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语言教材中的全球视野—评《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
《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 in language textbooks）为外研社引进的外语教材研究力作之一。作者为丹麦Roskilde University 荣誉教授 Karen Risager，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交流(cultural encounters)和跨文化研究。
本书聚焦于对6本教材的分析，特别关注其文化呈现：即文化、社会和世界的形象，将语言作为文化和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研究的问题围绕着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发现了怎样的文化、社会和世界的形象，这也是作者在语言教学与学习中进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问题。这6本教材涉及以下6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丹麦语和世界语（Esperanto）。
作者在第一章提供了本书的背景，并解释了关键问题，例如阐明了本书标题“世界的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the world）的着重点（对于知识的关注），呈现了研究问题，理清了基本概念（representations的概念），解释了本书作为教材呈现载体的6种语言，提出了5种理论视角或解读，解释了丹麦教育体系，并指出教材分析是一种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形式（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为读者展示了本书的全貌和关键性问题，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性阅读。
第二章为本书提供了相应的研究资源(resource)，具体内容包括，概述了文化在语言教材分析领域的相关理论讨论，并对已在国际文献中发表的30篇教材分析进行了调查，这些分析涉及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该章节为后续章节提供了全球背景。
第三至第七章分别从国家研究视角（national studies reading）、公民教育视角（citizen education reading）、文化研究视角（cultural studies reading）、后殖民研究视角(postcolonial reading)和跨国研究视角（transnational studies reading）来分析英语教材及其他几种欧洲语言的外语教材，其中共同的研究对象是一本名为A piece of Cake的英语教材。
第八章提供了关于本书总体结论，讨论了在不同解读或方法的视角下，跨文化能力可能采取的方向，并以对语言教材双重关注（dual focus）的讨论结束。
本书列举了3种语言学习材料（不仅限于教材）分析领域的景观的方法论：主题分析、跨文化分析以及权力与赋权分析（Risager, 2014a）。这一点在第2章中有详细讨论：
主题分析意味着文化、社会和世界被视为大量主题或话题，而跨文化学习（或知识的构建）首先被视为对这些主题的事实知识的获取。主题分析中最常用的经验方法是内容分析，无论是定量形式（计数特定词汇、国家名称、语言名称、文化主题等）还是更具定性解释性的形式。
跨文化分析意味着文化、社会和世界，以及课堂本身，被视为众多个体和群体的视角与身份，而跨文化学习首先被视为学生对不同社会文化视角和身份的意识发展，以及这些视角对跨文化交流、理解、同理心和合作的影响。可以使用的经验方法包括各种探索性和解释性的方法。
权力与赋权分析意味着文化、社会和世界，以及课堂本身，被视为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场域，而跨文化学习首先被视为学生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反思发展，以及其作为批判性和积极公民的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方法论和视角是不同的，视角主要是指分析的框架或角度，聚焦于特定的文化、社会和教育背景，通过不同的视野来理解教材中的文化呈现。方法论则是指进行分析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强调如何获取和解读数据，关注知识的构建方式及其社会政治背景。
作为用英语撰写的分析多种语言的教材研究丛书，本书不仅为教材分析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而且提供了多元的分析视角，在第3-7章分析了6种外语教材，这样可以使得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语言教学者都能够对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进行体会。多样的分析工具和视角能够灵活应对不同的分析需求，这就给读者提供了灵活的阅读选择。
以第五章“文化研究视角”为例，作者首先对本章应用的文化研究方法进行了背景介绍，提到了相关的重要著作、重要年代和重要人物。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关注的是统治精英之外其他群体的文化实践。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文化的使用》（the Uses of Literacy (Hoggart, 1957)展示了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阅读实践变化如何在工作、家庭生活等多个方面影响个体的生活。文化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他曾担任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任。
关于语言与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人物，作者介绍了克拉姆施（Kramsch）、霍利迪（Holliday）、吉尔赫尔姆（Guilherne）、格雷（Gray）以及本书作者本人，展示了他们的主要观点，重点介绍了自己对“语言文化”（linguaculture）概念（Agar, 1994; Risager, 2006, 2007, 2015）所做的主要研究。
接下来，作者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对两本语言教材（英语教材：A piece of cake; 法语教材：Francais Formidable）进行了分析：
1.参与者的定位与呈现：出版商、作者、教师和学生是如何被定位和呈现的，特别是在他们的主观性和文化身份方面？
2.文化、社会和世界的呈现：哪些文化身份被呈现，如何呈现？（阶级、性别、性取向、种族、民族、宗教、教育、语言等）哪些社会身份被呈现，如何呈现？（名人、难民、商人、工程师、学生、无家可归者、记者等）哪些语言文化的维度被呈现？教材中的文化和身份是如何被看待的？（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静态/动态）
3.跨文化学习的方式：跨文化学习的方式是否促进了对主观性和文化身份的意识？（邀请反思自己的主观性和文化身份，邀请反思身份的交叉性，支持对他者化、边缘化和种族化等过程的批判性意识）。教师的角色是什么？
教材在社会中的角色：教材的某些部分是否与社会中的其他体裁相似？（如旅游指南、纪录片等）如果教材是商业生产的，那么教材的某些部分是否与其作为商品的事实有关？
这样的研究问题的提出，不仅为我国广大外语教师提供了研究方法的借鉴，也给我国教材开发者带来了启发：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多样性，确保教材能够包容各种背景，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化理解和认同感。教材也应该设计跨文化学习活动，鼓励学生反思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交集，同样考虑教材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关联，确保教材反映当代社会的多元现象和问题。外研社2024年出版的《“一带一路”国家跨文化商务交际教程》则良好地体现了这些特点。
本书研究教材的语言较多，看似难以接受，但本书的每一章分析都用了一个通用案例，即英语语种写的教材 a piece of cake (针对的学生是13到16岁年龄的学生) ，那么这样的案例选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许多读者对其有基本的理解和接触，使用这一教材可以让更多读者容易地跟随和理解分析内容。使用同一教材分析，可以让读者将其与其他教材进行比较，形成对教材设计和教学效果的综合理解，从而为教材开发提供借鉴。
作为外研社引进的外语教材研究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既有方法论指导，又有案例分析，案例选择的教材跨越了6个语种但共同的案例是英语语种写成的教材，教材适合13-16岁，16岁以上以及成人，为我国中学英语教师和大学英语英语教师的教材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也为外语教材的开发者带来了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