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南京:书肆、画展与旧城墙
一
清晨7:47的列车几乎是满载状态。
这班列车从宜兴发出，沿着铁轨从东南向西北方向行驶到南京南站，然后调头向西，箭矢一般笔直地穿越整个南方，最终到达四川盆地的成都。旅客沿途上下、转乘，或是返乡，或是出门旅行。像是一次小规模的人口迁徙“逆流”，将人们从中国地形的第三级阶梯运送到第二级阶梯，之后有的人可能会在那里换乘其他列车或交通工具，向海拔更高的第一级阶梯攀升。
春天，我就是循着这道铁轨来到旧县。如果运气好一点，昨天我就应该乘着同一班次的列车回到老家乡下去了。由于没弄清票务平台的购票细则，我在今天只能跨越两个车站，来到这座并不熟悉的城市瞎撞。这是一次行动远大于目的的出行，是对“上班—睡觉”几乎没有任何社交生活的一次“脱嵌”。重点是要走出去。这时，列车鸣着悠长的汽笛驶进隧道，车内灯光似乎一瞬间亮了许多。车厢连接处门楣上的横幅显示屏里，行经站名次第闪过，越到后面越感到熟悉，终于出现了我家乡的城市。那一刻，我产生了一丝直接坐回老家的冲动。
每次从这个方向进入南京南站，我总会想起刘慈欣在《三体》中写到的那个“古筝行动”。在举止粗野而又邪招百出的警官大史的建议下，军方在巴拿马运河曼德拉水道利用纳米材料对“地球三体组织”（ETO）及其所在的“审判日”号进行了一次摧毁行动。行动结尾，刘慈欣这样写道：“汪淼看到，冲上岸坡的巨大船首在急剧变形的同时，将土坡像水一样冲开，激起汹涌的土浪。与此同时，‘审判日’号开始散成四十多片薄片，每一片的厚度是半米，从这个距离看去是一片片薄板，上部的薄片前冲速度最快，与下面的逐级错开来，这艘巨轮像一叠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这四十多个巨大的薄片滑动时相互摩擦，发出一阵尖利的怪音,像无数根巨指在划玻璃。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消失后，‘审判日’号已经化做一堆岸上的薄片，越靠上前冲得越远，像从一个绊倒的服务生手中向前倾倒的一摞盘子。那些薄片看上去像布片般柔软，很快变形，形成了一堆复杂的形状，让人无法想象它曾是一艘巨轮。”
在我看来，列车左边的几栋建筑就像是“审判日”号的残片敲敲打打过后，重新组合在一起的结果。又或者是“女魔头”扎哈·哈迪德不小心打翻模型之后，捡拾组件时随意握在手里而产生的灵感。有时候还令我想起另一部电影《心慌方》。这些建筑原本也许有着一个周正老实的造型，甚至可能还有些呆头笨脑。但是在建好之后，突然被激光切割成薄片，随时可能倒下，只是还没倒下而已。到最后，成了这么一组任何片状物都可拿来形容、比喻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丑陋但又令人过目难忘。也许建筑师的本意就在此。
二
作为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南京南站时时刻刻处于人语车声嘈杂错乱的状态。我没有遵循那股冲动，像一个流窜于大地的旅行者那样逃票或是补票回到老家去。我不太具备服从于冲动的性格，许多想法和冲动也仅仅留存于想象层面。车厢外流动的空气让人精神为之一爽，这两天突然降温和浓度过高的女性化妆品气味，让我连打了两个喷嚏。将耳机里的声音从博客节目切换成音乐，手机也像是自动更新了定位一样，适时地传来一首南京音乐人李志的歌。
我对南京的最初认知来自于书本，金陵、六朝古都、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民国首都……当然，还有过于悲惨的南京大屠杀。在真正踏上南京的土地之前，令我与这座城市在情绪上产生一丝共振的，则是李志的音乐。
李志是一位奇特的歌手。他自称“偶像歌手”，但外在形象上却毫无偶像包袱，甚至在与普通社会青年的比较之中，也显得有些过于普通；他经历了从民谣到摇滚的转型，但歌曲中挥之不去的仍是源自于底层绵密细致的愁绪和诗意；作为一名歌手，却常年在微博上就一些常识问题跟人骂战，像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像鲁迅计较稿费一样计较其他歌手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诗人廖伟棠形容他是“中国民谣较深刻地辩证文青与屌丝的统一性的先锋”“中国摇滚最具诗人气质因而颇为尴尬的陌生人”，甚至那篇乐评的标题就叫：《升华的屌丝之歌》。
我基本认同廖伟棠的结论，但我们得出结论的路径完全不一样，他在文章里提到的歌曲没有一首是我最痴迷的李志作品。在那股子屌丝愁绪与底层诗意之外，我最着迷的是李志歌曲中字字句句落到实处的稳重感。比如《热河》与《关于郑州的记忆》这两首作品，前者在铺排历数南京城内各种事物——热河路、理发店姐妹、秋林龙虾——之后，在两个不同段落突然发问：“如果年轻时你没来过热河路，那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很幸福”“如果年轻时你来过热河路，那你现在的是不是已经被他们淹没”。情绪陡然升起，像是电影打破第四堵墙的技巧，叩问听众亟需内省的心灵深处。后者则在讲述了一段失败的爱情之后，概括性地抒情：“似是而非或是世事可畏，有情有义又是有米无炊，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仿佛前面的大段叙述全是为了这四句，而这四句又自觉地摆脱了这个故事的束缚，不再仅仅是关于爱情，上升到了人生甚至哲学的高度。这让我联想到了鲍勃·迪伦的一些叙事歌谣。当然，李志无法企及鲍勃·迪伦的伟大，但迪伦同样也无法成为相似语境下的李志。
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的还有一首《这个世界会好吗？》，从歌名上看就是一个大哉问。我无法断定这是否是李志最好的作品，但歌曲中所传达的那种苦闷与无奈，但凡听过的人都能感知。
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
像你曾经的容颜那样。
妈妈，这种失落会持久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
当然，李志的价值不止作为一个歌手的创作，他可能是少数期望利用自身影响力来改变某些现状的中国歌手之一。那个因故夭折的“叁叁肆”计划，原本是准备花十二年时间，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的巡演计划。虽然被调侃为“文艺下乡”，可这的确是让民谣/摇滚被更多人看/听见的一种方式。或许在他的内心里，民谣/摇滚不应只龟缩于音乐节、Live House所能辐射的范围内。与其简单粗暴地断定下沉市场的观众不会喜欢，不如先让他们有机会看/听见民谣/摇滚，再让他们自己决定喜不喜欢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作为歌手的李志最为独特的一点在于，他能在乐迷群体中备受追捧、拥趸无数，同时却又在非乐迷群体中毫无水花。就算是在南京本地，情况也是如此。我曾问过一些在南京有过工作或求学经历的朋友，大多无人知道李志其人，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有一首无词的作品《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人和我说话》，曾被带上了春晚，过后也是毫无波澜。
李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是唯一一个我向其他人推荐之初会普遍遭受鄙夷不屑，隔开一段时间之后，对方会回头向我道歉的歌手。从来不会有人道歉的那位歌手是鲍勃·迪伦。从李志自爆曾接触过毒品以后，作品下架、演出中断。歌迷却自发地互传资源，原本的民谣一哥，瞬间成了地下歌手，成了“音乐界的贾樟柯”。看着他的歌词和相关的解构语录被印在汽车尾部、废弃工地的墙头和钥匙扣与文化衫上，我甚至一度怀疑自请廷杖只是他扩展自身影响力的策略。自发传播的人中间不乏精英，他们不再屌丝，却仍然选择相信“李志”。或许，某些从底层带来的愁绪，并未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而冰释烟消。
三
就像店名所揭示的那样，这间书店确实很小，小得我几乎就要错过它。
我是被一面排列了许多红色灯笼的砖墙吸引，停下来寻找角度拍照时，才突然发现“一间很小的书店”就在我的背后。若非这个停顿，我大概会一头扎进前面不远的围墙边，然后选择一个方向到达下一个地点。
从憋闷的地铁站重回地面，清晨的凉意已然退散，阳光明媚温暖地洒下来，在地面上投影出时明时暗的节奏。我被导航指引进了一处文创园区，在笔直狭窄的巷道里乱闯，直到遇见那面令我停下来的红砖墙。这时候游人并不多，显得有些冷清，只有一些老人在晨练，做着推手、舞剑之类的动作；已然进入工作状态的保洁人员穿着暗红色的制服在假装打扫路面，并请路人为自己拍照作为打卡凭证。
书店确实很小，小得就像是一块镶嵌进墙面的橱窗，进深窄到推门进店时，门框的一侧几乎刮到里面的书架。店里养着两只肥胖的俄罗斯蓝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宠物排泄物的气味。我进去时，店主正背着个与自身高大身材不相称的小书包给猫喂食，像个老父亲一样叮嘱道：“今天人多，就在家里待着，哪里都不要去啊！”
店里陈列的都是旧书，这些书来源大多很偶然，品类杂乱，看不出店主的个人喜好。排列得也毫无章法，店主可能也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好处是顾客往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来回扫视三遍，翻来覆去选定了六本书，期间有两位女生走进来逗了一下猫。待要去结账时，却发现店主已经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坐下来，漫无目的地看着墙上的留言和明信片。到底是在南京，许多人在上面抄录了李志的歌词，那个“我爱南京”的图章，明显也取自李志的同名专辑封面。终于看到了店主写在门边柱子上的提示：本店自助结算，不带塑封的书不售卖。看了一眼堆在桌子上的书，一本也带不走。把书放回书架，有些失落地走出来。刚才那堆书里有几本精装旧版《张爱玲全集》，虽然不是什么孤本善本，但淘书的经验告诉我，以后恐怕很难再遇见。
书店前面就是横堵住的围墙，墙那边是一片荒废的园子。一座小楼如塔孤耸，早已破败，只得在最上一层用些门板、塑料布围挡起来，像是某场城市巷战的遗迹。一根横着的棍子上面绑了一只扩音喇叭，循环播放着反抗拆迁的语录。
我向左拐上正路（原谅我记不住路名），凭着记忆往前几次淘书的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只见古董书画店越来越密集，确信自己没有走错路。我不具备鉴赏古董的能力，略略晓得一些词汇，也是来自以前看过的电视鉴宝节目和相关小说。不过，出于一种浅薄的怀旧情结，我还是拐进了朝天宫古玩市场。
入口只是一条窄巷，左侧甚至是低矮的棚户区。到达里面，才觉得别有洞天。整栋三层高的楼房都是古董店，统统仿古风格装修，多以“堂”“阁”为名，令我这种看新鲜的游客望而生畏。更多是就地撂摊的小贩，地上铺一块毡布，藏品罗列其上，任由顾客浏览挑选。从战国钱币到文革像章，色目混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谨慎起见，我没敢上手触碰。有几枚印章的印钮挺好看，拿起来看了一下印面，都是不知名的姓名章，刀法也拙劣难看，又放下了。唯有一只青花杯托，底款“大清康熙年製”；面上是一幅春宫，像是从《金瓶梅》绣像上截取下来描摹的，线条有些漫漶。摊主说是民窑，款识上有些像。但杯托边沿竟未施釉，粗糙得像是造假的切口。摊主看我年轻，一个劲地怂恿我“买个春宫回去”。之前他将一个战国方足币铜范说成是钱币，我很怀疑他是否真的懂行，迟疑之下还是没有买。一来是因为不像真品，自己也不懂；二来买回家也无处存放。我其实是想找一只香炉，宣德那样的珍品自然不敢奢望，这样的地摊恐怕也难出真货，唯其是假，我等贫民才有力一试。古董玩家不说真假，只论新旧。我是只要器型周正，包浆透出古意，也可新作旧用。转了一圈下来，一只中意的都没看见。
对比之下，旧书店就显得偏僻、冷清得多，甚至流露出一股破败气象。
这条街上有大大小小五六家旧书店，到底是不能同古董行的大生意相比，店铺之间距离拉得很开，不说顾客，整条街上连行人都寥落不堪。这趟来南京，主要是为了逛旧书店。我一头扎进街道尽头转弯处，先是在一位大叔的书摊上买了一套《静静的顿河》、《彷徨》、《鲁迅旧诗浅说》和《毛主席诗词》。然后调转回来钻进了旁边那家兼卖旧货的旧书店——这条街上的书店都多少兼卖一些二手旧货。
进门时，店主正在就一个二手拍立得相机与一位青年讨价还价，并没搭理我。我一眼瞅见近处书堆里一套两册齐鲁书社1989年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印象中这个版本是“洁本”，稳妥起见，还是上豆瓣查了一下。确实。问了一下价格，450元。联想到台湾里仁全本正版也才600元，没有犹豫就放下了。老板又说有南洋出版社出的影印全本。这套书我曾在荆州一个旧书店见过，一字排开十大册，卷帙浩繁。当年因财力不济未能抱回家，一度引以为淘书生涯的遗憾。现在又遇见，店主开价甚至也不算太高，却觉得自己并不做什么学术研究，实在没必要买这么一套唬人的砖头摆在家里充门面。
《金瓶梅》下面压了两本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分别是《日出》和《家》。封面上的单词和作者名字英文拼写我碰巧都认识，就拿出来翻了一下。英译者分别是巴恩斯和沙博理，我不太了解。《日出》里附有剧照，《家》则是由刘旦宅执笔插图。开本做得很别致，装帧也很精美，封面在素雅中透露出一丝精细。我虽然不具备英文阅读能力，也是拿起来就放不下，最后连同一本《诗词例话》一并带走。以后碰上英文程度高的朋友，当做礼物送出去也算得上一份心意。
董桥先生说猎书到最后迷的是装帧，信然也。
店里有一堆唱片和磁带，我看了一眼，并没有喜欢的。又问老板是否有秘藏不肯轻易示人的私货，老板反问我想要谁的专辑。我连报了李志、琼·贝兹和鲍勃·迪伦三个名字。老板先是愣了一下神，明显有些露怯，然后回答我说都没有。
靠近主路这家旧书店规模要大一些，书的出版年代也更靠近当下，品相也相应的更完好。我来回挑选，生怕遗漏不该错过的作家作品。最后抱了七本书在手里：饶平如《平如美棠》、骆以军《脸之书：种树的男人》、冯尼古特《闹剧，或者不再寂寞》、纪德《伪币制造者》、阿特伍德《道德困境》、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以及一本读过的张爱玲《小团圆》精装本。
老板像往常一样，少算了我一本书钱。我背着淘来的书，心满意足地走在阳光遍洒的南京城。凭着记忆抄了一条近道，赶去南京市国家创意园区看莫奈的光影展。
四
人到而立之年，内心里有两个小小的遗憾：一个是没能掌握任何一门乐器，另一个是毫无绘画天分。这阻碍了我成为流浪艺人的梦想。当我在接近三十岁的年纪突然迷上了古典音乐和绘画时，自己也找不到理由来解释。就像曾经那么叛逆厌学的我，离开学校以后，竟然成了目之所及最大的书虫书痴。
无论你是否对西方绘画艺术感兴趣，克劳德·莫奈（Claude·Monet）的名字恐怕多少都是听说过的，至少曾经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目睹过他那幅著名的《日出·印象》复制品。大名鼎鼎的印象派，正是得名于莫奈作于家乡勒阿弗尔的这幅日出风景画，晨雾中太阳缓缓升起，水面倒影的船只影影绰绰。“印象派”最初其实是沙龙画家对于这群后起小子的蔑称，想不到这群青年竟顶着这么个“恶谥”走过了一百多年，并且声名日隆，走进了绘画史。“毛坯的糊墙纸也比这海景更完整。”1874年《日出·印象》问世之初，法国的报纸这么评价。抛开立场和后见之明，这句话其实不算是污蔑。印象派小子的作品似乎都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他们甚至没有耐心用颜料将画布填满，逸笔草草，匆匆而过。只抓取一个模糊的“印象”就急着奔赴下一个场景、主题。
绘画史专家往往将印象派的诞生归结于吸管颜料发明后所引起的户外写生潮，这当然是历史事实。可是另一重关键因素鲜有人提及，那就是现代照相技术的诞生与精进，使得以“像”见称的沙龙绘画无以为继。既然比起精耕细作、纤毫毕现来，绘画无论如何比不过正在崛起的照相术。这群后起之秀索性反其道而行，只凭借个人志趣去捕捉刹那间的光影变化。
起初，印象派小子也想跻身沙龙绘画的墙内，可是沙龙画展始终将这群粗野青年拒斥在外。传说有一年沙龙举办画展，收到消息的印象派小子就在场地对面找了块空地，将自己的画作挂出来与之唱对台。一个个顾盼自雄，英姿勃发。
我对印象派的“开悟”始于六年前。那时我在老家县城做课外培训，时常深夜一个人沿着贡水河回家。岸边的灯光投映到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像极了《日出·印象》里那道破碎的日影。文学艺术就是这样，等闲只当作无益的消遣，却总能隔着辽远的时空，轻轻地击中你内心某个柔软的部位。
五
国创园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江南造银元制钱总局，后几经改造，终成今时今日的格局。各种颇具历史价值的机械部件巧妙地排布在道路两旁，供游人观赏、凭吊，锈蚀斑驳得透出一股沧桑旧意。原本那股硬朗工业风早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咖啡馆、文创店和带有设计感的高端服装品牌。
预约的观展时间还没到，我只好在园内闲逛。本来是因为内急，结果却被指引到了一处古城墙脚下。南京的城墙我早有耳闻，伴随着一些难辨真假的历史传说，如朱元璋与当时首富沈万三的恩怨。自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至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迁都北京，53年间，南京（当时称京师，迁都后更名南京）曾是明朝的首都。之后也作为两京之一，一应机构班底与北京等同。我惊讶的是城墙还能有所保留下来。路边被人踩出一条野径，见四下无人，我偷偷走了上去。到底是帝王之都，城墙比我之前见过的荆州古城墙气派雄伟得多。条形大青石错落地砌上去，只在最上面五六旬用泥砖修筑垛堞。在冷兵器时代，这确实称得上是固若金汤。
沿着城墙往那头走大概两百米，就能看到一道锯齿形的断口。旁边一道阶梯可通城墙顶部，却被一道铁栅阻隔开来。一位女士坐在铁栅下面，频频抹脸，像是刚哭过一场。断口为人们展露了城墙的内部，其实只有两边外侧是条形大青石，内里整齐地填充火烧红泥砖。联想到整个工程之浩大，也足够令人叹为观止。我正对着城墙横截面出神，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老先生从我身前经过，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展览馆？”第一遍说的是南京话，我没听懂，第二遍才知晓他的意思。他也是去看莫奈的光影展，我给他指了一下近在咫尺的展厅入口。
时间还早，我试着将整个园区逛遍。在几乎是对角线的位置，闯进了中国丝绸博物馆。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想起关于江南丝织业的任何讯息。其实，这段往事我并不陌生，至少是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江宁制造府的。
中国桑蚕丝织业的历史很悠久，到了明清两代，丝织品更是与瓷器、茶叶等中国特有的商品一起行销海外，成为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陷入财政危机的中央朝廷，在士子高翰文的提议下，制订了一道“改稻为桑”的国策。影视作品虽是虚构，但也可见丝织业在当时重要的经济地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就任江宁（南京别称之一）织造兼苏州织造，其后父子三人执掌江南丝织业近40年。曹家的家世也在此期间达到顶峰，康熙六次南巡，四次都是由曹家接驾。曹寅晚年疟疾病重之时，康熙更是御赐奎宁（传教士进献的西药金鸡纳霜）派驿马星夜赶去。可惜晚了一步，曹寅病逝于扬州。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写过一本《曹寅与康熙》，梳理了这对君臣间交往的过程。而显赫的家世也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最近一段时间断断续续地在读王安忆的小说《天香》，背景地虽设置在新开埠的上海，倒也可见当时江南丝织业的繁盛。小说中“武陵绣史”希昭别出心裁地以画入绣，终成“天香园绣”的一品。（故事原型为顾绣。）与小说情节可堪照应的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里收藏了一幅当代丝绸技艺大师李德喜织就的长卷仇英《南都繁绘图》，站在这幅丝织工艺品面前，不得不赞叹丝织工艺的神机妙算——这个成语原本就是出自织造业。
六
这次展览标题为“遇见莫奈：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墙上的画作都是复制品。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在意，毕竟我不懂绘画也不通艺术史，连莫奈和塞尚的名字与画作也时常弄混。可是当我凑近墙面上第一幅展品细看时，复制品与真迹的差距还是立刻暴露了出来。虽然特意喷绘出了颗粒感，尺幅也是同比例制作，终究复制不出真迹中笔刷抹过颜料留下的痕迹，更别说颜料堆积的立体感以及氧化过后的包浆与干燥的皴裂纹路。不得不说，再高明的复制品，也抵不过一幅平庸的真迹。看过真迹以后——去年曾在这个展厅看过一次印象派作品真迹展，对于复制品就兴味索然了。
不愿再凑近细看，只是隔开一个足够忽略真假的距离拍了几张照片，以便往后跟女孩子聊天时不至败落下风。或许是为了弥补展品真实性不足，展厅里设置了好几处互动装置，个别地方真可以说是装置艺术了。在那几幅著名的《撑阳伞的莫奈夫人》中间，同样的背景墙前放置了一把阳伞，观众可以很方便地在这里拍到同样构图的照片。再往里则装置出的巴齐耶名作《画室》。画中尚未成名的印象派小子集体出动为巴齐耶充当模特，莫奈坐在最左边抬头上望，正与楼梯上的好友聊天。
作品基本按照莫奈生平陈列，一直到晚年的睡莲系列。那幅画有东方风格小拱桥的睡莲，明显是受到了日本浮世绘影响，类似的影响也出现在梵高的一些作品里。我原本以为睡莲系列中那一股朦胧氤氲的淡蓝色情调，是莫奈晚年视力急剧衰退后所看到的世界，在展厅的导览墙上，赫然发现早期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色彩运用。从《西敏寺下方的泰晤士河》到《日出•印象》和《查令十字大桥》，再到晚年的“睡莲”系列，那弥漫于画面上的蓝色薄雾从未消散，水汽淋漓地贯穿莫奈创作生涯的始终。
展览最后，数字影像化的莫奈作品投影在四周，伴随着古典音乐的节奏，画中人物、树林、草地、火车甚至波纹都生动地向观众走来。光影打在观众的身上，五彩斑斓的一片，一个个像是跌进画家调色盘里刚被捞起来。这是现代的艺术形式，虽然艺术不遵循进化论，却也很难返祖。今天绘画艺术面临着自己的危机，这危机来自各种各样新兴事物，当然也包括影像。跟当年印象派小子要面对新兴的照相术不同，今天的艺术形式似乎要更包容一些，比如影像艺术就可以是根据绘画作品进行的二次创作。比如著名的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和《燃烧的女子肖像》。
离开南京之前，我想再去看看古城墙，不是为了抒发浅薄的思古幽情，而是感叹于其工程量之浩大与耗费人力物力之繁巨。习惯了大型机械作功的现代人，很难再去想象手工作业时代，人类是如何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坚持不懈地造就如此庞然大物的。
一对男女走到铁栅栏边，试探着如何爬上城墙顶部。同时，对面却蹒跚地走下来三位老人，想要从这道门里走下来。栅栏就这样分隔开他们，仿佛隔开了过去与现在，寓言一般。城墙断裂口前已经长出了半高的乔木，遮住了横截面底下的部分。城墙内部填充的火烧红砖被树木枝叶挡住了大半，另一小半在风吹雨淋之下也褪色不少，显露出略含苍老的古意。一半遮掩一半坦露，一股暧昧不明的意味。
时间偏向午后，华东地区的日头落得早，此刻看上去，比我习惯的角度要更加偏西下沉一些。我在城墙脚下的门洞边整理完书包，径直走出国创园匝地的浓荫，在一排排刚开始落叶的法国梧桐下面沿着已然熟识的街道拐弯抹角，终于在一家银行侧门处钻入地下。买票、进站、上车，车厢内多是如我一样背着包的短期游客，各自盯着手机或是木然地呆望着车厢空白处。即便走进了人群之中，我们仍然孤独得很明显。苏东坡诗云“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说得竟是千载之下的“原子化”都市社会。只有轻轻抵在后背的书角和微微沁出来的汗，提醒着我确实短期地走出了那令人沮丧的生活。现在，地铁正载着我原路返回，去跟那“上班—睡觉”周而复始的生活重修旧好。
列车在江南大地上飞驰，朝着没有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