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饕书客·日读 📖陈国恩《自由的悬想》

💡浪漫主义文学的宇宙中，没有束缚，情感浓郁而激荡。

在这里，人们心驰神往，渴望无垠。

💡鲁迅/苏曼殊/郭沫若/郁达夫/汪静之/徐志摩

闻一多/丁玲/萧红/沈从文/废名/梁晓声/史铁生

💡回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百年流变

武汉大学教授，知名学者陈国恩代表之作

在表达自由精神、追求自由的境界的意义上，浪漫主义就是自由的精灵、生命的舞蹈。

自由的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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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恩 / 2024 / 陕西人民出版社

武汉大学教授陈国恩代表作，回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百年流变。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一个关键问题是把握文学与人的关系，而关键中的关键又是如何认识理解“人”。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我越来越体会到它的重要性。文学是审美的，审美是自由的。对文学意义的发现，关键是你想从文学中发现什么，进而能不能发现什么？前者表明，文学的意义是向人生成的，向你生成，意义就在你的理解或解释之中，呈现为你愿意它呈现的样子。后者表明，你有没有相应的能力和手段去发现，让文学呈现为你所愿意它存在的样子。这非常地重要，它意味着作者或者批评家要拥有学识、手段和工具。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生活，你对人生的信仰和理解。这一切，都与怎样理解“人”有关。只有理解了才会懂得。懂得历史，懂得社会，懂得人心，懂得自己，懂得文学。

应该说，偶然性不仅对个人的生命至关重要，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特别地重要，是偶然性给了文学以生命。如果只关注必然，人生便没有色彩，文学便没有美感。一些作品写得毫无生气，一些批评陈词滥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作者侧重历史的必然性，而轻视人生的偶然性，或者说只是注重脱离了偶然性的必然，轻视包含了必然性的偶然。这是一个教训。

历史学家直接追求必然性，文学家则要迂回，依托于他对偶然性的把握和审美想象。比如《雷雨》中周朴园的第一个太太去哪儿了？曹禺没有交代，也不用交代。她去哪儿，死了还是被休弃，无关紧要，因为那都是可能的。我写过文章，意思是这个太太仅仅是曹禺要表现一个乱伦悲剧以宣泄当年二十三岁的他在那个夏天的郁闷心情的一个安排。他要写一个乱伦的悲剧，侍萍必须先离开周家，留下她的儿子周萍，这才可能发生他与年轻的后妈乱伦的事情。但怎么让作为丫头的侍萍离开周家呢？曹禺想到的是让周家迎娶一个富家姑娘，这就是周朴园的第一个太太。但是这个太太是在侍萍被赶出周家后被迎进门的，她的年龄与侍萍相仿，足可以当周萍的妈，曹禺再怎么异想天开也不好安排她与侍萍的儿子周萍乱伦。因此，这个太太又必须消失，换一个更年轻的与周萍年龄相近的蘩漪进来，才可能闹出乱伦的悲剧。原来这一切不过是曹禺的艺术盘算中的安排罢了——一切听命于曹禺，那个太太最后去哪儿了，反而无关紧要。曹禺把戏写得惊心动魄，观众陶醉于紧张的戏剧冲突中，谁也没有闲心去关注这个太太的去向。这说明《雷雨》不是先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让曹禺碰上了，而仅仅是曹禺按照自己的艺术想象所做的虚构罢了。曹禺为了表现天地间的残忍，构想了这么一个故事，而他的才华又让他把这个故事写得非常真实，真实到让人感到害怕。这种真实性，包括曹禺对人类一般经验的认同和尊重，比如周朴园的第一个太太年龄与周萍的生母侍萍相仿，不可能与周萍发生乱伦，他就安排她不知所终，这其实也是对人类某种共识的尊重——当然，如果有一个作家非要写更为畸形的乱伦，那他就必须写出让人信服的依据，写出它的意义来，即透过这种人性的扭曲给读者一个有价值的启示。生活比想象更精彩，一切皆有可能，而艺术创作又充满太多的偶然性——如果曹禺当年没有动手写《雷雨》,那他即使后来写出，也肯定不是今天所见的《雷雨》了。然而一切偶然又带着某种必然，《雷雨》一经诞生，注定要成为一个经典。

还有曹禺的《原野》只是表现观念吗？《原野》一发表，一些著名的批评家就批评它表现的是作者的一个观念，意思是曹禺写得不真实。这些批评家认为，一个农民的复仇不可能弄得如此窝囊——按初版本，仇虎是在黑森林里迷路，最后精神崩溃，自杀了。这怎么可能？这些批评家的问题，就是只想到了必然性，只想到了一个农民在他们规定的情境下不可能自杀，也不可能精神崩溃，他们想到了种种可能性，比如斗争与反抗，独独不接受曹禺设想的可能性。其实，农民是各色各样的，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与别人一样，就像自然界的树叶没有两片会完全相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这一个”，批评家凭什么肯定仇虎一定会按他们所认定的那种标准和规范来行动？农民难道不会在某种极端情境下精神崩溃甚至自杀？

其实仇虎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地主。他家有几十亩良田，被焦阎王看中而遭到了陷害，被害得家破人亡。曹禺写的并非一个农民向地主的复仇，而是地主与地主——土财主与土财主围绕财产而展开的血腥冲突。一个失败了，一个虽得了手，最后还是遭了报应。曹禺要通过血腥的冲突，来表现人性的残忍、复杂和尖锐性。如果曹禺只是为了表现复仇的顺利，他完全可以为仇虎的复仇着想，比如可以让焦阎王不死，留着他让仇虎回来一刀杀了; 他可以把大星写成一个子承父业的小恶霸，让仇虎杀起来毫无心理负担。一切只在曹禺的一念之间，他甚至可以把仇虎写得坏一点，无耻一点，让仇虎可以像流氓那样随便找个理由把大星及其襁褓中的儿子小黑子杀了。可是曹禺偏偏让焦阎王死掉，又把大星写得格外善良，让仇虎下不了手，仇虎又没坏到杀人不眨眼的程度。显而易见，曹禺是在刻意制造仇虎复仇的困境。仇虎找不到可以心安理得地复仇的对手与理由，可是不复仇又对不起死去的亲人。仇虎被逼得精神分裂，这才是曹禺所要的悲剧效果。它直逼人性，即使是今天的人也无法为仇虎找到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一万年以后的观众，对仇虎的困境同样无能为力。我们从仇虎的绝望中，是不是感受到了人生的可怜、人性的残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一种悲悯的心情油然而生？这才是不朽的文学经典!

当年一些著名的批评家有勇气说《原野》写得不真实，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但这是时代性的现象。《原野》里的人物其实个个真实，真实到你可能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哪怕是瞎眼的焦母，她的阴险也有非常充分和正当的伦理依据。她是一个母亲和祖母,理所当然要拼死保卫自己的太过善良的儿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孙子。这么真实的人事，到了一些批评家眼里，变得不真实了。我由此想到，一些人所谓的“真实”是先验地规定好的，今天的人感受到的真实与他规定的那种真实对不上号。那些批评家对曹禺的偏见或者误解，不过就是曹禺没有写出他们所悬想和要求的那种真实。他们有权要求曹禺写出他们所要求的比如富有反抗精神、信仰坚定的农民，但他们无权越过曹禺来代替曹禺对他笔下的人物做出真实与否的判断，因为他们对弄懂曹禺笔下的人物毫不在意，他们不懂仇虎、不懂金子、不懂大星。不是曹禺在表现“观念”，而是这些批评家从他们的“观念”出发在要求曹禺。他们的基于其“观念”所要求的人物，与曹禺创作时所想象的人物毫无关系。

人要有自知之明。在时间的永恒和宇宙的无限中，人的生命是极为有限的，人的活动空间也非常狭窄，只是地球的一个角落罢了。一个人不可能了解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一切人与事，所以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必须深入生活，去熟悉对象，包括在深入生活中更好地了解自己。对批评者来说，则要格外谦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局限，警惕仅凭个人有限的经验为文学经典下判断时可能出错。常识告诉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与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是两回事，中间存在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巨大挑战。这提醒我们，联系实际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而伟大的文学经典，包括经典里的人物，总是独一无二的,能够在任何时代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惊心动魄的意外而读了后又会忽然会心并且一辈子铭心刻骨的经验。能被一眼看穿、一言道尽的作品，难成经典。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等于延长了读者的生命，让他经历了他这一辈子绝无可能经历的人生，体验到了他自身经验之外的令人震惊的爱与恨、生与死，伟大的苦难和不舍的留恋，得以从有限的生命更清晰地看见谜样的人类本性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