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斯到瑞士

八月和学校里约到的朋友花了二十天，走完了一直做梦的伊朗伊拉克环线。两河的太阳晒得我脱了层皮，月末归国，又三天，匆匆来到了苏黎世，求学的下一站。

无论面对波斯波利斯的废墟和底格里斯河的流水是多么心潮澎湃，我都得承认从旅途之初我最大的愿望其实是回家。原因之一是我吃不惯当地的食物。伊朗素称美食大国，传统佳肴名目繁多，但做法上以完全不辨食材的炖菜居多，和我的中国胃始终对付不来。

更重要的是我不喜欢那里的社会氛围，伊朗排外，伊拉克宗教化。伊朗虽然实行神权统治，人民倒并不虔诚，又是工业国，城市面貌相当现代。然而两个东亚面孔走在大街上，常常冷不丁听到一嘴“秦腔穷”。还有青少年故意用波斯语同我们搭话，然后嘲笑我们迷茫的反应。他们说，我们讨厌中国，喜欢欧美。对于这些赤裸裸的冒犯我先是愤怒后来无奈，在他们的社会racism还从来不是一个公共议题，自然对歧视习焉不察。

伊拉克遍布什叶派圣地，政府世俗，人民很虔诚。那一周正赶上阿尔巴因节，在卡尔巴拉和纳杰夫，我们卷进了上百万什叶派信徒徒步前往圣寺的浪潮。围绕着阿里和侯赛因的陵寝他们呼号震天，推搡拥挤着只求向圣陵献上一吻。信奉唯物主义的我哪里见过这场面，虽然路上的朝圣者们都很友善，我还是立刻入住宾馆闭门不出。直到在伊拉克的最后两天，我们来到了北方的库尔德人自治区，街头不再清一色是全身黑袍的妇人，而出现了长发披肩的少女。我终于从一个仿佛全然陌生的世界归来。

旅伴是虔诚的回族穆斯林，我们一路争论。他觉得伊斯兰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克己复礼，回复千四百年前的原初面貌，它就可以完全地与现代社会兼容。我说现代社会的原则就是一切宗教退回个人领域，在此之上我们才能讨论社会的种种共识，这和伊斯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规范从根本上就有冲突。

在瑞士待了好些天，我才意识到我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传统所知寥寥。然而这却并不影响我在这里自得其所。除去更昂贵的物价、更小而美的城市风貌、更便捷发达的公共交通，我几乎可以原样移植我的整个生活方式。在电车上我总是身处白男白女的包围中，但我不用紧绷着生怕有人出言不逊，因为反种族歧视早已是无数次斗争确立的社会共识。每天在路边我与千百的人们擦肩而过，我知道他们大体都和我相似，因为我们都在现代性的哺育中习得了世俗和理性的原则，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珍视。

本科的亚洲史课上，讲到过西方现代性和东亚现代性之辨。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总归比现代与前现代要亲近许多。过去的一两个世纪，现代生活随着欧美人的足迹出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而现在拜它所赐，我们才能如此轻易地流向世界各地，只需把自己的生活暂时断开，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落地后再接入同样的标准插口。

七百年前，伊本·白图泰从摩洛哥来到中国，凭借一路上的穆斯林商人社区，他一句汉语不会游遍了杭州。现在想来他的壮游也没那么艰难，虽然远涉万里，毕竟还身处宗教共同体之中，就好像我的旅伴无论在伊朗还是伊拉克也总是比我更从容更尽兴。

幸好七百年后，现代性的强力达成了更伟大的统一。虽然我无时无刻不被它所规训，但也实实在在地享受了它的庇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