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为什么拉康说：“栖居于日语中的人无需接受精神分析”

小笠原晋也｜著莫唯健｜译

摘要：拉康曾经评论道，日本人是无法分析的。事实上，在日本只有少数的精神分析家，而且日本人对精神分析的需求也非常有限。我将基于拉康对日语和乔伊斯的“呀呀儿语（lalangue）”的评论，在此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01 拉康与日本

拉康于1963年和1971年访问日本，两次皆在复活节期间。拉康主要在三个文本里谈及了日语以及日本精神分析的可能性，分别为：“文字涂抹地（Lituraterre）”（1971，《其他文集》，pp. 11-20）；“对于日本读者的建议”（1972，ibid., pp.497-499），这篇文章是日语版《拉康文集》的前言（依照拉康的看法，日本读者在读到前言时就应立马合上书，因为《文集》的日语翻译是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拉康在这点上是完全正确的）；以及第十一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的后记（1973）。拉康特别说道：

“这正是让日语能够如此完美地填补无意识形成物的原因，以至于我能够见证一位日本女性如何发现什么是诙谐（Witz），也即成年的日本女性”。 “由此可见，在日本，诙谐实际上是最普通的话语维度，这也是为什么栖居于这种语言中（*）的人无需接受精神分析，除非是为了调节他们与老虎机，抑或是与更加机械的客户的关系”。

（*）拉康的表达：“栖居于语言中”参考了海德格尔的语句：“语言是存在之家，人类栖居于其中”。拉康派对于人类的定义是“言在（parlêtre）”，也即栖居在语言结构中的，“语言中的存在”。

由于没有人会为了规范与机器或机器人的关系而接受精神分析，因此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表达：栖居于日语中的人无需接受精神分析。拉康曾评论道日本人与富豪、天主教徒、英国人、以及精神病主体和性倒错主体，都是不可分析的。我们可以说在不必要和不可能之间存在细微的差异。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拉康派与非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非常少，日本人对精神分析的需求也非常有限。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一直以来、现在以及将来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然而，我作为一个在东京执业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可以说的确存在一些以日语为母语、用日语交流和思考的人前来找我做分析。因此，根据拉康的建议，我们可以假定在日语中存在某种因素，使得大多数日本人不需要或者不可能接受精神分析，而极少数的日本人却能够摆脱这一限制前来接受分析。这是为什么呢？这正是我在本文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02 日语的语言历史

在前述的三个文本中，拉康指出了一个特定的因素——即在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语内翻译——，他甚至说：“这是成为了语言的永恒翻译”（《其他文集》，第20页）。他将这一因素与他所称的“复制性”（1975年2月11日，第22期研讨班）或“双重性”（1975年11月24日，耶鲁大学，Scilicet 6/7，第36页）相关联，因为在日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和汉语词汇。拉康的这一评论涉及到日语的语言特性，这些特性是通过与中国长期的历史关系，以及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关系而形成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日语是日本语系的主要成员，这是一种与汉语或印欧语系在起源和语言结构上完全不同的孤立语系。日语最初是一种非文字的语言，具有相对少量且简单的词汇。公元5世纪，为了引入来自中国这个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中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的文明元素，如政府和法律体系、各个领域的特定知识和技术、以及汉译佛经和古代中国圣贤（孔子等）的文本，日语开始采用汉字和汉语词汇。由于将如此复杂和精密的中国术语和概念翻译成原始的日语几乎是不可能的，文明引入的过程迫使日本的语言“用日语说汉语”（《其他文集》，第498页），也即日本的统治阶层和政府机构开始在他们的语言中使用大量无法直接翻译的汉语词汇，并采用日本化的发音方式，以适应不会说汉语的日本人。这一大规模引入汉字、汉语思维和文化的过程在公元5世纪至9世纪期间彻底改变了日语，最终导致了从汉字创造出来的两种日本音素文字系统的发展（平假名和片假名）。

然后到了19世纪，当日本开始大规模引入来自西方文明的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时，大量的技术和抽象词汇以及概念被匆忙地从英语、法语、德语等翻译成日语，但并没有被翻译成适当的日语词汇（因为缺乏足够的词汇），而是通常由两个汉字组成新词，并且是日式发音。当时，日本人势利地认为，从西方文明新引进的知识概念应该用汉化的词语来表达，而不是用其固有的日语词汇。我还可以补充一句，这是源于日语中固有的性别歧视，其认为使用固有的日语词汇是女性化的，甚至是娘娘腔的，而男性则应使用汉字书写的中文或汉化词汇。最后，自1945年以来，大量的美国词汇被快速且持续地引入日本社会，以至于根本无法翻译，只能用日语化的发音和日语化的书写方式（片假名），也就是说，只要不会说英语的日本人都能这么做。如今的日语是一个梦魇般的混沌复合体，它是在文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将汉语和西方语言中的词汇和概念引入到原始的日语中形成的，其语法结构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03 日语：典型的“呀呀儿语”

因此，当你说日语时，其中包含了大量日式发音的汉语词汇和英语词汇，而这些词本身在日语语句中并没有任何意义，以至于日本人就像詹姆斯·乔伊斯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那样运用语言。

事实上，1975年11月24日，拉康在耶鲁大学康泽研讨会的演讲中说道（见《Scilicet》6/7，第7页）：

“直到《芬尼根的守灵夜》之前，乔伊斯一直尊重乔姆斯基所说的「语法结构」。当然，他对英语进行了极具挑战性的处理。他甚至将许多其他语言的词汇，包括挪威语和一些亚洲语言，注入到自己的英语类别中。他迫使英语词汇接纳其他非常规的词汇，这些词汇对于使用英语的人来说——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点都不值得尊敬”。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言说日语可以与言说芬尼根式的语言相提并论。在拉康的术语中，日语是典型的“呀呀儿语（lalangue）”，甚至比英语更“呀呀儿语”（lalinguistic）。关于后者，拉康曾在1976年4月13日的研讨班中称之为“呀呀英语（lalanglaise）”（第23研讨班《圣状》，第133页）。

那么，什么是“呀呀儿语”呢？在第19研讨班《或许更糟Ou pire》中，拉康在他的教学中引入了一个术语“lalangue”，这个词将定冠词和“la langue”（语言、舌头）的名词合并为一个词语。这期研讨班开始于拉康写完“文字涂抹地（Lituraterre）”这篇文章的6个月后，因此“呀呀儿语”包含了以下概念，即文字作为能指的物质层面。

当一名拉康派分析家倾听他的患者时，首先他听到的是一些纯粹的“呀呀儿语”碎片，也就是说，他将听到的话语视为一系列具有模棱两可性的声音材料片段，不涉及对语音单元、语素或语义单位的假设，也就是说没有对意义的假设，没有理解。然后——或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以耳朵来阅读这些“呀呀儿语”的碎片（参见拉康1971年4月21日在东京的演讲），以解释它们，不是基于它们的意义，而是基于主体$作为无意识欲望的功能。

“呀呀儿语”的碎片本身无法被书写，即使是以速记法也无法做到，因为我们需要固定的音素来实现。然而，拉康通过他在70年的一些研讨会标题中，让我们体会到了芬尼根式的“呀呀儿语”：

les non-dupes errent [那些不上当受骗者犯错] — les Noms-du-Père [诸父之名] ;R.S.I. — hérésie [异端] ;le sinthome [圣状] — le symptôme [症状], le saint homme [圣人] ;l’insu que sait de l’une-bévue s’aile à mourre [人们知道那是在爱的羽翼上被误认的月亮] — l’insuccès de l’unbewusst c’est l’amour [无意识的失败就是爱].

你可以说这些是诙谐（Witz）。是的，是芬尼根式的诙谐。如果拉康说：“在日本，诙谐甚至是最常见的话语维度”，那是因为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日语可以与芬尼根式的“呀呀儿语”相媲美。

与此同时，拉康还表示，在日语中，无意识的形成物可以如此完美地被填补，以至于他曾经目睹一位成年的日本女性首次领悟到了什么是诙谐（Witz），也就是说，她之前并不知道诙谐（Witz）究竟是什么，因为对她来说它完全被掩盖和隐藏了。

04 拉康的否定-本体论拓扑结构中的洞

我想强调这一点：如果拉康说“填补无意识的形成物”，那意味着无意识的形成物是可以被填补的，也就是说，无意识是一个类似洞的东西。

事实上，拉康在其教学中经常把无意识看作一个洞或缺口。例如，他在1964年的研讨班《无意识的位置》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参见从拉康在他的第11和第13研讨班中提出的异化图表发展出的图1）：

“主体，笛卡尔式的主体，是无意识的前提。大他者是言说在真理中确认自身所需的维度。无意识在它们之间是行动中的切口”。

图一

将无意识视为一个洞或缺口，意味着不将其视为在心灵某处被镇压或压抑的，一种类似于神秘的力量或能量的东西。这种神话般的无意识概念与拉康的教学格格不入。

为了认真地思考这个洞，拉康首次在他的第9研讨班《认同》（1961-1962年）中引入了表面的拓扑结构，因为思考一个空隙最简单的方式是将其表现为一个在表面上敞开的洞。

因此，拉康在他的教学中引入了一个被称为射影平面或十字帽（cross-cap）的封闭表面的拓扑结构（参见图2），并将其分割成两个不同的表面（一个有孔的球和一个莫比乌斯带），以便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个否定-本体论拓扑结构的四个元素：有孔球的一致表面（蓝色）、莫比乌斯带的外在表面（红色）、洞（黄色）及其边缘（绿色）。

图二

这四个元素分别与拉康的象征界、想象界、实在-必然和实在-不可能的四元组相对应（参见拉康的第22研讨班《R.S.I.》和第25研讨班《结论的时刻》）：

蓝色：一致性的圆盘状表面（大他者的场所）——想象界。红色：外在的莫比斯带表面（主体的位置）——实在-不可能（不停止不书写自身）黄色：洞——象征界绿色：边缘——实在-必然（强迫性重复中的不停止书写自身）

图三

这四个元素的每一个都分别与拉康的四大话语结构相对应（参见图3，表现异化的结构[参考拉康的第11和第13研讨班]，作为拉康所称的四大话语图表中的大学话语结构）：

蓝色：一致性的圆盘状表面（大他者的场所）——动因。红色：外在的莫比斯带表面（主体的位置）——产物黄色：洞——真理绿色：边缘——他者

在拉康的否定-本体论拓扑结构中，“呀呀儿语”构成象征界之洞的边缘，以及想象界中一致性的场所和实在-不可能的外在场所的边缘地带（参见“文字涂抹地”）。

“呀呀儿语”的碎片是大学话语中处于他者位置的对象a，其对应于象征界之洞的边缘。

这个对象a的边缘在物质上支撑着洞，以便洞可以将自身呈现为洞，正如拉康有时所言，对象a把自己呈现为带有物质一致性的洞。

这个对象a作为洞的边缘（绿色）支撑着洞，并且在外在的场所（红色）代表主体$，形式化了无意识形成物的结构：a / $。

而且这个洞有时可以被填补——如何填补呢？通过两种方法：1). 通过大学话语中处于真理位置的主能指（signifiant maître），也可以称其为主意指（Herrenbedeutung, signifiance maître；2). 通过“呀呀儿语”本身，例如精神自动性（automatisme mental，强加性词语），或者芬尼根式的“呀呀儿语”。

05 主能指与无意识形成物中的洞

让我们来看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中，关于无意识形成物的著名例子，即海涅的“famillionär”（*），拉康在第5研讨班中也讨论了这个例子。引用弗洛伊德的话：

“在《游记，第三卷》后半节名为“卢卡浴场”的部分中，海因里希·海涅介绍了一个令人愉快的角色，即彩票代理商和贩卖玉米的商人，来自汉堡的希尔什·海亚辛特。他向诗人夸耀他与富有的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关系，最后说：“上帝会赐予我一切美好的事物，先生，我坐在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旁边，他对我非常友好，就像对待一个百万富翁一样（famillionairely）”。

（*）这一诙谐的词语“famillionär”由“familliär”和“Millionär”凝缩而成。拉康建议在以下的情景下来理解这句话：海涅与他所爱的女人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女人的父亲是一名富豪，因诗人的贫困而拒绝了他与其女儿的婚姻。

当我们听到这段话时，“ganz famillionär” 这个词组因其奇怪且难以理解而被视为“诙谐”。“呀呀儿语”的碎片向我们呈现为一个无意义的洞——这个洞被处在真理位置（黄色）上的主能指/意指S1所排除。

只要这个洞不被主能指S1所填补，那么“诙谐（Witz）”就会产生剩余享乐（plus-de-jouir, Mehrlust）的效果。而当主能指占据真理的位置时，虽然我们不会注意到“诙谐”本身，但能够理解词语的正常意义。

在大学话语中，被假定在真理之位的主能指S1作为异化的结构，形式化了某种形而上学的先验经验。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Seyns）中所列举的，包括柏拉图的ἰδέα（理念）、本体论的οὐσία（存在）、学院派的本质（essentia）或物质（substantia）、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上帝（被帕斯卡区分为亚伯拉罕、艾萨克和雅各布的上帝）、认识论的超越自我、尼采的权力意志，以及弗洛伊德的超我。

主能指S1作为主意指，填补了无意识的洞或缺口（参见图3），以隐藏主体$的外在场所，并防止无意识的形成物产生剩余享乐（plus-de-jouir, Mehrlust）的效果。

06 语内翻译以及日语中诙谐（Witz）的可能性

如果日语是典型的“呀呀儿语”，其碎片随处可见于日语的语句之中，那么“呀呀儿语”的洞会预先被语内翻译所填补，为每个“呀呀儿语”的碎片赋予其预定的意义，也即主能指S1填补了这个洞。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日语中的语内翻译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这涉及到拉康所说的日语中的“复制性”以及英语中的“双重性”。

拉康指出，日语中的“复制性”是汉字的音读（on-yomi）和训读(kun-yomi)的二重性效果。原则上，日语中的每个汉字都有一个音读和一个训读（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情况，例如一个汉字可以有多个音读或多个训读，还有些汉字在日语中既没有音读也没有训读）。汉字的音读是其日本化的发音，而其训读则是分配给这个汉字，且以一个简单的日语词汇来表达的含义。例如，汉字“人”的音读是“jin”（现代汉语的发音是ren），而其训读则是“hito”。

换言之，汉字的音读是其“呀呀儿语”的一面，而训读则是意义的一面。在日语中，每个汉字都可以作为连接这两个方面的纽带，因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在历史上已经确立，所以汉字在现实的日语中的连接功能是作为历史的先验而确定的。

因此拉康认为，在日语中，通过汉字的连接功能，“呀呀儿语”的一面可以被预先地翻译为有意义的一面，由此一来，便没有任何“呀呀儿语”的碎片能够摆脱预定的主意指，并且每个“呀呀儿语”的洞都被主意指S1所预先填补。

但在特定的“呀呀儿语”碎片中，情况未必如此，存在着模棱两可的可能性。例如，在日式发音中，音素“sei”可以是许多汉字的音读，以至于无法确定对应的训读，即便考虑其上下文背景，也不能单一地确定其意义。当我说：“在圣经（聖書，seisho）中曾说…”时，“seisho”这个词由多义的音素“sei”和在这种情况下表示“书写”或“已写的东西”的音素“sho”组成，“seisho”可以指圣经 [聖書]、蓝皮书 [⻘書] 或任何被视为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标准出版书籍 [成書]。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情况。某天，我向朋友提议：“我们是否要在成人之日去那家***餐厅用餐呢？”我本来打算在日本的成人之日（Seijin-no-hi，即20岁成人的法定节日，一个专门为社区中所有满20岁的人庆祝的节日）去那家餐厅用餐的。然而，我的朋友回问我：“你是指哪位圣人？”因为他把“成人（Seijin）”理解为圣人，也就是天主教的圣徒 [聖⼈（Seijin）]（我们两个都是天主教徒）。不出所料，他的回答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使得我开怀大笑。

这个例子基于“Seijin”这一“呀呀儿语”碎片的多义性，清楚地展示了诙谐的“剩余享乐（Mehrlust）”效果是如何产生的。我朋友的回应：“哪个圣人？”［どの聖⼈？ Dono Seijin ?］把“Seijin”这个词假定的主意指S1（成⼈）从真理之位上排除，并将其带回到了纯粹的“呀呀儿语”状态。

这个“呀呀儿语”的碎片“Seijin”恰好作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S(Ⱥ)代表主体$：a/$（参见图3）如拉康所言，这是“所有无意识形成物的结构”（Écrits，第840页）。

07 日语“呀呀儿语”与芬尼根式的“呀呀儿语”

然而，拉康也指出：“（日本的）言在由此可以摆脱无意识的诡计，因为无意识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封闭的”（第11研讨班，第253页）。同样，拉康也说过乔伊斯“取关了无意识（Joyce désabonné à l’inconscient）”（第23研讨班，第164页）。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实际的日语结构几乎与芬尼根式的语言具有相同的结构。

拉康在《圣状》研讨班的第95-97页中提出，对于乔伊斯来说，言语不断地被强加在他身上，并最终书写了《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其中的语言被消解、破坏或分解为纯粹的“呀呀儿语”，而这与他的女儿露西亚的精神分裂症有关，乔伊斯认为她是一个真正的心灵感应者。换言之，《芬尼根的守灵夜》这一文本等同于精神分裂症的幻觉，或强加声音的幻觉（精神自动性），而只有艺术创作阻止了乔伊斯精神病的发作。

强加给乔伊斯的词语，在其“呀呀儿语”的状态下不能作为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因为对于乔伊斯以及其他“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所有的象征界都是实在界”（Écrits，第392页）。也就是说，他们词语中的纯粹“呀呀儿语”的对象a并没有形成象征界之洞的边缘，而是完全覆盖了这个洞，使主体$被隐藏起来，而不是被代表。

一般而言，在日语中，“呀呀儿语”的碎片很难作为代表主体的能指，尽管偶尔会有例外。

这种在日语中主体未被代表的情况，正是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所称的在日本“纯粹状态下的势利（le snobisme à l’état pur）”，也是使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着迷的地方，他称之为“符号帝国（Empire of signs）”。

08 主能指在日本社会中的偏执狂主导地位

由于日语的结构在历史上被确认是“呀呀儿语”式的，因此使用日语来思考是很困难的，正如您可以推测的那样，使用芬尼根式的语言来思考几乎不可能。

难以或几乎不可能用日语思考的困难，造就了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特色：学生不被鼓励独立思考，而是被教导只能接受强加于他们的绝对规范和传统标准。如果你不能适应这个体系，就会被排除于当地社会，甚至是整个日本社会之外。在代议制民主的表面之下，日本社会一直以来、现在以及将来在根本上都是极权主义的，同时在本质上也是性别不平等、厌女和男权至上的。

这些强加的规范影响并维持着主能指在日本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这种必须被称为偏执狂式的主能指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对于用日语思考的不可能性的一种补偿。

总的来说，对象a的剩余享乐（plus-de-jouir）功能和主能指S1在异化结构中的阳具享乐的效果（参见图3）是相互竞争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性倒错中剩余享乐的纯粹主导，而在纯粹的偏执狂中，可以观察到阳具享乐的纯粹主导，并且没有“精神自动性”的现象。

许多分析者是同时服务两个主人的神经症，也即同时被两种享乐所主导，对象a的剩余享乐和主能指S1的阳具享乐，相互作用，相互竞争。总的来说，如果阳具享乐过于贫弱，而剩余享乐不足以弥补阳具享乐的不足，这就意味着你既不是偏执狂也不是性倒错，由此就会来寻求精神分析。

我们不禁会有这样的印象，即如今在一般的日本人群体中，存在着许多偏执狂和性倒错者。

09 总结

在日语中，是什么阻碍了一个栖居于这种语言的人体验精神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呢？一个可能的拉康式回答是：日语的“呀呀儿语”的结构不利于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而有利于主能指的主导。

在实际的日本社会中，这一方面导致了民族主义偏执狂的盛行，另一方面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性倒错的盛行，这些往往是为了逃离主能指的压迫效应，而采取的形式各异的行为搬演。

我的大多数患者之所以来接受精神分析，是因为他们在特殊的日本社会中，不够偏执也不够倒错。

我只希望更多的日本人能够找到精神分析升华的方式，以逃离日本社会中的偏执和倒错。

2019年1月2日于东京

原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