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无辜者——读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沙漠中的战斗》之“快乐法则”
一个人的一生中很少没有过至少一次戛然而止的爱情，一个人也很难甚至略显尴尬地表达说自己是个无辜者。
作家都是胆小鬼，现实中他们无力对抗暴政和强权，于是只好诉诸文字。即使这样他们也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往好里说是柏拉图那样的隐微写作，迂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理想；往坏里说，在虚构的世界里他们也和犬儒主义脱不了干系，害怕越过权力从未设定的红线，害怕连手中的笔都被夺走。权力很清楚这一点——未知的恐惧才是最大的恐惧。所以权力大多数时候笑而不语，惟有观者、身处其中者战战兢兢、不寒而栗。
我们不能这样批评帕切科，仿佛在一场夭折的爱情背后偷偷塞入的权力故事仅仅作为卑微的侍女存在于故事中，这是逃避，非但对权力毫无触动，反而凸显了自身的孱弱和无耻。世间只有一个蘸着血写作的鲁迅。因此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接受那种广为人知的说法：作家只提出问题，不提供答案。
军区长官十四岁的儿子豪尔赫（我）爱上了姐姐们的朋友安娜·路易莎，她的妈妈是给她们做衣服的裁缝。在懵懂而又刻骨铭心的爱恋之中，潜藏着墨西哥权力无所不能、权力更迭、权力反噬权力的历史。
我喜欢写日记，但羞于让人知道。家里刚搬到维拉克鲁斯，爸爸被任命为这里的军区长官，勤务兵图兰教我游泳。考得好的话，爸爸妈妈会允许我去看自由式摔跤比赛。
认识了安娜后我就一直想和她说话。妈妈没有把我糟糕的学期成绩告诉爸爸，哥哥巴勃罗告诉我有人已经和安娜好上了，我没敢多问。图兰教我开车，我们被交警拦下。图兰任他把话讲完，才告诉他我爸爸是谁。这种先让对方讲完的方式有一种富含轻蔑的优雅，因为权力意味着所有面对它的东西都不堪一击，权力的仆人尤其明白这一点，甚至比主人更加懂得利用权力。
安娜家的房门紧锁。图兰介绍我认识他的女朋友坎德拉里亚，在药房工作。他们答应帮助我。回到学校，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人，凶手是个鞋匠，死者老婆的情人。血流到人行道上，我又害怕又恶心。爸爸曾说过，“这种事只要经历过一次，要不了多久，以后再见到死人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逮到机会塞给安娜一张纸条，约定周日中午海滨住宅区的长椅见面。等待的时候，我假装在读《哲学概要》——苏格拉底式的反讽，一来我看不懂，二来没有人会认为“哲学”是个有用的东西，不仅市井小人，甚至王公贵族。我们见面，互相表达爱意。
爸爸很紧张，农民们不愿让出土地给政府修建水坝。如果村庄被淹，他们会失去所有。也许需要他带着军队强行赶走人们，但他不能开枪。我们都知道水坝一定会建，因为权贵们的交易已经完成。
放学后我和奥斯卡打了一架，他说安娜和所有人都睡过觉。我不相信，也不能用这个原因给妈妈解释。我只好说同学们因为水坝和被淹村子的事骂了爸爸，我这才动的手。政府不知把那些人安置到了哪里，但爸爸不必直接出面。
在爱情的迷梦中，我仿佛在和全世界战斗，不知道安娜所说的有多少谎言，周围人（姐姐、妈妈、坎德拉里亚、图兰）所说的有多少真相。置身其中的人就如同因为一幅画而着迷于奥黛特的斯万先生（《在斯万家那边》），明知道前者在某些方面的不真诚，仍然劝告自己说：她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她毕竟是爱我的，她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斯万先生不愿相信苟且之事，假装铁证如山的事情根本未曾发生过。《女囚》中的马塞尔也是这样，他对阿尔贝蒂娜的爱情不如说就是二人在猜忌、怀疑、掩饰下的生存之道，重点不是谁更温柔，更懂得付出，而是谁的心肠更硬，更能挺到爱情破灭的终点。同样，我也不相信坎德拉里亚的话，她说安娜之所以经常去哈拉帕，是因为曾和一个官员的侄子发生关系，她的父亲哀求对方娶了她。
我没办法学习，猜想也许她的爸爸让她难为情——他走街串巷卖老鼠药——但其实“真正该感到害臊的人应该是我，毕竟我爸爸是靠沾满鲜血的双手来谋生的”。
系主任也是权力的代表，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因为我的分数直线下降，我在校外的行为已经成了丑闻。他给我讲迷失、堕落、性爱是最大的恶的大道理，威胁告诉爸爸。他以为没人知道他总是斜眼偷瞥女生大腿。我假装认错，保证不会再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全都反对我和安娜的关系。可是关他们什么事。
爸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问候阿道弗·鲁伊斯·科尔蒂内斯——未来的总统。跟随他去平叛，尽管有人说那人已经六十了，和美国人有过合作，没法活着当上总统。我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说我和爸爸的丑事已经满城皆知，迟早会有报应。我到坎德拉里亚工作的药店，希望有安娜的信。坎德拉里亚暗示我可以去她家里，也许她在勾引我，也许只是认为我并不像图兰和安娜那样无可救药。我不想背叛图兰和安娜，命运的讽刺性在于：你不希望背叛的时候，背叛之事将主动缠上你。
安娜留下一封我们必须分手的信，然后就消失了。我找不到她，但更爱她，并开始学习。我很享受在沙滩上踩碎螃蟹，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螃蟹——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就会被某人或某物无情地碾压过去。“所有人”就是也包括我，但我还没有意识到。
我的成绩提高了，得到允许可以去和图兰看一场自由式摔跤比赛。压轴的是“黑山”比尔（偶像）和“红屠夫”（我最讨厌的选手）。“红屠夫”用尽卑劣手段将“黑山”打得半死。“黑山”反击，但又被击中。愤怒的我将玉米棒砸向“红屠夫”的头，他却趁机用玉米棒戳中比尔眼睛。观众开始辱骂我，有人要打我，说我和“红屠夫”是一伙的，图兰掏出手枪。我们在警察的护送下离开，图兰说我的举动十分愚蠢。
今天是科尔蒂内斯总统就职的日子，爸爸要去出席。显然，在权力和权力的攀附达到顶峰的时候，故事的高潮也将来临，而高潮之后就是失落和绝望。
我坐长途车去莫坎波舔舐爱情的伤口。在海滩边的冷饮摊，我无意中看到比尔和“红屠夫”坐在一起，喝着自由古巴，谈着女人。这么说比赛是个骗局，仇敌其实是兄弟，而我为了比尔差点儿被人打死。我决心再也不看比赛了。
这都不是最糟的，我看到图兰和安娜·路易莎手拉着手，在沙滩上散步。然后图兰为她涂抹防晒油，趁机吻她。我浑身发抖，不相信所看到的一切：调情的男女，肆意嘲笑在摔跤比赛中投入真实情感的蠢蛋们的比尔和“红屠夫”。
我打不过图兰，而且路易莎已经提出分手。我没有理由认为遭到背叛，她没求我爱她，比尔也没让我捍卫他。是我自己没有发现一切都是演戏，这也许是成长的代价，或必得之真理。世界并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或者应该显现的样子，它有自己的运行逻辑。
我想要复仇，于是去了坎德拉里亚家，指望她的肉体能将所有的谎言抹杀掉。她的继父怒气冲冲冲我喊叫，说她不在，以后也不会回来。我回到家，想大哭一场。妈妈说现在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多么讽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未来又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故事中，我遭受了所有的背叛。所以说，人生中，背叛是不是一件好事，一条必由之路，一个价值重估的理由？如果是，那就是我们应得的，仿佛奖赏，因为命运女神总是运筹帷幄，不愿空手而归。
故事中没有无辜者，爸爸像水蛭一样吸附在总统身上，像西装革履的屠夫一样靠鲜血谋生和发财；图兰如法炮制，用心伺候我这个小少爷，以此得到长官的信任；坎德拉里亚先是紧紧贴着图兰，在发现了我的懵懂和纯真后试图利用或诱惑我；安娜同样不放过一切摆脱困窘的机会，无论是我、官员的侄子、四十岁的老头，还是图兰，谁能带来好处就跟谁，好处消失了就踹了对方。似乎我像一个无辜者，被诱惑，被利用，被遗弃，被欺骗；但我也享受着权力的荫庇，如果没有身后隐隐约约的权力的光芒，安娜和坎德拉里亚看也不会看我一眼，我会淹死在游泳池，被交警刁难，被狂热的观众打死⋯⋯我并不像自己所以为的那样无辜、纯真、不假外物。
故事呈现某种现实。在现实中，也没有无辜者。我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无辜者、勇敢者、正义者、理性者，再退一步，勉强承认身边的某些人也可以算是。你可以说这是道德的狂热或理性的自负，事实上，大雪漫天飞舞，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抱歉此时我的想象力匮乏，只能想起这句人们理解其深意、但厌恶其表达的话，就算是法国蜗牛、俄罗斯鱼子酱，吃多了也会反胃）。
帕切科是一位不知名的伟大作家（仅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个故事的题目是《快乐法则》，如果我们认清这个法则，即使难以达到快乐，至少会获得平静。这个法则就是承认没有无辜者，人性本恶，这就像此在只有认清自己的非本真性、“常人”角色的必然性，才能接近自己的本真性，接近存在的渊薮。
豪尔赫并非一无所获，伤痛会留下疤痕，将来这些难过的事也许会令他发笑 ；我们也是，一旦承认自己并非无辜者，我们就获得了审视自己的眼光和地位，甚至仿佛掀开了少许权力编织的谎言帷幕——帷幕前面说，豪尔赫的爸爸不会从高位跌落，沦为新阶段权力的牺牲品；被侵占土地的农民不会愤愤不平，将仇恨埋藏在灵魂的深处，等待释放或爆发的一天——
外在世界无关紧要，帷幕之后，只我一人，任他沸反盈天， 我自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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