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传统和民族主义

在“秦制”相关的问题中，很多人提到了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大力批判“秦制（秦政）”，这个情况可以从晚清思想界的演变寻找原因。晚清开始出现了反传统的观念，罗志田先生认为，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相关的表述方式虽不断转换，实际关怀和思路却一以贯之，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这些称谓被提及皆日渐偏于负面的含义，这包括儒家/儒教、秦政等等概念。

中国传统的负面表述部分因近代西方“国家“观念的引入，清季士人非常重视学或教与国家的关系，那时不少人认为两者是互补的，学亡则国亡，国亡而学亦难保，保国与保教几乎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但是随晚清被西方侵略似乎证明此康有为支持的儒教既不能保人，也不能保国。梁启超认为保国才是优先的，如果教需人保，则其价值何在？因此，梁启超以后，从吴稚晖到新文化运动诸人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国传统的“教”已不适应新的时代，其既不能保人，也不能自保。所以对他们来说，“教”是可以否定和抛弃的。

当然，清末也并非和新文化运动诸公一样，激进地全面否定传统（像胡适陈独秀等人想全盘西化，瞿秋白赵元任也搞了汉字拉丁化运动），而是将“好的上古传统”和“邪恶的当下传统”区分，这一点可以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派发掘，康有为认为古文经皆刘歆蓄意伪造，违背了孔子的原始思考。谭嗣同那句关于秦政的名言：“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更是坚决地否定了当今传统的合理性——传统早已转化而非周、孔之“真传统”，二千年来不过是大盗和乡愿为伍的“伪传统”，自可破坏反对摧毁之。这也是为何秦制观支持者很容易再戊戌变法乃至晚清的思想家中找到反秦制的观点，并且将其和现代化对立，这恐怕和三十年后梁漱溟类似：“三代”是好的，荀李的改造是坏的，所以如今中国落后源自于法家和秦朝观念的错误，而非正统儒家，自然是不用彻底放弃。

但是，罗志田指出，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时候提出了不少经典文献乃作者据己意制作（孔子、刘歆之别不过制作目的善恶不同）的认识路径，极大地减损了经典的可信度。康有为的后继者们甚至在解释传统中的“君学”部分时，有意无意建立出一种“阴谋”说，即君主是有意识地运用“愚民之术”以巩固其政治专制。既然什么传统都是少数为了维护自己统治人蓄意制造的，那任何传统本身的合法性就被否定，维新派解构权威的结局自然是没有传统和权威。

到了民国，制度为基础的“半截子西化”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混战之中碰壁，在“西化能救国”的观念主导下，全盘西化成为最激进的一批知识分子的选择，在这些受到西方学科观念影响颇深的学者看来，晚清学者认为过去对立的东西现在成为一体，其“共性”即在于它们都是既非“西方”又非“现代”的。自然，许多读书人越来越将传统视为“一家眷属”，出现一种负面意义为主的“中国整体化”趋势，新文化人接受了尼采的观念，要求重新评估一起额一切价值，并且在实践中激烈地攻击传统文化，因为他们发现传统文化没法被评估出什么价值，只有黑暗和反动。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将两千年以来人们讲授的儒家视为吃人骗术，至于后来鲁迅甚至要用拉丁文取代方块文字推广白话文，瞿秋白汉字拉丁化也正是这种观念的实践。

新文化运动主将们公然认同于西方而没有多少内心不安，因为他们自觉其正在为中国再造文明，面向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样一种乐观心态是以摒弃往昔为基础的，也就是上文所述的“落后传统一体化”——既然三代、孔子、刘歆等人创造的传统是一体的不现代，那么完全抛弃、全面接受先进的文明当然就是最好的。日后康米主义的兴起也和这种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的观念有很大关系，英美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的“伪善”，中华民族需要新的拯救理念，那就是苏联。

至于康-梁等不愿意完全否定传统的今文经学派知识分子，他们被执政者所推崇（袁世凯就恢复了很多传统的礼仪），但是同时也时代抛弃了，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但是，也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老维新知识分子一样回到传统。这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后以排满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还抱有否定传统拯救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但是随着革命的理想破灭之后，他们中很多人转而回到传统。从理论上，民族主义不必须要求文化上的忠诚，但是在实践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凝聚力却需要传统文化进行凝聚，例如严复就强调爱国源自于爱家，“爱家”源自于儒家的“孝”，这是国家精神中传统价值的凝聚力所在。

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暧昧关系，影响不只有这些传统主义者，“秦制”的否定（以“一盘散沙”为外显）和基于传统儒学建立新社会的理想也存在于新文化运动以外的边缘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治家中。孙文这种新式民族主义者就相信，中国传统是一盘散沙，如果想要发扬民族主义，就必须发扬宗族，这样“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民族主义”，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嗅到谭嗣同对秦政的批评，乃至现代“秦制”对“秦制导致人民原子化”“大共同体破坏小共同体”的味道。孙文批评知识分子不要旧道德要新文化。他对旧道德的态度是“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戴季陶甚至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中明确称赞：“（中山先生的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甚至伟大领袖在新民学会早期，也深受道学的影响，他支持湖南自治的想法，和孙文是类似的，从建设地方小共同体入手，培植社会组织力，在此基础上改善政治组织，他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明确强调：“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为此，他甚至在《反对统一》一文中反对中国的统一，这背后何尝没有“秦制”观念的影子：

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上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因此，我们可以从清末民初的社会思潮中看到“两千年来秦政”观念的基础，正是维新思想家为了反对当下的传统、宣传托古改制，将秦朝以来的儒家思想借助秦政进行否定，尝试在不完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但是这种否定传统的趋势，在民国之后被先进知识分子利用，他们将传统看成一个整体，通过完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来实现民族的复兴。而否定秦政、追溯三代也并非只有维新思想家才有，章太炎等民族主义者后来也转向文化至上观念，这深刻影响那个年代的边缘知识分子乃至政治家的政治选择。

最后，援引列文森的话总结一下“秦政”背后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民族主义者保护传统，这样他就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来攻击传统。一个需要保护但却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信念的传统是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的。在近代中国，要寻找一个可以将特殊和一般的需求都放进一个智识边界的信条，使得那些不可替代的、无法拒斥的部分，免于遭到激烈对抗，就这些来说，单纯的民族主义无法为此提供一个最终的栖身之地。因为民族主义自己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它曾经攻击儒教，把后者取替了，但如今却想要维持儒教日渐衰落的儒教的权威。

参考：

罗志田：《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杨天宏：《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

孙中山：《三民主义》

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