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写的书评合辑
作者：渡水崖
可以称《我比世界晚熟》是去年占据各大图书榜单、受到好评的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的“前传”。并非只是聚焦作者胡安焉当快递员之前的工作履历，还是归拢他自中专毕业后不停地更换工作，而所谓行业和领域都跨度极大的行举背后性格的成因，他自己称之“心理分析”。
与《送快递》中看似不太在乎社会规则而显得自由、游刃的人的想象不同，胡安焉总体认为自己是对社会运作的法则不了解（“晚熟”）、没有恒定的价值标准（“没有个性”）。他非常清醒而平静地解构着自己为何无法嵌入“正常”的工作系统：社交方面有回避型人格障碍的倾向，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也难以与“同事”维持好的关系；做事方面追求道德正确，无法先追逐利益……
他认为自己的心智是从踏入社会开始诞生和得到成长，因而也有很大篇幅提到了家庭教育（当中的缺失、没有得到很多社会所需能力的“预备学习”）。譬如，父母的思想观念和工作环境首先就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不会规划自己的人生，进而认为孩子在外表现得乖顺和服从就可以混得好；把自身的存在看得卑微，进而也会把孩子看得卑微，在外人面前贬低他成为一种机械的谦虚反应……很有意思又令人怅然的是，这样长大的胡安焉，会因为在外不太争取自身利益而经常被误以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另一面，胡安焉一直有写小说的愿望和阅读的爱好。但他坦陈做漫画、出版相关工作不止是顺应喜好，也出于对社会的反感和逃避。可以看到电影、书籍、音乐对他成为现在的他的的浸润，但也有一定反向的效果。这对于爱文艺之人都是一份提醒，如他所写，连叔本华的精神和生活都是割裂的，“他的智识并不作用于自身的品格”。
若向外看，对各类型工作体系和逻辑的分析没有《送快递》的多，能看到比如找工作的方式从报纸、熟人介绍到后来的网络招聘平台，背后是个体随着时代发展被投入更大更陌生的社会环境的过程。而这样一个“晚熟”的人能够如此脱离主轨道而生活，也源自他曾经商创业、游走各个大大小小的城市、不停地去观察分析自己与周围人的高强度的敏感力的调用和社会化“历练”，这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做的。
总之，这本书给我的启示是要去掉美好的滤镜来看待个体自由背后的不完美、付出的代价，而不仅仅轻易地褒扬、追随学习，是一种不负责任，所谓读者的自觉。另一面自然是所谓素人、普通人通过一份自传性质的写作获得了比自己想象中多更多的关注后的无所适从、纯然和胆怯，这又是属于写作者的良心的自觉。因此真正诚实的写作是暴露出残缺和丑陋，如他在最后所说，“人生就像一种疾病，天然地存在种种病症和缺憾，……，我的所有努力，都建立在这一认识上。”
这本小书是浪漫的：一位欧洲女性艺术家、创作者，为了陪同科学考察后留在当地捕鱼为生的丈夫，去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小岛生活了一年，在适应和习惯极端环境后重回社会生活，是自然和极地探险文学的一个切片。同时，它也是现实的：作为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故事，也可以从女性、劳动分工的视角来看待作者如何面对自我和处理关系，结果又如何。
首先，极地的美对初入者、居住者而非旅行者而言还是一场“灾难”。作者里特亲见自然景观的荒凉、房屋的简陋和物的破败、丈夫不再同以往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恐怖”、“使人神志不清，直到他们失去理智”。与城市生活全然不同，因每日面对没有与自己相似的生物的孤寂、恐惧生出清扫、收集和独自唱歌说话等“小怪癖”。直至看到当地猎人逼近极限也炽热的生命力量，逐渐形成对他人的接纳和自我体察事物本质的谦卑。
但极限的条件也没有遮蔽亲密爱人之间日常生活的温情。妻子在去前形容丈夫“数年来不知已变成哪种野人”；丈夫对她喜欢体验的心思有足够的了解和帮持、提醒；他们的同伴时不时地哼歌“我的老婆一点也不苗条，……可是——她是我的老婆哟”。也会有吵架，作为家庭主妇的日常是更艰难而充满担忧，丈夫和他的伙伴则有“荒诞的乐观天性”，让她觉得不被体贴、理解。
总之，在极寒环境中可以看到人真正所需的之稀少、原始，和彼此间能够互相给予的多样。也有伦理争议的部分。如作者和雷鸟“克拉拉”培养出感情，也会认为猎杀海豹来吃残忍，丈夫却认为“不该以人类的标准衡量动物的感受”。在这里维护文明，比与大自然抗争、保住性命更难。
最后是装帧也做得很精美，每一次翻开、读完是扑面而来的清凉和舒展。
难以概括双雪涛最新的小说集里究竟变化多还是原来的味道多，这背后也是无法一概而论哪一种于读者而言是“更好”。七个故事里有一贯的悬疑、浪漫色彩，多了科幻和文学综艺等当下现实元素，语言更有冷感。主人公从编剧、大学老师到拳击手，似乎也是他个人新的职业身份和日常生活观察的结果。读到《不间断的人》主角安东在小区里看植物、听楼上钢琴声时，难免不去想象背后作者生活重心转移后复杂的心迹，乃至写作视点和取材从东北老工业城市逐渐向北京城市景观转移的过程，读这本书仿佛踩着他的脚印走了一遍。
书中，个人最喜欢的篇目是《刺客爱人》。两个童年时代交好的姐妹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和一位杀手、一个画家在多年后的重逢，一把盗剑，一起连环杀人案，熟悉的多音部叙事，人的关系与破案脉络的层层嵌套，情感连接上会让人想起《平原上的摩西》里的小斐和庄树。《不间断的人》写人工智能转变为人学着睡觉、做梦，也延续了《刺杀小说家》式的想象力。
文中还不断读到一些“经典”的闪回，或者说他一直在与过往进行持续不断的回叩、碰撞。故事背景除了沈阳铁西区的艳粉街，还有三好街、岐山路及周边其他城市如阜新的名字，故事中的生活方式（“不能再为钱做任何事”“一个人有爱好不就可以活着了吗”……）、命运的周转轮回和追忆报刊、电影、古典乐等与他一直以来作品中传递的价值观也有所呼应。好像这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作者，如今才真正地开启成年的阶段，给读者的感觉却是一步三回头。这也许意味着某种写作的瓶颈，但也是独属于他的魅力所在：写作中洋溢着很难不为之动容的青春气息。
这样的创作，因而也许代言着时间的凝固和流动。我们都期待某种双雪涛的“味道”替我们自己留下些什么，也带着有和不熟悉的、不够“双雪涛”的部分一起向前走的新鲜感、希望。但也不要忘记，处于变动中而能为我们持续地看到，当好的写作者当下的“见证者”，已弥足珍贵。
当我们反复谈论一个词汇，围绕一种流行语来发表看法时，是否有一瞬间质疑过它们本身的含义？“中产”就是这样接近口头禅却又暧昧不明的词语之一。以色列人类学家豪道斯·魏斯用这本小册子有理有据有力地论证了他这一观点：中产阶级是不存在的，中产就是一个伪概念。
中产的“中”，首先是一个尴尬的、不上不下的位置，它没有如资产-无产般的另一个对立面，决定了自认不在其范畴内的人对此缺乏认同，而被套上这个名号的对此也没有情感忠诚。最终这个被政治和经济意涵包裹的文化概念，只灌养了大多数人的虚妄想象：有这样一个“阶级”，好似向所有人张开怀抱，财富与处境更贴近个人选择与努力的结果，人能通过主观能动将自己带上或下一个“阶级”——这已经与“阶级”一词天然涵盖非个人力量的因素相悖。作者称，这个称谓的好处仅仅是驱动人们为争取“未来的幸福”而行动，取代对自身“当下的欲望”的满足。
因而，他认定“中产”是一种意识形态，背后的“自力更生”深度依赖于投资。而投资是一种“暂时性的放弃”，加剧多方面的隔绝和竞争：财产（文凭、不动产、养老金等）、人力资本（受教育、职业技能、社会人脉等）和政治。还有很动荡的时代性因素，如今，个人所有的财产将被用以衡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心与远见，但这一代人的财产价值不稳定、文化素养贬值，呈现出群体性的物质压力和精神无力感。……
字里行间的犀利和透彻，并非指向作者的一种虚无，而是掷地有声的、鲜明的立场态度。这与他的身份背景亦有关。他关注以色列离婚案以表明普通人追求的并非财产所有权而是安全感、中国小区设施与房产商、业主的纠葛和“五险一金”制度等，均体现强烈的人文色彩和容易唤起认同感，但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对一些经济学、哲学理论的阐释仍然清浅或一笔带过，若读完愿意去追溯到文中所述的大卫·格雷柏、布迪厄等来读，会更有收获。总体来说，如果跳出这本书被书写的背景是另一片土壤，也不去纠结于观念的“正确性”与否，仅在对语言使用的警惕性和审慎态度——很多词语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它也已经是一部足够好的作品了。
这部时隔二十多年再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集，以陀翁在1849年、28岁时因参与政治运动被捕并处死刑，入狱四年间写给哥哥和弟弟的六封家书为名，算是《死屋手记》的“前传”。他在其中展露了一种真实无矫饰的极端生命状态：患胃病和痔疮，忧郁症加重，开始癫痫并持续一生；日常和打架、吵架、赌牌的苦役犯在一起；临近执行日，自我精神上的恐惧和无助。
这四年也是体味“痛苦”的循环往复。生存现实的受限，不阻止他的头脑高速运转，不停思考，而思考就是痛苦的，他说。给最亲近之人的文字中，陀已呈现出一种紊乱：他向哥哥和弟弟“广泛而又确切地谈钱”，一边抱怨他们没有按时寄钱，一边安慰他们不必担心自己缺钱；一边呼唤他们“记住我”，一边安慰他们“不要为我难过”。生命的矛盾张力，激发出一个所谓伟大的作家人性深处的善恶交织。
书中除了书信，还有文论、集会发言等，而前者自我抒发的浓情蜜意和混乱的喃喃和后者的内敛冷静、简洁有力的语言之间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张力。他在入狱前提出“幻想家”，一串在互联网时代几乎可以用作金句和自嘲的妙语连珠，何尝不是对后来狱中那个他的映衬。他关心普通人，将九岁时一位仅仅说过一次话的家中农奴对受到惊吓时自己的温柔安抚画面刻画得十分动人，却很难说是贵族出身的天然悲悯心，还是“重生”后的某种悔悟。
如果读完书中他用大自我谈论民族历史、女性运动、城市与人口问题，再去回看家书中他的小我，会发现在自以为死期将至时，他提到很多次“喜欢”，喜欢树林，喜欢书籍，不是在谈论喜好、热爱具体的什么，而是生命中的一切。也许只有到极致时刻，这样朴素的“爱”才会在心头发生。这些思想上的坚固与羸弱，组成一个完整的“人”。而如今的我们没有办法对他的写作真正地感同身受，故而一读再读。
纳粹对德国文艺界的破坏，是当下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阅读议题。如何把一个个几乎被正史“除名”的作家、剧作家、诗人等，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再穿缝回大的历史叙事中，是德国作家乌维·维特施托克做的了不起的尝试。作为历史非虚构，它读起来让我想到几年前的《午夜北平》，绘声绘色、故事性十足，意味着有艺术加工，有大胆的评论，有直抒胸臆，甚至可以读出作者本人对哪些人是更青睐或不屑的，很有人情味儿的写作。
“文学之冬”，特指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到他颁布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一条法令之间的共五十天左右，写及几十位艺术家的抗争、被惩处或流离。因为每一日有不同人物轮番出场，结尾附当日新闻条，也能看到总体的情势愈发跌宕紧张，除了因武装暴力冲突去世人数增多，还有流感新增病例的暴增，画面感很强，一部纸面上的、多“声部”的电影《钢琴家》。
在这本书中也能读出艺术家遭遇寒冬的非偶然性。从文中描述可以看到，他们普遍具有时髦的外在形象（“无产阶级的皮夹克”“戴扁帽和金属丝框眼镜”）、遗世独立的性格和不俗的才学见识，这些个人魅力的因素加成强化了感召力和被追捧条件，加上他们多有政治职务在身（很多人在大学任教），喜欢创作、演讲或私下聚会，在纳粹看来是巨大的威胁。“参与时代辩论”是文艺从业者的一种秉性，作者说，但许多事例也可见信仰坚定和“政治上的无知”并不冲突。无论如何，一切都与宣扬“洁净”、否定“源于心灵和情感活动的创作”的德意志文化格格不入。
作为不同人的小传记来读，也会看到诸如不为世俗所接受的恋情曝光、一部作品走红后的暴富购房等“花边新闻”，甚至有破碎却优越的家庭环境，是每一个时代文艺知识分子身上的共性，而这些情感、金钱的丰富阔绰，也在特殊时期给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只是很多结尾处，作者的考据没有破开“时代命运”的悬念，不知道他们最终去向了何方。
作为一本学术著物，《韩国流行音乐》从名字到选乍一看不太起眼和朴素，但已经把k-pop这件事讲得太细致、丰富而有意思了。考据部分，把千禧年前后最知名的偶像歌手、团体和影视剧逐一拆解，是对当下很多韩流现象的“放大镜”；作者系音乐专业出身，对典型旋律结构和乐谱的讲解、歌词的文本分析、修音设备和声音的普及，也是很有用的阅读辅助，打通了普通听众观众与韩流之间的知识壁垒。
可以读到很多我们熟悉的韩流明星。徐太志和孩子们，早期音乐是从叛逆的青少年视角出发，主唱作为独立偶像有绝对的创作和形象宣传主导权；BoA，艺名缩写隐含“Best of Asia,Bring on America”的世界主义概念，音乐有适应美韩市场的两个版本等等。作者对几家头部经纪公司也有钻研，如通过访谈资料展示了SM公司的试镜、选拔环节和培训课程。由此，韩流市场和行业完备是许多“问题”的主动制造方——团体名多是英文缩写，用表意的模糊性引发好奇心、制造卖点；歌曲中的“嘣”元素，来自韩国民谣的一种发声技巧，为了保留本土特色和情感共鸣的效果；MV大多不涉叙事、时间和现实场景，打造无地方性、民族性和种族性问题的异托邦想象。这些也同样沿用到当下的韩流艺人打造流程中，像一个个公式。
此外还提及义务兵役制对职业生命周期的影响、粉丝和经纪公司如何影响了演员的私生活、网络霸凌导致的名人自杀等，是以“人”为先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民族志写法。最值得一读的还是那些对我们似乎都能看见、感受到却说不出所以然的“现象”进行的专业洞察，读完能更理解韩流是如何“创新却矛盾的产物”。不可否认这一切带给我们的日常娱乐价值，但每一次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背后，又好像只是开疆拓土足够早的一种“传统文化”的沿袭。“流行”到底是什么，它似乎变化很快，又似乎从未改变过。
作为一个前infp，我读过很多心理学著述，最终发现重要的不是接受大众科普，也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心理学家，不是被如何地领读，而是被领着去触摸自己的情绪和心灵。由此将容格心理学的这三本小册子作为很好用，也简便有趣，可长时间随身携带、随手记录的工具书而推荐出来。卡尔·容格是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学生（但两人理论有分野），时下流行的MBTI人格测验的测量指标是以他的八维人格分类学说为基础。
《阴影与自我》是容格阴影心理学的原著，也是在讲“人格”。“阴影”指代那些我们身上有负面特征的性格因素，或说我们用道德评判为缺陷或不正常，进而不喜欢、不愿承认的一面，在自卑、痛苦、罪恶感之中，将其压抑为自我的“潜意识”。《影子日记》是循循善诱地一步步带我们去用具体方法练习重新发现那些被压抑的阴影，其中许多关于伪装、内在声音、边界感、遗传特征、刺激性特质、弱点、羞耻点等的提问，都很直击心灵。但是会让自己意识到很多都是没有真正去思考过的，几乎越读越觉得不够认识自己。最后一本空白的笔记本，收录了上百页问题，供作者自己去如实撰写。仅列举几问：小时候你有什么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现在的你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重新养育自己？在你的生活中哪些关系对你不再有益了？你正在为未来的自己创造着什么？……
这些内容并不多么深奥，也有身心灵疗愈的意味，却会在书写后发现的确是当下所需要的，基本可以解释我们为何在不同社交场景下呈现不同面貌，为何总会在亲密关系这面镜子中发现另一半的自己等等，而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自己去完成，至少，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深入地探索。
皮村文学小组最受关注的时期是伴随着成员范雨素的成名，但背后更广阔的群体故事和这个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小飞地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的变化，也许此时更多的人是不甚在意、无法得知，好在这一切存在于作家袁凌的新书里。他称这些有文学爱好的工友为兄妹，这也符合这位做社会民生新闻出身的前资深调查记者与他一贯关注和书写的对象相处的方式。在这本书里，你不会看到一个写作者带着写文章出书的目的问问题，也不会看到他带有任何审视窥探意味的拍照、拿着录音笔出现停留片刻就匆匆离开，而是许多日常时光都和他们在一起滑冰、划船、游泳、登山，还有很多勾肩搭背、呲牙大笑的合照，留下的是最朴素可爱的中年友谊。
袁凌的写作也是一种不简单的方式：把每个人的人生勾勒一遍。排在前面的是几位当家政工、月嫂的女性，能读到她们工作的状况，有与雇主缔结好的情谊，也有性骚扰、卫生间装监控。文中尽显大家对他的信任和接纳，这也并不容易，如与一位性工作者聊天无果后工友所说的“干她们这行，心比脸老得快，很难相信人性”。让他们敞开心扉的是真正的理解，和对他们创作的由衷欣赏，如写到小海时数度引用他的诗歌。最后，曾经为了避风头而鲜少露面的范雨素在他面前谈笑自若，史鱼琴会把写有与丈夫和谐性关系的日记留给他作素材，寒雪的坦陈也很动人，她豪情地说，“60岁过后是我们的春”。这份情谊的珍贵也在于真实，当他得知史鱼琴患乳癌后踟蹰不知如何是好，也有和万华山不快的争执。更真实的也是，哪怕是范雨素走红也没能真正改善她的经济，《久别重逢》的出版方甚至提前给她打了一笔版税，陈年喜得到过一些捐赠的名牌衣服，但这并不是他所最需要，他们的生活不会因曝光而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此外，袁凌敏锐地捕捉下了皮村附近厂区和房屋拆迁前、拆迁中的决定性瞬间，它们是外来务工者临时的家和工作场所，也是他们存在过这世上、认真生活了的证明，尽管一切都在消逝——“工人大院”整治、打工博物馆拆除、同心学校关闭，“一个人在世上的痕迹就这么没了。真不知道他们来这世上一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呢？当将这本记载他们生命史的书与他们的创作集《劳动人的星辰》一起对照读，也许会怅然和释怀更多，不仅是懂得了文学在他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珍贵和必需之物，还有如“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句标语，皮村文学小组是连接他们、让他们促膝取暖的介质，就像一首歌里所唱“姐妹班，合作班，互信互爱相救难”（交工乐队，《日久他乡是故乡》），唯一能陪伴鼓舞自己继续跋涉这人生路的，其实只是、还是创作之时永恒向上的心灵。写下他们，阅读他们，于外人而言，也许就是最好的祝福他们吧。
《暗处的女儿》是费兰特作品中除那不勒斯四部曲我最喜欢的一本，私以为故事没有另一部母亲视角的《被遗弃的日子》阴闷压迫，也比女儿视角的《烦人的爱》《成年人的谎言生活》更显平实可感。其中有费兰特提出的“碎片”（frantumaglia）一词的来源（由她母亲“发明”和专属于她笔下的母亲们的一种情感体验，“你心碎了。你无法忍受自己，心里有很多心事，却说不出口”），也可视为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前传”——主角勒达偷走了在海边旅行时一直窥探的小孩子——儿时埃莱娜（莱农）最喜欢的娃娃，是埃莱娜童年生活的一个“问题制造者”。
这个怪异行为背后的故事层层叠叠。勒达48岁，离异，有两个女儿由前夫抚养长大，她曾痛恨她们的出生让自己的生命退居其次，甚至使用了暴力，后来逃离了家，哪怕她们为此要去到自己上一个逃离过的地方由那不勒斯家乡的妈妈照顾。娃娃，寄托她对女儿歉疚、同情又充满控制欲的复杂感情，也是她可通过占有它重新掌控自己的身体、情感、命运的想象。娃娃肚子里吐出的黑水是她的过往生活，有对性的幻想，对婚姻中爱情消亡的记录（“爱情是需要精力的”），对母职的无力承担，一次路遇一对私奔的男女是她生活里的第一束光。娃娃，也是她眼中的另一对“完美母亲”和“理想女儿”，一种“平和、幸福的母女关系”，因娃娃事件介入她们的生活又发现事实非如此。埃莱娜的母亲也有强烈的主体性，却也称不上称职，娃娃同时寄托了小埃莱娜对母亲的需求和依恋，它最终促成了两个母亲、两个“她们自己”之间的对话。
回到费兰特，她所有的故事都有回环往复之感，几乎每一个女主角都独立而不决绝，自我意识的成长落回到亲密的人身上，形成“碎片”在母女关系这一大主题下的闭环。正如勒达后来还是回去了，她发现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原来只是在女儿面前削出蛇形的苹果皮。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死了，但我很好”，也许在费兰特的世界里，爱像一种对“我”的禁锢或诅咒，但它也同时是自由的实体，而爱恨交织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接，正如她书中的女人们之间的关系那样。
六月见到这本美丽的书，无法抑制自己不走向它，翻开它。必须先称叹紫、粉、绿色层叠如引人进入窗外空间、望见飞鸟的封面设计，及似有鸟撞意喻、可以任意框住几行自己喜欢的诗句的主题书签，再适合不过阿特伍德这位文字直通感官、组合方式如她自己的发明的充满魅力的作家和诗人了。在夏天读，尤其感到世间万物的灵气都被吸纳进她的诗歌小剧场，有时是一大片宽阔也精细的景致（“此时池塘很美，/黄色石头，绿色苔藓，岩荠，/废弃许久的墓地，瘦弱又年迈的柳树。”《这片峡湾看起来像湖一样》），有时是社会活动（“蛋壳屑散落在公园四处/像压碎的蝴蝶翅膀，/像沙子，像彩色纸屑”《弗里达·卡罗，圣米格尔，圣灰星期三》），有时是家中小猫的灵动姿态和拟声（“一列小小的、毛茸茸的蒸汽火车”《鬼猫》）……
她是深深凝视外部世界的一双慧眼，“世界更黑暗了”。诗中有自然污染（“在夜晚高层建筑之间的/空气中，当你点燃你伪造的曙光/音乐就消亡了：/你的光亮是群鸟最后的黑暗”《致命光线意识》）和人类文明的沉沦（“诸神皱眉时，天气糟糕。/诸神发笑时阳光明媚。/现在我们总是笑，/额叶切除术后的呆滞微笑，/于是世界灼烧”《诸神的黄昏》），也有性（“肯定不是，我们想：/肯定不是这个进入那个！/不会是这样脏的嘴/和这样烂的牙！那烤梅干，那肉垂！//拜托，请穿好你的衣服。/它们存在必有原因：/将你从你自身拯救出来，/你自身的偷窥癖。”《其他所有人的性生活》）、性别的谎言（“许多你并不想要的东西/伪装成鲜花到来。”《公主衣装》）和关系暴力（“愤怒是红色的/飞溅的血的颜色//他充满了愤怒，/你努力去爱的男人//你打开门/死亡就站在那”《献给遇害的姐妹的歌谣》）。故阿特伍德的创作是同一个底层逻辑，让这本诗集读起来像是《使女的故事》和《证言》的切片，大朵烟花炸开散下来的一粒粒火星。
她也凝望自己，“我更老了”。这种凝望是带着好奇和勇敢之心去面对局部，进行对衰老、生死的自我探问与回答：失去水分而显稀薄的头发（《护照》）、磨损的手指（《终止》）……写这些诗的她抵达八十岁，她的伴侣、作家格雷姆·吉布森在这其间去世，扉页上也写将这本书献给他。
总体上，阿特伍德的诗是很有趣和想象空间宽阔的，她毒舌得很可爱，也许搭配原文还会更有诙谐效果，因也有英文字母形状、词性和发音引发的遐想。读她的诗集感到岁月的重量与轻盈感可以同在，爱的纯然与质疑可以同在，同时，它也勾起读者的朴素爱意，是在今天也能感知实体书籍存在的意义。
这是一个女性视角的“寻根”故事。与传统叙事不同，着墨点不在那些宏大的家国历史、家族宗祀，而是追溯自我脚步可以抵达世界各地的自由、知识和阅历、爱的能力之来处——将自己托举出来的另一个女人。作者是旅行作家陈丹燕，也可由《阿玉》得知她特殊的成长背景：她的姓是跟着父亲因战争年代的革命需要改的，本姓李，书名上的阿玉也并非她的母亲，而是父亲的姐姐，一生未嫁、带过两代五个孩子的她的姑母，本名李玉娟。在自己五十多岁、对方近百岁羸弱之时，陈丹燕想要留下她存在过的痕迹，先“回去”找她。而陈自己在北京上海出生和长大，对祖籍广西平乐是完全陌生、此前未踏足的，也坦陈无归属感，只是“户籍上的一个地名”，她以父亲即阿玉弟弟的回忆作引，看见阿玉，让阿玉浮现，为她立传。
最动人的是那份情深，在写阿玉时陈丹燕的笔触几乎就是个小孩子，足见得两人的亲密、彼此依恋和理解。阿玉有旧时代女性典型的命苦，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十八岁开始代母责，饥荒中因捡来的食物中毒聋了耳朵。将弟弟养大供进大学花光了她的少女阶段，跨越恋爱和婚姻，直接深居厨房，“一辈子都没有假期”，陈从小做噩梦都是又战争了自己逆着人群回家，带不知世事的她一起逃跑。这样的阿玉是复杂的，她是一个最最传统的女性，作为一辈子的“处女”而自视洁净，在养老院也要与她人分开洗衣，但她又凭借最最跌宕的生命阅历，得以不信神，不信婚姻，不信落叶归根，保有真正的洁净和清高，成为一个精神上绝不算传统封闭的女性。
今天的我们可以如何看待这样的女性？《阿玉》给出一种回答：“也许家庭妇女缺少职业妇女的许多能力，这样的局限却反衬出她们爱的能力。”阿玉一生没有受过“伟大”“奉献”的教育洗礼，她把全部的自己投入弟弟一家是外部环境的局限，也是在一定的其他可能性出现如当幼儿园老师时的自主选择，她为此骄傲，也对弟弟和孩子们的爱始终纯然，即使这很“传统”，也不容轻视，不可否定它的价值。最后，阿玉在陈丹燕跑去为她买一个热馒头的心愿满足下离世了，她的名字被用她教的手艺绣上针脚（书封），好像另一种爱的能力的延续。
很少看到这么厚的新书，不只是字面意义的厚重，书中记载的是一群几乎排除在主流历史叙事和大众视野之外的中国民间登山者的生命历程：好几位主角都永远留在了山上。作为高度提纯的纪实文本，几乎没有运用叙事技巧来“编织”故事，以至于对死亡没有任何铺垫和预兆（这也是攀山这项运动本身的命题），就在作为读者而“失去”谁的前几页，你还在为对方的个性、说话的趣味、蓬勃的生命活力乃至大好的生活前程感叹。所以这本书激发的阅读情感非常原始，就是生命的力量，让你不自主地随着翻动书页而哭哭笑笑。
作者也是一名攀岩爱好者、从业者，准确地称这群人进行的是“老人与海”式的搏斗。钳工出身臂力惊人、长发嬉皮而从来不想当混子的刘喜男；用女儿爱看的动画片给开发的攀岩路线取名的伍鹏……人文性情的背面是专业能力，他们都经受过严酷的培训和自我训练，使行文也穿插着高密度的攀岩知识：国内凶险迷人的幺妹峰、四姑娘山、大雪塘群峰，以及阿尔卑斯式的（“自己去玩”）和喜马拉雅式的（“服务于别人”）攀爬之间的区别等。也有女性的身影令人印象深刻，如美国华裔女孩、常春藤毕业的陈家慧登山的理由是想远离为活络关系网而组织的同学会、在电脑前工作猝死的可能，她最终在北美攀岩途中意外跌落悬崖，书中一张她雪山上做鬼脸的照片很动人。挣脱社会桎梏后，是真正把自己交还给自我、自然，不断地登顶、破纪录、找到新的伙伴和人生方向，也极可能死于几率非常小的意外、凭经验绝不可能发生的失误，还有的遇上武装恐怖组织，有的至今死因未明。
需说登山者是最懂山的，也是最懂死的，他们从来不是有勇无谋的乐天派，而就是选择在刀尖上走。这甚至有一层伦理的原罪：家人需承受一定的担惊痛苦。他们也不回避、否定，背负着它一起攀岩。读到最后只觉要尊重他们的一次次攀爬，和希望他们平安。不得不提这本书也是一种特别有呼吸感的文字，读起来异常通畅，能感受到作者也作为运动者的亢奋、干练，不免思索许多的文学写作从行文思路到语言措辞都显出一种浓稠、优柔，是否也与缺乏运动有关。
亚历（ale）是个豆瓣红人，在国内非虚构写作圈层、青年文化聚落中间也有相当的知名度。他来中国的理由很有趣，是在经历意大利当代青年版“毕业即失业”后，迷茫中读到《经济学人》里一段介绍中国电影市场“飞速发展”、预计很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萌生希望，决定来这里做电影。从2016年到2023年，这本书记录了一个这样的“文艺青年”在异国他乡闯荡、想办法圆梦和养活自己过程中的成长体验，记录了一种青涩、飘摇和跌跌撞撞的状态，记录了他的所实现和没能实现、计划当中和预料之外的东西、结伴的人和缔结的关系。这本书因此也像一面“普通人”棱镜，折射出许许多多他的同龄人、同温层人、同行业人、同代人微小而生动的身影。
如果以上理想主义的部分符合书名里的“做梦”，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中文”。亚历对汉语的使用和对中国人某种内化的文化的感知，可以用娴熟和游刃其中来形容。他在语言上有绝对的天赋，热爱且擅长写作，称写作是“母语”和“最靠谱的朋友”。他写的第一封中文信里还有错别字、语法颠三倒四，几年间就变成巧用流行语、把旁听到的很有中国味儿的长对话复述下来，甚至能很快听出字面意义还是另有深意。他在一些剧组当群演，拍广告，也做过外教，多数“老外”的路径，却写出非常独特的感受。字间也透着他的聪明、对人有分辨力，与房东、出租车司机、经纪人等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打交道方式。但好像除了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他对人对事鲜有评判，仅记下所有的细节，画面就在读者脑海里自动铺展开了，非常妙的阅读体验。
越往后读，也越会看到这几年我们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封校、做核酸，还有许多也许每一个人都在默许之存在的各行各业潜规则，同时默许之消失的独立项目和文化空间，亚历的眼睛可以放大这些，中国式的、北京的“街角社会”。同时，他以非东亚教育出来的“外国人思维”，对很多令人哑然的情况的描述，又会让你会心一笑。非常坦率自然。哪怕也有身份尴尬和情感上的迷茫、失落，他的字里仍有一种相信，令人感慨相对自由地生活是需要很多先天条件的，包括心中是否自有源泉。引几句话作为特别标记：“面对着使内心难以承受的社会事件，需要的是能够和你一起痛苦的人。”“节奏紧迫，追忆过去或揣测未来都是不可能的。一切正在发生。”
鲁迅、卡夫卡研究很多，用政治哲学视角重新看待他们的写作，首先需看到作者的个体意识。鲁迅从《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开始个体问题探寻；卡夫卡是职业官僚，写小说是与昼间工作相对立的“反书写”；《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曾一边当牧师，一边不计酬劳地写政论文章。他们笔下的主角有相似的思想自觉，也出于历史背景、写作体裁全然不同的书写目的的殊途同归：希望激活读者的思想力量，长出自己的智慧。斯威夫特还认为，有益于人类公共福利的写作，要么是教育，要么是娱乐，他希望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不知是否基于对以上通晓时代和人性的伟大作家研究得足够深入，因而也富有心灵上的贴近和理解，作者洞穿文学的哲学观显得比较平和和宽容。他提到能在当今引申出更多辨析角度的观点，如，没有先天或固有的人性，人只要掌握知识的权力，就能有意识地控制人性的形成；“人性的康复或健全，需要以理性的暂时丧失为前提；真正的上升，也需要以某种表面上的下降为条件”；人沉醉于娱乐，就是一种从当下状态的抽离，暂时离开或摆脱自身利害关系的日常，这能让人更好地看到自己。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奥威尔的书，读到温斯顿发现自己是“最后的人”时感受到的震撼，好像学生时代无甚独立意识、只是听话和随大流生活着的自己从此才多了鲜活的灵魂一片。如果那时有一本这样酣畅的、渗透的阐释和导读性文本可以同步捧在手里，应该会节省后来许多年在生活中经历事情再去回想起这本书、反复思量琢磨的时间。这是普通人阅读重读经典的意义，也是当下的学者仍在不断地寻找新的角度进行经典文本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这本书的最后附有现代国家政体一章，为文学读者补充另一个知识切面，所以也不是高冷或自嗨式的研究。总体，能读出作者的一腔热诚，学术研究者的理想主义在当下系统中去实现、凝结成一部作品应有许多不易，结果却带来议题的如此开拓和趣味，很是值得我们一读。这也是一本应有出版难度的书，也因此作推荐。
语言恶女首先是作者本人。这位“天选”语言学家，三岁就是话唠，十岁时得到了最喜欢的生日礼物——同义词辞典，大学面对街头骚扰会说“我在学校专门研究你这种人，耍我没门儿”。她还说自己是认识的人中嘴最臭的，很喜欢骂脏话。她的研究和书因而特别有意思、有吸引力，不少部分惹人捧腹，是一部不那么严肃的学术“邪典”。
专业是第一位的。作者将表达性别羞辱的脏话梳理出庞大的语料库，考古很多俚语、流行语包括“cunt（屄）”“dick（屌）”的原意和出处，也引到许多其他语言学家的理论发现。但如果以为这是距离当下比较远的学问就错了，她还分析了网络上现在很流行的“气泡音”到底是什么、怎么发出来的，公众人物都怎么说话的、话中带着什么性别倾向，以及教我们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很有用地用话语驳回“性骚扰”等等。
作者的幽默中透着一种乐观，她认定决定词义走向的是人，人赋予词语含义，也可以改变它的含义。一个正面例子是“queer(酷儿)”，它原本是对性少数者的侮辱性词汇，后来变成学术界确认的普通称谓；另一个是“nasty woman”（恶毒女人），特朗普在总统竞选中曾经这样形容希拉里，后来它经过互联网的传播被写上马克杯，甚至成为计划生育协会的筹款活动名称。
而另一些词语有不为我们所见的迷惑性，作者也说需要正视、“彻底停止使用”。如“just”“you know”等填充短语会加强女性不权威、自信的刻板印象，放到中文语境下同样，我们应该更确切不犹豫、不水词儿地表达自我的想法和观点。而街头骚扰本质上与性无关，它只关乎权力，用教你做事的口吻说话和不停地打断女性发言也同理。作者还鼓励女性说脏话，但由于脏话总是男性视角的，如“fuck”，女性要发明一套全新的、有翻转性别视角的脏话系统，“clit（阴蒂）”和“fuck”同样是单音节、爆破音，听起来是会主动采取行动的身体部位，可以喊出彰显不吝于前者的羞辱威力的“holy clit”。
全书都是这样一种美式辛辣。令人感慨有学者、写作者可以像玩儿一样地写书，可以指名道姓地嘲讽政治家的辱女言辞，甚至自己高中时的男老师。也许当“恶女”就是要从真实地剖开这一切开始，停止含蓄。
刘天昭写诗，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出来，更新频率并不低，让我很愿意在特定时刻守到小窗口前，期待一个隐匿却不缺席的创作者发表怎样的灼见。也许因女性、文学爱好者和前媒体人的身份，她对自我表达欲的把控力显得强，诗歌创作因而有一种收放和来去自如的感觉，会更容易信任她对语言不会有所滥用。
这些诗有叙事性，生活的画面和现场在其中流动着。最吸引和打动我的是家庭和亲友之间互动交流的氛围，如《夕阳来得很早》里，“我在煮玉米/孩子的爸爸在身后/水池边掐虾头/烹饪各自的童年”，《朗原家》里，“后来曾老师/扔完垃圾也来了，我们从鱼说起/讲了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各种各样的人”。而这本诗集的关键词之一是“小孩”，读完才恍然理解封面上的大马肚子上有只小马是什么意思。她写小孩奔跑、挖土、识字、生病了、躺在腿上要求自己讲故事，作为母亲新的创作视角，反倒更像个好奇和虚心学习的孩子。这也让我想起《山中》被小孩从门下塞过一封信的张定浩，和更多为人父母的写作者，也许在外部和精神世界被折叠、有荒芜之势时，新的生命会给大人的生活渡上一层光彩，让相关的创作都很闪亮和有能量迸发。
这些诗里也有许多“大人”的神游和漫想，呈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个个交叠面。作者对时代变化、互联网现象、普通人的面孔有敏锐的觉察，看见扫落叶的工人，想起农村的穷孩子，也直面自己身上的变化和掌握的哪怕很微小的权力。好像大人的生活里总有许多拉扯自己下坠的瞬间，她在创作的点子里把自己再拽回来。尽管诗中也有寂寞的颜色，但更带给我随着年纪增长会生出越来越多的抵御虚无的力量的信心，像《变得厉害》里所写的，“一切都在更快地变成往事”，“从来不曾如此摸黑，被运行，不知道要变成什么，只知道变得厉害”。
《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刚播出，适合同时阅读这部由原著作者费兰特讲稿组成的新书。费兰特从未公开露面，这次也是由人代讲她的写作经历和观念。但内容足够耐琢磨，如果说她用作品在中国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心中建构了一座前所未有的精神灯塔，那么她也在演讲里披露了独特的建造工艺和细节。
例如，她虚构了莉拉有远超埃莱娜的神奇的写作能力，却又没能描述出来、对莉拉的作品进行展示，就是在印证自己的写作能力不足。她倾述写作的苦恼，发挥不稳定，靠运气，有想法是一码事，把想法写出来、完成好是另一码事。她从小表达欲丰富，记忆力好，视觉感官发达，始终记得母亲手上蓝宝石戒指发射出的那种光芒。但是，当她成为了作家，尝试再去用语言描述它时，却总是词不达意。她为此很沮丧。
她提到某种写作的常规，那同时是个无形的牢笼。上学时，要把字写进格子本；高中后，读的书总是男作者；直到自己出书，她才发现，自己写了出来、得到发表和被喜欢的文字，都是不和谐的、缺乏秩序的、喧闹的、“卑劣的女人”的声音。虽然这是她自己不够满意的不完美的声音，但也是能把她从记忆和生活的漩涡中拯救出来的，比常规的更好的声音。
所以，费兰特提醒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今天，我们都想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在这个被建构出来的世界中，“没有任何词语真正属于我们”。她在这个前提下，选择不再执着于“呈现原貌”，而是尽自己所能地去“讲述”，也不用写小说的方式去创造一个世界，而是重建“真实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去对现有的语言体系进行撼动、改造。最重要的是，她也用这样的演讲、写这样的书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像她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做到。
Herstory（她历史），费兰特是最重要的书写一员。包括《天才女友》在内，她的Herstory都发生在那不勒斯城，她说，灵感来自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一首诗歌——“历史上，巫术被处以绞刑，/但历史和我，/我们每天在身边/都能找到所需的巫术。”我们只需要把巫术写下来。
认识荞麦，始于看她在微博上对读者来信的回复和日常生活的分享。远观她所展示的确有不少满足美好想象的部分：在婚姻家庭里拥有更多的自我，丈夫会主动承担家务和育儿责任，小孩可爱有奇思妙想，也许还有精英知识女性的文艺审美与穿搭风格。但换到她的角度，展示这些的同时，写一本也讲述自己生孩子前后的妥协、挫折、惶惑、迷惘、不足的书，需要勇气。这是公众形象背后更隐秘的部分，也印证着非虚构写作的难处：过多的自我披露对作者（甚至是小说作者）来说并不多么容易和安全，尽管它也能满足另一部分表达和经营的需要。
书中先写到她作为较高龄产妇的生育过程，种种生理不便、疼痛、受损。母性和母职信念没有随着生产自然到来，而是一双在乡野中被放养长大的新手父母，带着对新生命如何健康成长的理性思考，几乎可以说是实验地在育儿，伴随一系列兵荒马乱。印象深刻的是，她说许多女性朋友都曾经想为了自己而去往远方，后来的现实却是为了教育孩子。她也写到自己和妈妈之间未解的心结、与丈夫的吵架，对生活更有自主权的女人也无法跃过这一切。育儿也不只是事务性劳动，她认为是认识和处理一种权力关系，小孩子是真正的社会弱者。非常多这样的新观念和教育方式，不同于他们自己的父辈，也可能异于我们身边很多可见的父母。有意思的是，这场育儿仍在进展中，留下了更多的期盼空间。
回到一个有主体意识的妈妈的故事本身，这本书讲的其实是人的复杂、爱的复杂，是人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进程。当妈妈需要审慎，但可能也需要一种冲动，是文明和本能的结合，它不是女性主义四个字这样简单，也不止于学习和传播女性主义知识理论。这甚至和隔着屏幕观赏和想象一个理想化女性个体的婚育生活样本也是全然不同的，最终每个人自己的解法都在各自的实践和生活的细枝末节当中。回到阅读这样一本书，最需要的也是独立思考和分辨，然后浇灌生长更多自己的智性、感性、可能性吧。透过个体的有限，抵达集体处境的无尽。
王占黑的写作坐标是上海，对准沪文化、街坊里巷的角落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她的一本小说集就叫“街道江湖”，市井江湖中人打交道的据点都在楼道、水果摊、杂货店。而新书《正常接触》写过去疫情三年，江湖多少有些形变，人情风味和生机也少了。以同名篇《正常接触》为例，主人公一直想象职业援助对象生活在自己身边，而不是远方的监狱里，她和同事对生活内容的交流分享也全部通过电话和群聊窗口。还有网课、物资清单、病房隔离等，我们真实度过的几年在这本书中被真实地描摹、留存为了历史纪念，也被以一定虚构的方式带来更多种可能性的想象：处在行动受限的非常规生活现场，人的心灵究竟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观？
如果说因一定的创伤记忆，让许多小说场景给我的观感是丢失信号的电视雪花画面，那么作为社会观察和参与者的作者目光和声音并没有随之破碎，仍然炯炯、响亮。小说里，有对教育系统运作规则的洞穿，如“一百个人浪费青春写考卷，出一个人才，剩下九十九个都是炮灰”（《韦驮天》）；有对亲密关系和婚姻生活的调侃，如“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在无处可去的日子里，这几乎令人崩溃”（《清水，又见清水》）；对职人状态的描摹，“每天活在假装摸鱼和寻求出头的巨大落差中”（《正常接触》）；当然，最多的也许是对人性的不留情的直指，“生活的弹性可真大啊，就跟我们的忘性一样大。”（《没有寄的信》）……
跳出疫情的特殊背景，能在作者的小说里更看到人的普遍处境：行业凋敝的、为基本生活奔波的、失眠的、总做出错误决定的。能看到无奈、麻木的，也能看到愤怒、反思的。感到太善于反思的人不太会正当地享有，对别人的标准也会是对自己的要求。我还喜欢作者无论自称“小伙”还是在小说里常写男性主角的方式，一种小小的狡黠，磅礴的、迸发的生命活力。
作为一个还算会读书、懂得甄别的人，我知道小说可以让我短暂抽离现实，非虚构可以让我重新面对现实，社科学术可以帮我打开视野和理性思辨力，漫画可以让我不太动脑而取得休闲愉悦，却因为“散文”这种文体的越来越少见、被淹没，几乎已经快要忘了小时候读沈从文、林海音时感到的那种被如汩汩泉水的文字滋养的感觉。但在沈书枝这本书里，我找回了一部分。甚至有一种更神奇的体验，是在深度阅读至少半本是“天书”的同时，注意力越来越投入，内心越来越沉静，甚至还出现了少有的想回家的感觉。
说“天书”是一种调侃，因为必须承认，在城市长大至工作，我对作者写的绝大多数乡村生活经验和动植物名词完全不了解。她的博物学却又不只是在介绍，更像一种指导，有很多采摘、加工、烹饪蔬菜野果的细节，读着感觉有一个人动作细密，明显很会劳动，而且有耐心，自己即使手再笨，至少可以跟着做一颗青团，而且不会被嫌弃。这个人会一边制作，一边讲自己小时候也笨手笨脚过的可爱经历（自然中的一切物尽其用，也要自己出力，譬如小学三年级去山里茶场摘茶，一路躲雨、避蜥蜴，最后只赚到了三毛钱），时代变化对生活习惯的影响（以前都要去菜场，现在可以用电商），讲乡居生活不便（今天我们能在一些乡村视频里看到的美好景象需要幕后的人花费巨大心力来维持、打理，“这些事都要求人本身拥有旺盛的生命力”）……看不到批判或宣扬什么的态度，只是原原本本地在阐释这些现象，又提供了一种质朴而在今天又显宝贵的阅读的功能：好的陪伴。
这本书的序言叫“为我们的出身说话”，也写得很好，提到作者说的“拿出勇气，不要躲在困难的背后，享受重复的、失败的快乐”。作者生在南方农村的一个贫困家庭，父母务工农，姐妹五个，自己通过读书来到大城市，扎根下来，多年写作建立在童年记忆之上，也会思索“非虚构”是否对父母是一种冒犯。尽管贫穷匮乏，他们很爱她，会给她做别人家有的小竹椅，在吃不太起肉菜时换着花样炒小竹笋，过年给每个孩子一个攒了很久仅几元还换成新钱的红包……这一种爱也许奠定了写作温暖的底色，就这样坦坦荡荡地带着出身，惦记着来时的路，踏实而有盼望地生活，也许能把自己带往新的地方，也让这些文字打动了至少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说文字和书籍是由简入繁，给人信息、知识和精神提取物的填充，周慧的写作则相反，是长久处在群体和社会中去读几乎无言以对的返璞归真。一个女人在小山村独居数年产生的琐事和情绪缕缕，写下来的目的和指向也坦明，一是为打发时间，二是践行爱好，三是用爱好的创造偿还经济债务。不上班，没结婚，她与社会世俗的游离并非背后有所托举或两手准备，她出身就像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十八岁出门打工，自学自考直到在职场拥有更高位置，后主动选择了抛下和付出代价，过一种不被支配的生活，如果说有“悬浮”的部分，也仅仅是渴望写作。这种对新生活的投入，让她做到了独特。没有系统学习，她的语言天然不造作，像一种经过了清洗；没有规划和大的变动，她的写作内容不是叙事，而是人的无所事事，当无用、无意义成为生活的实质和类型，在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可以怎样地柔软、舒展、有趣味。当然，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痛苦的咀嚼和反刍、基于人性软弱和逃避的承认，等同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普遍的心灵状态。这样的人及其书写，更像对当下社会节奏、欲望、标准的一一擦除，露出大片的空白区域给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时，也提醒了我们此时什么才是更真实和重要的。文学同样，也许言之有物与否、重量为何、位置在哪，只需一颗真实存在的心。
“猫鱼”是一种已经被猫粮取代的喂猫小鱼，如同这本书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陈冲，这不只是一个明星的姓名，一种符号，更是一个有丰富的想法、精神充盈的文艺工作者和完整的个体。在演员的公众形象和私生活界限分明的今天，她在疫情几年里亲身照料患癌症的母亲，同时完成了这份对时代历史、家族史的重新面对和理解，第一次披露了大量珍贵的日记、书信，也展露自己的隐私往事和内心世界。其中对浪漫爱、情欲和婚姻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的性感之干净，对演员路和工作细节的回溯，让我们看到一个世俗成功者如何谈论自己的幸运和缺乏天赋，也有着脆弱、迷茫、韧性、野心的多重面向。去掉名人滤镜，我们能读到一个复杂又简单的人本身，用其修养、阅历和文字驾驭的能力，坦诚面对自己，在自传写作中展开伤痛、遗憾和细腻交织的情感。这样的书，让我们重拾对远方的人的想象和感受力，也看到一段过去时光的奢侈，一种开放、平和、沉静的老派精神的难能可贵。这样的人也让我们明白，书本和荧幕是两种殊途同归的艺术形式，创造性在于生命的厚度和人格魅力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生于南方小海岛，这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以童稚的口吻和视野展示岛上生活，让城市化时代的故乡和新南方叙事在走出去的新一代笔下展开了新的样式。阿嬷、老厝、民宿，蚌壳、椰蓉、芒果树，如所有自然的素材是海岛独有，作者清新的语言和喻体也是立于当地，以自己的成长为文学尺度，打开了一个唯有自己能建构的想象序列，这是一个用脚步抵达广阔世界的年轻人对故土的诚意。面对故事里外的地方性文明，作者的语调不是召唤过去，也不是质疑批判当下，只是恰到好处地展示着真实存在着的普通人们的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小孩子们成长起来的小世界里的一点一滴，如同在后记里说，写作不是为“保住”而是“放生”小岛，不是为“占有”它而是“知足”、“往前走”，是对充满爱之事物的捕捉。我们鼓励小而美的品味、独特的氛围和字里行间的轻盈和希冀，和以这本书的出版品牌为代表的眼光、劳动付出和创造性成果，即使，是它们共同留下了得以被未来所看见和记住的、不可或缺的今天的音调和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