都哑口无言，周围弥漫着一股尴尬的死寂。
没人想到我竟然会给了这样的回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最后是基辛格开口打破这片沈寂：“我的天，小小年纪，说话已经有外交官的架势了！”
一直到几天后，在访美的行程接近尾声的一场外交餐宴上，有人拿一份报纸给我们看，我才知道我们的白宫之行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图文并茂地报导整个过程，还奇怪着究竟赤色中国施行了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年纪那么小的代表，回答问题也能这么充满爱国情操。
至於我给尼克松的回答，中国官方自然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对我大大地赞扬一番，这小孩真是太聪明了，能说出这样爱国的回答！
又一次，我的表现获得了满分：A＋。
🔺8、出国表演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全团的人都可以拿到每天五美金的零用钱。
我很清楚自己要怎么运用这笔钱——为我母亲买一只表，一只真正的瑞士表。
当时，手表在中国算是奢侈品，进口表都很昂贵，瑞士表尤其高贵的令人敬而远之。一般的劳工阶级要买瑞士表，唯一方法就是好几个月不吃东西。
当我把手表送给我母亲时，她非常高兴，抱着我夸我是好孩子。
才刚回国没多久，他们又开始严厉地训练我们。比赛就要到了，而且这次是官方举办的正式比赛。
那年我蠃得了全国少年组冠军，少年组就是低於十八岁的组别，这算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全国冠军头衔。
隔年，中国开始筹备第三届全国体育大赛，全国体育大赛就好比是国内版的奥运一样，囊括了所有的运动项目：游泳、体操、田径等等，也是每四年举办一次。
从建立新中国这二十五年来，比赛才举办了两次，因为文化大革命，导致所有的活动都停摆，所以 1975 年那场全国体育大赛，从解放以来才办到第三届，对政府而言，这次大赛相当重要，有很大的象徵意义，全体国民也都这么认为。
再一次地，我发觉我的训练又更改了，压力也增加了，人们对我寄予很高的期望，因为我刚得到少年组冠军。就我自己来说，我并没想那么多，我知道外头有更多运动员，受的训练要比我严苛得多，尤其是成年组的选手。
不过因为蠃得了少年组冠军，他们允许我跳级比赛，也就是说，我有资格挑战十八岁以上的组别。
我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却要和一群二、三十岁的选手一同竞争，我开始感到压力，担心自己能否表现良好。
记得我说过我的教练很严格吗？
他把我们操练到远超乎想像的地步，“训练”我们绝不手软，不过，和其他队友比起来，我并不常挨打，要对付我，只要教练口头上讥讽几句，就足以让我站在角落苦练好几个钟头。
全国大赛的日子渐渐逼近，教练却突然停止我的训练，不知道原因，总之他开始从中国各地找来杰出的武术专家，请他们来指导我，我就好像接受一连串客座教授的课程教导，而且他们全然不像我教练那般严格。
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说不出有多么兴奋！说真的，光是看到教练我就吓的发抖，不只是我，我们全体队员都很怕他。
但是这些武术大师却一点也不可怕，他们很认真地指导我，解释事情也非常清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移动、怎么出下一招等等——而且从不责罚我，步调整个转变了，而我是唯一接受这些大师指导的学生，其他队友的训练则和往常相同。
我当然没问题，能逃离体罚，不必再承受任何体罚是再好不过了！
1975 年5月，一场重要的邀请赛在云南昆明市举行，会中邀来八大城市的参赛者，这邀请赛的目的是要让武术好手藉机切磋一下彼此的实力，有点类似全国体育大赛的序曲。
邀请赛共有五个项目，而我恰好蠃了每个项目的第一名，一切都进展的很顺利。 不过大家的重心还是摆在即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体育大赛，每个人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
正式比赛的前三天，我正在最后资格赛的赛场上，
虽然是预赛，我还是全力以赴，没想到却演变成一场致命的表演。
我踏上地毯，准备表演刀术，才刚使出第一招就出了意外，我的刀划到了我自己，在我的头上割出一道很深的伤口，好笑的是，我完全不知道……
🔺9、我只记得我的头又湿又热，好像流了很多汗。每跳一下、每踢一次，汗就流得更厉害，不但滴进了我的眼睛，还甩的到处都是。真怪，我心想。
当然，全场观众都惊恐地大叫：“哇啊啊啊！”一边指着我一边尖叫。不过我还是继续表演——出拳、翻滚、跳跃，一点也不觉得痛，只是觉得很热。我知道有东西在滴，但我只当自己比平常流了更多汗而已。
在表演途中，我趁机擦了一下脸，这才注意到：“嘿，我流了点血。”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表演。从小就被训练不能以任何身体上的痛苦为藉口而影响到表演，就算骨头断了也不行——在这样的逻辑下，流一点血根本算不了什么。
驱使我继续表演的动力，完全是无意识的：“我不能停，一定要继续。”
多年来辛苦的训练坚定了意志，真的面临考验时，会十分受益。反过来说，如果每次身体不舒服，就允许自己停止练习，你会发现自己很容易找藉口放弃。
我表演完套路后，鞠躬，然后跑下台，有三四个队友站在那边，全都在哭着。
“你们到底在叫什么啊？”我一边走近他们一边问。他们哭喊：“你看看你自己！”
这时有人拿毛巾来按住我的头，我往下瞧，看见半边制服都被鲜血染红，身子半侧从肩膀到大腿都沾满了血，看到这么多的血，我吓的大叫一声，差点昏了过去。
他们马上送我去医院缝针，然后带我回体育学校休养。教练告诉我三天后就要决赛了，但是医生警告我缝合的伤口在一星期内都不能去动它。
我很担心自己是否能继续比赛，但更担心被母亲发现我受伤，资格赛她没来观看，但是决赛她肯定会出席，万一被她看见我包上绷带，一定会惊慌不已。
就在这时，我哥哥听到我受伤的消息，赶来体育学校，看到我一身是血的躺在床上，他马上跑回家告诉母亲：“小杰割开了他的头！”
我妈妈听到消息后冲到学校，教练没办法只好让她探望我，然后把我哥带到外头骂了一顿。
他们总算说服了我母亲，让她相信我没什么大碍。
决赛的日子到了，医生问我是不是打算包上绷带上场？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这会影响我的平衡。那么我愿不愿意放弃比赛？不行，我也不想放弃。结果我头包着绷带就这么一路到会场去了，当我到比赛场地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此时此刻，我已经学了三年的武术课程，即使早先脚骨断了也继续训练，现在状况正好，我全神贯注，除了套路，其他事物都不存在。
我走上看台，拆掉绷带，一位护士拿着消毒剂与针筒在一旁待命。她告诉我：“比完了马上到我这来，我会重新消毒你的伤口，换新绷带。”伤口还没愈合，
他们担心暴露在汗水和灰尘下会感染。
所以，当表演结束后，我马上跑下去，拉下裤子打针，然后让护士重新消毒伤口并包扎。这就是我参加第三届全国大赛的故事。
我拿下第一名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我年纪还那么小，才十二岁，而另外两位得奖的选手已经二十多岁，接近三十岁了。
颁奖典礼时，我站在最高的受奖位置，还是比另外两位二、三名选手矮了一大截，那景象一定很有趣。
这时奏起了国歌，我站在台上听着，心中充满感触，十一岁以前，我从不知道蠃得全国比赛冠军头衔的冲击，此时此刻，我却突然感动地想哭。
我记得当时只想着：“妈，这奖牌是献给你的！你没白养了我，没有你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我！”
比赛这几天、我的伤、我妈的反应、和成年选手竞争┅这些过程都在我心头上翻腾，眼里满是泪水。我不敢说往后再站上受奖台时，是否还有同样的感动，但是那次真的让我感触良多。
🔺10、1976年初，我们又开始全球亲善巡回演出，到欧洲、亚洲、非洲、中东等各大城市表演，每个拜访的国家都有趣事发生。
我们抵达伊拉克时，当地真是无法想像的热——大概有 50 摄氏度那么热，热到令我们难以忍受，每到中午，正当我们要午睡时就更难熬，我们只好提了几桶水，把水倒在床上，否则那床简直热的无法躺，我们躺在湿答答的床铺上，一两个小时左右，床铺又被烤乾了，
我们只好爬起来再泼一次水。当然，饭店不知道我们背地里在搞什么鬼——我们都是偷偷做，一面告诉彼此：“实在是太热了嘛！”一面把水倒在床上。
想想看——如果不是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异想天开的气温调节妙计！
1977 年，表演队伍到了非洲，那里炎热的气温也是个大问题，所有的表演行程都安排在晚上，大约晚间十点才开始，白天表演对运动员或观众来说很不切实际，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室内体育馆。
我们在足球场表演，没人愿意顶着大太阳坐在外面看表演，就算在晚上，气温也比我们所习惯的温度还高出许多。
我还记得他们在场外准备很多桶饮料，用大冰块冰镇着苏打水。有一天晚上，因为太热了，我随手在桶子中抓出一瓶饮料，周围太暗了所以我没看到饮料的标签，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口味，反正我根本不在乎，只要是冰的饮料就行了。我大口大口地喝——一口气就灌了半瓶，冰凉的水通过喉咙的滋味真是太畅快了，直到我把瓶子放好才觉得有点头晕目眩。
他们马上发现我灌下了半瓶的香槟！结果那天晚上我不能再继续接着表演了，他们只好找个人来代替我。
在那次旅途中，我们搭飞机往返各国，有一个非洲国家，我记得他们全国只有两架飞机，一架是小型的喷射机——通常只供官员使用，本来我们预定搭这架飞机，但是当我们到机场时，却被告知他们的总统正在使用那架飞机，所以我们得改搭另一架飞机——货机。
嗯，凡事总有第一次嘛，对吧？
就像电影场景一样——货机又大又空，停在机坪时，机尾直接落地，方便装载货物，我们也是从机尾登机的，在倾斜的机身中陆续就坐，男生坐左边，女生坐右边，飞机里面不像客机那样有整排的座位，只有两排铁制的长椅，我们一坐下就只能面面相觑，就像预备跳伞的伞兵那样。
大家都觉得很好玩，这飞机多新奇啊！坐铁长椅真有趣！
这时有人注意到两侧长椅前头都绑着牢固的粗绳。这是做什么用的？不可能是安全带吧？只是两条粗重的绳索而已，而且离我们也太远了。
谜底一下子就解开了。
货机后门还没关，我们听到外头传来沈重的踏步声，然后就看到一群牛羊被赶进货机，占据了货机的中间。
我们要和它们一起飞！
这景象多怪啊：北京武术队坐在飞机两边，中间挤着一群牛羊，我们就坐在牛羊的旁边，我们坐着，它们站着，整个飞行过程中就这样隔着绳索彼此打量。
关於这次飞行经验，还有一个插曲。一般客机都有消音防震设计，让旅客搭乘起来觉得舒适，货机自然没有这样的设备，结果，飞行时噪音震耳欲聋，机身摇晃的很厉害，幸好这段飞行并不长，我们大概忍受了四十分钟的噪音与震荡，其实，还满像做了一次推拿，当我们降落后，每个人的肌肉都非常非常松弛舒服。
🔺11、回想起来，在我们拜访非洲那两个月，每次搭飞机总会发生很戏剧化的状况，几个月前，一架 DC-10机型的飞机坠毁，导致整个国际机场全面警戒，同机型的飞机都要彻底检查一番，所以在机场老是发生班机因为检修而误点的情形。
还有一次，我们得转搭二次大战时的旧式螺旋桨飞机，飞机门关不起来，最后为了安全竟然用绳子绑！
终於，巡回演出结束了，大家可以整装回家了，回程的班机是中国航空的飞机，我还记得是波音七四七，载送某位到北京拜访后回国的非洲国家总统，回程顺道载我们回家。想来还满贴心的——两个月来尽搭些摇摇欲坠的飞机，这次总算可以舒舒服服地飞回家！
飞机从喀麦隆出发，中间在萨伊共和国短暂停留，让一些乘客搭机，然后就启程飞往祖国。 第一段飞行很顺利，飞机准时抵达萨伊共和国。
一会儿过后，我们发现飞机在跑道上空盘旋，没人知道飞机为什么不降落，原本只要四小时的飞行，现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飞机还是一直在机场上空盘旋，绕了一圈又一圈，我注意到那些空服员不再走来走去了，事实上，她们什么事也没做了，只是沈默地坐在椅子上，脸色看起来很苍白。这挑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为什么空服员一动也不动？从窗外往下看，机场就在下方了，为什么还不降落呢？
终於，有位空服员拿着一叠信封和文具开始发给乘客。该是写遗嘱的时候了。
机长开口解释了原因：飞机轮子卡住了，后轮正常，但是前轮没有顺利落下。
这时我们才想到，难怪耳边一直断断续续响着：嗄嗄嗄嗄呼呼呼┅嗄嗄嗄嗄呼呼呼的声音，又不敢问那是怎么回事。这时空服员递给我们纸笔写信。
说实话，我小时候并没有在课堂上好好上过课，又没什么机会写信，因为疏於练习，我几乎已经忘了怎么写字了。这让我很焦虑——不是因为被交代要写下遗嘱，而是我盯着一张空白的纸，不晓得该拿它怎么办。好像临时抽考一样！我根本不晓得要写什么。
旁边的乘客如何看待这次危机，我没什么印象，只记得自己很慌张：“我宁愿表演武术或接受训练，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写字！”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到底要写什么啊？我至少坐着发呆了十分钟，然后突然想到：“对了！我应该在文章的起头写下遗书两个字。”
问题是我忘了“遗”这个字怎么写，
於是我转头求助一位正在振笔疾书的大人，很礼貌地问：“老师，可以教我怎么写遗书的遗吗？”
“去你的！”他回了我一句，头抬也不抬。
我很不高兴。
好，不说就算了，干嘛骂人呢！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状况真是太荒谬了。当所有人都在为逼近的死亡绝望挣扎，我还在问“呃，请问遗书的遗怎么写？”这种蠢问题。
我完全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死——飞机若是坠毁了，我也活不成，但我却一点都不害怕，还忙着担心怎么填满那张白纸。
我没写完遗嘱。
因为奇迹发生，飞机前轮终於顺利落下，我们也安全降落了。
后来我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当飞机门打开让大家下机时，我看到外面的景象，这才吓的两腿发软。整个机场都封闭了，到处都是士兵，好几十辆消防车在一旁警戒待命，所有喷水设备蓄势待发，急救人员也在第一位置就定位，准备冲向我们。
这些旅程，真是无与伦比的教育。
🔺12、缺失~
🔺13、缺失~
🔺14、在1979，我们去英国演出。我们的主人都非常友好和热情。像往常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在我们的荣誉表演之后，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他们给了我一些啤酒，我说，“对不起，我不喝酒。我喝可乐代替。”
他们说，“好吧，我们每喝一瓶啤酒，你要喝一瓶可乐代替。”
我想了想。为什么不呢？
但是，谁会想到那些英国人能喝下八瓶啤酒？
谁又能料到，我将在两个半小时内被迫喝八瓶可口可乐！
一开始，它并没有影响到我。
但过了一段时间，所有的这些泡沫……我开始感觉有些不适，我的胃开始膨胀。最后，我试着挥动瓶子摆脱泡沫，但没有太大的帮助。我的胃感到很不舒服，它继续膨胀。
最后晚餐终于结束。
他们用车带我回旅馆，但摇摆运动的车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做了个鬼脸，但每次车一颠簸，好难受！除了我的胃，我感觉不到身上其他地方的存在。我的整个肚子胀得厉害。
这是一个独特形式的痛苦。
我车里坐了 40 分钟——一个永恒。
当我到达我的酒店房间，我往浴缸加很热的水。我希望它们能变成蒸汽。
我时而淋浴时而泡在浴缸里。经过大概一个小时浸泡在热水里以后，我开始觉得我可以再次呼吸了。
那便是我与碳酸饮料的可怕经历。
我发誓我再也不喝那么多了。
我不知道美国孩子们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