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团里的男人

一

此刻的我更加心烦意乱了。

七岁八岁狗都嫌的年纪，像是身体里被装上了永动机。女儿拉着我不断穿梭在广场的各省花车间，没完没了地摆着造型拍照。我的女儿很漂亮，可能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但如果不是这么能折腾人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她更可爱一点，只是唯独可惜了她有点兜齿。不笑还好，一笑就显得憨气十足。这一点都不像我。在广场的游览时间是两个小时，我十分感激这位导游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集合时间。当我站在一辆花车前，又一次从相机的取景框里看到女儿咧着嘴大笑的时候，我决定选择让相机在此刻没电，而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注意到了团里的那个男人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被女儿抱着大腿吵嚷着要给相机买电池，实在无心再应付她所以我才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在这个两天一夜的廉价旅游团里，他和我是唯二两个不怎么高兴的人。

短暂的萍水相逢没什么深交的缘分和必要，今天下午的广场观花车是最后一个项目，吃过晚饭这车人就各奔东西。但在被女儿烦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还是主动过去搭了话。男人看上去六十出头的样子，还没有太多白发，身材很瘦挺得笔直，穿一件黑色的夹克。我不是个会来事儿的人，开场显得十分刻意尴尬，好在男人也有些内向没有太在意。他在寻找辽宁的花车，广场太大了，各省的花车每年都在国庆的时候前来争奇斗艳，恐怕除了工作人员没有谁能知道每个花车的具体位置。女儿挺起胸膛表示要带路，没想到围着广场拍了又拍还有这个好处，她还记得辽宁花车在哪里。我们带着男人顺利找到了辽宁的花车，我问他用不用帮忙拍个照，他凝重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这让他看起来慈祥了很多，他善意地提醒我相机应该是没电的。因为这个成年人之间才懂的玩笑，我和他的距离下意识拉近了一些。他说他懂我一个人带孩子的难，却不懂离异的苦，他不知道为什么两个曾经决定要过一辈子的人，会有一个中途反悔。成年人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看他对带孩子颇有心得，我们谈话的方向顺势转到了他的家庭。丧偶，大儿子已经三十多岁了，小女儿今年也大学刚毕业，现在他自己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住。听他的口音我有些意外，询问他怎么这么远一个人从闽地来旅游。他就只盯着辽宁的花车，没回我话。内向人转移话题比打开话题更尴尬。他提到还是只有一个孩子清净，我不好告诉他我其实喜欢多生几个。本来肚子里还有过一个，被拿走了，然后又回来了一个别的。

广场上有兜售饮料小吃的，女儿央求我买一个棉花糖。我着实囊中羞涩。这次我几乎把全部的钱都带了出来，一半用在去广东的车票上，剩下一半的一半付了这次的团费。可小孩儿不懂这些，他们还不明白钱的好处，以及钱该怎么花，他们只觉得这个东西你不买就是不爱他。那个时候在他们心里，爱和买东西挂钩。可在大人的世界里，买东西和钱挂钩。女儿这个要什么就必须得买的毛病也不像我。我年轻的时候就进了厂子，厂子里什么都给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什么都见过，也根本不需要什么得去外面特意买的。我们兄妹四个，都在这个厂子里，我大哥甚至还死在了厂子的车间里。因此我要进厂的时候，和工会主席提前打好了招呼，在车间干活儿的我都不想去，三班倒太熬人。我想坐办公室，但又因为性格怕生干不了销售，就想着去电站或者总务都可以，最后结果出来还是被分去了车间，和我大哥一样，在练漂。为此，我妈跟工会主席打了一辈子仗，说因为他不给安排工作已经害死了她的大儿子，现在还要来害她最小的女儿。工会主席腰板很硬，称共产党员绝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也绝不会因为手里有一点点权力，就想着办事拿钱贪赃枉法。我妈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就是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她不懂为什么给自己孩子安排个工作也能被扣上贪赃枉法的帽子，但她被帽子扣怕了，也只能认命。那几年我妈哭坏了眼睛，现在老了得了黄斑变性，视力约等于没有，看不见工会主席了也就不干仗了，眼不见心不烦。再后来，那个给厂子卖了一辈子命的工会主席，死之前除了几张奖状什么也没给家里留下。我妈直到现在都不让在家里摆他的遗照，到日子了我们几个做子女的也只能偷着去烧点纸，顺便也给大哥烧点。每次看着茔地里两个并排着的坟堆，我都忍不住想：如果大哥看到他工会主席过去了，能不能问他后不后悔。

男人主动付钱给女儿买了棉花糖。联想到棉花糖和爱的关系，我开始有些警惕，即使那是个已经六十多岁的老头儿。男人像是一眼看穿了我的想法，把棉花糖递给女儿后便示意自己去别的地方逛逛，不自然地摆摆手就走了。这倒显得我的刻薄和多疑。

剩余游览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已经累得脚底板发麻也没个地方能休息一下。哪怕你只是想蹲一下，都会有群众过来厉色制止，更何况其实人多得也没地方蹲。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群众是便衣，怪不得他们目光如炬，他们看人的眼光一定很准，不像我。赶上五十周年的大日子，没发生踩踏似乎已经是万幸的事。没办法，我只能带着女儿继续逛。广场那么大，大到一个团的人散进去就只能约定一个时间在出口聚齐，却小到后来我总能看到那个男人的身影。他的气质太独特了。广场上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来看花车的游客，每个脸上都是喜气洋洋。只有他一脸颓色，眼神里带着哀伤，却对每个花车都看得仔细。可能是因为我的目光太热烈，还是引起了男人的注意。我带着好奇想走近他再寒暄几句，他却先收起了触角再次消失于人群。

我很好奇，好奇男人那双眼睛里的故事。因为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

我二姐是个非常本分听话的人。在家听父母的话，在学校听师长的话，在厂子里听领导同事的话，结婚了听男人的话，死了男人就没有话可以听了，于是自己到老。二姐是全家唯一一个毕业后工作被分在办公室的人，这让她自觉对其他的兄弟姐妹很是亏欠，总是主动挑起照顾父母的责任，于是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到现在我还总是馋她做的红烧肉。照理说，这么听话懂事的孩子该让父母省心一辈子，结果二姐唯一的一次忤逆，便让自己成了整个镇子上的话题。那一年，她爱上了一个南下的流浪汉。两个人是怎么认识，又是怎么产生感情的，我们一概不不知情。二姐比我大很多，那时候在她眼里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自然不会同我分享少女心事。可连二姐单位里的好姐妹都不知道，保密工作真的是做到了极致。可一个流浪汉怎么会有爱情呢？怎么配有爱情呢？我妈气得要把二姐赶出家门，全家都不赞同这门婚事。是的，那时候只要有了感情，就要谈婚论嫁了，爱情和婚姻是捆绑的，和现在不一样。二姐单位的工会主席有他的见解，认为门当户对是老一套，只要人品好穷点怕什么，大锅摆在这儿总有他一口饭吃，人品好才是真的好。一个流浪汉的人品要怎么评判，那时候可能我太小了还不明白，只知道以后二姐要过苦日子了。二姐结婚的那天，流浪汉说按照他老家的风俗，新婚夫妻要带着家里未婚的姑娘们登高。我那时没注意到为什么一个流浪汉还有老家这码子事，只记得结婚当天爬山的时候，我跟在二姐身后，她脚上那双带花边的红色高跟鞋特别好看，我看了一路。结果等回了家，那双鞋已经脏得没法儿看了。为此我闹了不小的脾气，因为我本来打算自己结婚的时候也要穿这鞋的。结果因为头天晚上下雨，鞋子上全是黑泥，洗都洗不掉，我由此对流浪汉的怨恨更多了一些。我就是在登高那天第一次看到那个眼神的。那天，当流浪汉带着我们爬到了山顶，他就这么傻站在那儿一直向北望着，然后望着，一直望着，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后来我冻得实在不行了，吵嚷着要下山回家去，二姐才牵起流浪汉的手，说了句走吧。然后流浪汉回过头看看她，也说走吧。

自从二姐搬出去住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虽然流浪汉之前一直没有工作，毕竟是流浪汉嘛，好在二姐在厂子里的工资还够生活。家里人对流浪汉的态度一年比一年平和，尤其后面流浪汉找了个保安的工作之后。我妈虽然嘴上不松口，背地里却总让我去给二姐送吃的，虽然没有二姐自己做的好吃，但我妈后来也很少吃到二姐做的饭了。于是我每次去二姐家碰到流浪汉，我就会看到那个眼神。二姐搬出去后，跟流浪汉在镇上的火山上搭了个小房，流浪汉总爬到火山顶上往北望。后来我再见到流浪汉，总觉得他身上有股臭鸡蛋味，久而久之二姐身上也是这个味道，以后的日子我就不爱往二姐家跑了。直到流浪汉被带走的那天。我和工会主席扶着吓到腿软的我妈一路赶到二姐家，还没到二姐家就看见几个人押着流浪汉往下面走，我二姐在后面边哭边追。工会主席看这架势连忙说明岳父母的身份，想问问清楚，那也不好使，我们一路拉扯着走到道边，对方一直押着流浪汉到一辆间色桑塔纳前。要被塞进后座的时候，流浪汉急切地拧着脖子回头看了二姐一眼，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就被塞进去了。街上来来往往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二姐已经顾不上只能捂着脸大哭。这是我妈埋冤工会主席的第一件事，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多要埋冤的，所以两个人当街干出了打仗的气氛，我妈恨不得手边有把刀砍了工会主席。如果当年不是他不反对，女儿绝不会嫁给一个流浪至此的逃兵。工会主席不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梗着脖子说谁都有改造的机会，改造之后就是新人。

那之后，我妈怕二姐干傻事，拉着我在她家住了好一阵，我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叫傻事，只知道我身上也开始有了那股臭鸡蛋味。

再见到那个眼神是二姐从北边接回流浪汉以后。流浪汉被判进去了几年，二姐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可他病死在里面了，因此我跟我妈又在二姐家住了好一阵。那会儿我正对坐办公室的一个男同事迷得不行，不愿意擦肩而过的时候身上带着臭鸡蛋味，当然不愿意起二姐家住，被我妈打了几巴掌后才服了软，心里想的是对这个刚没了大儿子的女人多包容点。二姐把流浪汉的骨灰埋在他总往北看的火山顶上，于是总往北看的人变成了二姐，那个眼神也变成了二姐的眼神。住在二姐家那阵儿，有一天半夜被尿憋醒，可想起二姐家旱厕的恶臭不想下炕，努力让自己继续睡过去，无意间听到了我妈和二姐的对话。二姐说去年她去北边看流浪汉的时候，流浪汉已经是晚期了。我妈问他最后有没有交代二姐什么。二姐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他说走吧，走吧。

走吧。女儿边说边扯着我走向另一个花车。我再回过头来看时，那个男人已经不见了。

二

晚餐照例还是那种接待旅游团的廉价餐厅，空气里弥漫着油垢和劣质洗洁精的味道。

我们一行两桌虽不互识，但几顿饭下来，大家吃饭时的坐次也基本确定下来。但今晚的我因为有了“认识”的人，于是便带着女儿坐在了那个男人身边。男人很体贴地没有表现出不适，微微点头示意后我们便各吃各的。男人抽的烟牌子我认不得，老家没见过。不过考虑对方应该是南方有钱地方来的，加上现在又是在大城市，只能怪自己见识少。席上有一道当地特色小吃，女儿问我是什么，我说是油炸的肠，结果吃了一嘴蒜味儿面粉。不知道是不是被餐厅糊弄了，正要叫来服务员理论，那个男人出声阻止了我。他耐心地给我解释这道小吃的由来，提到当初也确实是荤物的小吃，由于物资匮乏最终演变成了如今的样子。我没想到一个南方来的男人竟然对北方小吃知之甚详，以为不过是男人们一贯好卖弄，转念一想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才信了他的话，没去找服务员的毛病。

这段小插曲让我们下午有些尴尬的气氛缓解了一些，我终于有机会再次了解他。下午聊到家庭有些尴尬，这次我便改问他的工作，却忘了自己现在的情况。男人说他原来在当地一所小学当国文老师，总跟学生提到南京和北京，自己却从来没有见过，现在终于退休了就来看一看。我看他不愿多说，本想再问问他下午那个眼神里的故事，却被内向人常用的逃避技法反将一军。男人问起了我的工作。还没来得及想好说辞，我的耳边已经响起了车间机器日夜不停的轰鸣声，过去二十多年里日日夜夜都能闻到的浆水味儿也扑面而来。

我跟女儿他爸都是练漂的。在这个车间，除了吃灰就是吃土，总之没什么好的。几年下来，机器不停工人三班倒的日子，让我没了正常的作息概念，繁重的体力活儿倒是让我长了不少力气，后来家里的饮水机都是我换桶。虽然辛苦，不过好在没重蹈大哥的覆辙。其实有大哥的例子在先，就算我自己被分到了练漂，照道理我也怎么都不该再找个练漂的，一开始我也确实是这么想的。头几年我跟女儿她爸本来也确实没什么交集，虽然都在一个车间，那会儿她爸的对象是整装的，哪是个比练漂还不是个好地儿的地方。我对那女的印象不深，只记得是个五大三粗个人，干活倒是一把好手，常常被装货的喊走帮忙。本来搞上对象了就该结婚了，毕竟再自由的恋爱也并不包括做那些出格的事儿，可惜这时候出了个意外，让我有了跟她爸产生一段孽缘的机会。

那时候，是厂子刚开始不好的几年，偷东西的开始变多了。本来这么大个厂子有点小偷小摸的也都正常，结果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最终引起了工会主席的重视。那会儿我二哥截肢之后一直在厂里当保安队长，不负责干力气活儿，只负责指导工作，但他很是上心，为此还特地成立了个纠察队，拄着拐也要巡夜抓贼，因此很受工会主席认可。在先后抓住过几个小贼里面，最特殊的一个人就是我女儿她爸当时的对象。以至于我跟她爸结缘后，二哥总晃荡着半条腿说，是他替我抓来的男人，我得感恩他一辈子。

那天夜里，二哥正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巡查，老远就看见一个穿得鼓鼓囊囊的女的往外偷偷摸摸地走。小伙子们没经验，一个冲劲就要跑上去抓，让我二哥活生生给摁住了，说要悄么声儿的跟在那女的后头，得看看她还有没有同伙，一网打尽。结果，显然瘸子的丰富经验并不如小伙子们的年轻气盛好使。那女的可能是察觉到了后面有人跟踪，毕竟拄拐走道儿的声儿太明显了，于是还没等走到大门口，就一股脑儿就顺着墙翻了出去，直接跳进了外面的公厕里。小伙子们不敢耽误也赶紧跟着翻墙出去，可我二哥还在呢啊。等二哥拄着拐从门口绕到公厕这儿，那女的早从茅坑跑了，那也是个露顶的旱厕，跟我二姐家的差不多。

第二天，全厂子的人都知道有个女的偷了布从公厕底下跑了，我们当时都捂着鼻子当个笑话讲。没想到后来有一天，二哥带队在工会主席面前报告情况的时候，我女儿她爸押着当时整装的那个对象一推门就进来了，说抓到了那天晚上偷布的贼。在我女儿她爸的说法里，那贼人好生狡猾，偷完厂子的东西顺着公厕底下跑了不说，临回家前还特意拐到大河里洗了好几遍澡。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么大的味儿还是被他闻出来了。于是贼顺利抓到了，送去了派出所，被偷的布也找了回来，虽然布没法儿用了，至少让我二哥跟年轻小伙子们免了罚。后来我就没再听说过那女的的事儿，应该是离开这儿了。可没有厂子的介绍信她能去哪儿呢？又怎么吃饭怎么找工作呢？

因为抓贼又主动举报亲友的行径，女儿她爸被工会主席与保安队长大加赞赏，没日没夜地在我耳边提，时间久了我便有了个对象，再后来就有了女儿。我跟他三班倒的工作，变成了两班倒的生活，日日在厂里闻浆水味儿，夜夜在家里闻的也是浆水味儿。我记得很多年之后，大概女儿两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好不容易赶上两口子都能在家过夜，可能也是领导考虑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排班的时候特意给照顾了一下，好让我们一家三口团聚团聚。这还是工会主席已经病逝一年多了，不然这么一点好处我都捞不上。那天晚上，我跟她爸久违地一起躺在同一张床上，背靠背沉默地各自入睡。我睡不着，这阵子频繁的夜班儿打乱了我的作息，只能干愣愣地看着窗帘上闪过的影子。就在这时，我突然闻到了他身上飘来的一股香味儿，那香味儿像是一种花香，却不是老家这边我熟悉的那几种花。我们这边有很多花，最多的是二月兰，各个颜色的，很漂亮。正当我仔细闻着，想要辨别到底是什么花时，不知道怎么地，就想起了多年前他押着那个整装的女的到工会主席面前的事儿。当时那个女的从公厕跑了之后，在大河里涮了那么多遍才回的家，女儿她爸是在哪儿，又是怎么闻到她身上的味道的？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我，心里忽然有了个念头，原来味道是可以传染的。就像二姐家的臭鸡蛋味儿，练漂车间的浆水味儿，整装女的身上的屎尿味儿，和他此刻身上的香味儿。

今晚的我们，身上应该也会沾上油垢味儿。

那个男人显然没能等到我对于工作的回答，但女儿的心直口快让我有些尴尬，好在男人似乎没明白我女儿说的意思。我只好解释说在老家找不到活儿干，正打算带着女儿去广东碰碰运气。男人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沉默后拿了根烟，我也跟着要了一根。抽烟时我看到了他已经洗翻了毛的袖口上起了许多毛球，和蓝蓝的晕了一小片的墨水儿污渍。我翻出针线包，拿出里面的弹簧剪，举手跟男人示意了一下，帮他剪掉了露在外面的线头和毛球。习惯了，看不得这个，我解释道。我小心地尽量不接触到男人的皮肤，省得惹人家不快，好像我又什么怪癖或什么企图。我只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能感到平静，熟悉的、重复的、机械式的动作，总能带给我莫大的安慰。

从工厂出来的那一年，我经常独自在家里整理旧物。我收拾得很仔细，需要让女儿她爸拿走的归一堆，理理还能用的归一堆，能卖废品的归一堆，剩下实在没用的就收起来，攒一批拿到二姐家。二姐后来一直一个人住在火山上的房子里，没了工作也没了男人，我跟二哥这几年就总是多支援她一些。可到后面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跟二哥也支援不动了，就只能给她这些实在想不到用处的东西。好在二姐也不嫌弃，而且总能想出我们想不到的用法。我记得有一回我家楼下死了个挺大个儿的流浪狗，狗身上还穿着一身好看的花衣裳。那阵儿镇子上乱得很，经常出现忽然一家人都走了或者突然都没了的情况，街上就总能看到各种流浪猫狗。有的运气好点儿，被人抱走养了，运气不好的要么死在街头，要么死在后厨。本来看着那死狗的样子，我心里是有点嫌弃又有点害怕的，但想着万一二姐能用呢？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把狗的花衣裳脱下来了。看着眼前的狗一身油光水滑的毛，我全身的毛也一下子立了起来，站起来掉头就跑回了家。等我喘匀了气再从窗户往下看时，那只流浪狗已经不知道被谁拿走了。狗去哪儿了，那几天我不敢多想，只惦记着把花衣裳洗干净了送我二姐。过了一阵子等我再去她家——那会儿我已经不嫌弃二姐家的臭鸡蛋味儿了，谁还能嫌弃谁呢——花衣裳已经变成了花手套。没想到从来没下过车间一直坐办公室的二姐，这几年竟然也学会了做针线活儿，后来还给我女儿缝了各种小衣服小袜子，当然这些都不会是捡来的废料做的，大概率是工厂遣散后跟着大家伙一起抢到的。对于二姐学会做针线活儿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呢。

我女儿每两周去她爸那儿住一个周末，那两天就是我整理旧物的最佳时间。翻翻找找，总能发现一两件忘记穿的压了箱底的衣服。人一股脑往前走的时候，就顾不得看看自己手里有什么，没时间看，而现在我多得是时间，除了时间我一无所有。等把女儿送到她爸家，我就会回来坐在阳台的板凳上，用弹簧剪把旧衣服上的毛球和线头一点点剪掉，堆成一堆，撕块旧报纸放上面，很快就成了一座小山，很有成就感。那年的天气都比原来好了很多，冬天也总有大太阳，不再是原来总是灰蒙蒙的，虽然大家甚至开始怀念那些空气不好的日子。我就这么坐在那儿，晒一会儿，剪一会儿。等到后来，天气再好我也不敢在阳台久坐了。我怕又看到谁从我眼前掠过，也怕自己哪天打开那扇窗。

可能因为这是最后一顿散伙饭，激起了这个短暂一起度过两天的游客们对彼此莫名其妙的情谊。酒过三巡，我的背上已经开始汗津津。余光看到男人脱掉了那件黑色皮夹克，里面穿着洗黄了的白衬衫。微醺后的男人一直不停地说着，偶尔会趴在臂弯里哽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露出白天那个眼神。我看到他眼角带着泪，左臂戴着孝。

行程结束前导游收集每个人的家庭地址，要给游客们邮寄在广场上拍的合照。当时没有登记地址的除了还没落脚地的我，就只有那个男人。我听到他和导游的对话，才知道他来自当年寄不出去信的对岸，他是来给素未谋面的父亲奔丧的。

三

在南方的日子不好过，除了让人恼火的湿热天气，还有这么多年也听不懂的方言。这时候我总觉得北方人吃了大亏，这就像是少掌握了一门外语，别人骂你都听不懂。因此我总是督促女儿多和当地小朋友们玩，培养她学会这门语言，但她没有语言天赋这点反倒随了我。

趁着女儿高考后的暑假，我带她回了一趟老家，也见了我妈的最后一面。老家像是被按了暂停键，没什么太大变化，连街道招牌还是十几年前的风格。老太太临走前还在数落工会主席的不是，这也算一种惦记吧，毕竟我都快想不起来工会主席长什么样了。我妈下葬那天来了许多人，基本都是老人。老得上了岁数的人，和当年一起过过老日子的人，白事便成了追忆茶话会。女儿嫌无趣不知道跑去哪儿玩了，从小爱到处跑的性格，一直跟到她长大成人。

我跟二姐也多年没见，她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在火山顶上的老房子里。镇上的平房后来陆续拆迁，很多人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楼房，幸运却一直没落在二姐头上。但二姐也没什么怨言，她更喜欢那个充满臭鸡蛋味儿的老房子。我以为她心里放不下流浪汉，一直不肯再婚，镇上总是有好心人要给二姐介绍合适的对象。谁知她早就把流浪汉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候心大得出门都能忘记带上钥匙，让走路本就不方便这两年还做了腰椎手术的二哥给她撬锁。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年被二姐折磨得够呛，二哥现在下床都费劲，连老妈下葬都是让人抬着担架来的。本来我跟二姐都商量着别折腾二哥，结果人说下葬必须得儿子捧着遗照走前头。一向传统守旧的二哥不听劝，执意要来，我跟二姐不好拂了这片孝心，便专门去买了一副担架。这一整天折腾下来，差点让二哥就地躺在大哥的坟堆儿旁边，最后还是我跟二姐捧着遗照回的家。

午饭吃得简单但丰盛，绝不能亏待了每个来出份子的老人。饭桌上大家频频感慨我妈走得好，这个时候走能出份子钱的人还多，再过几年估计份子钱都收不回来了，亏。我有点想笑，又觉得场合不大合适，旁边我妈的表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琢磨着她是不是想哭死过去，好赚回一点份子钱留给孩子？这么一想就更憋不住笑了。饭后闲谈，我妈表亲提到这几年难过，本来想着趁七十岁前赶紧再跟团出去玩玩，没成想等能出门的时候都七十三了。聊到这儿我忽然想起当年旅行团里的那个男人，我已经很久没想起他了。我记得他的眼神，然后看了看二姐。没错，就是二姐那个眼神。可当我环视四周，却发现怎么大家都拥有了这个眼神。这个发现让我那几天都不太敢照镜子。

我妈的事情结束后，我在她的柜子里收拾出了几件当年没能带走的东西。天高气爽的一天，我打算带女儿去当年我上班的地方看看。在镇上转了一大圈，现在还留下来的只剩一排还没拆迁的平房，和当年供工人们消遣的俱乐部了。俱乐部是一栋白色的欧式小楼，很漂亮，现在依旧保持着这个风格，只是已经变成了连锁超市。图书馆没了，电影院也没了。结完账我问收银员，那现在大家想看书看电影去哪儿呢？收银员奇怪地看了看我，说下一位。探访旧日生活之旅就这么快速地结束了，我只好带着女儿坐在河边吹风，有点异想天开的想去找找那个旅行团里的男人，而女儿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个男人。我知道他还在这个镇上，但我不愿见面，只能让她自己去找去问。我不明白一个消失了十几年从没出现过的人，好奇他做什么，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女儿回来后我没问她见没见到，她竟然也没主动提，我们又在老家住了几天，然后启程回了南方。来的时候买的机票，几个小时就到了，返程我却定了一张十几个小时的卧铺。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我兴奋地以为这次坐的会是那一种，没想到只是同样刷了绿漆的新火车。这种感觉和我这次回家的感觉有些像。你可以回到过去，但回不到当年那个过去了。过去就是过去了，除了心里的一道疤什么也留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