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真相时代中坚持女性经验的力量

论文《Making feminist claims in the post-truth era: the authority of personal experience》探讨了女性主义理论在后真相时代中的挑战与应对策略。作者Shelley Budgeon通过分析女性经验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揭示了在当前文化政治背景下，女性主义如何继续为性别平等发声。

文章首先指出，尽管女性主义在主流文化中的可见度有所提高，但后真相时代的规范正在重构，这对性别不平等的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认为，这些规范与更广泛的反女性主义背景直接相关，其中否认女性主张的做法与反对性别平等者的意图一致，即在感知到系统性男性劣势和受害的情况下寻求并巩固认识论权力。

论文回顾了女性主义内部关于个人经验的早期辩论，并指出后真相修辞中使用的驳斥女性经验的做法，为女性主义必须面对的挑战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强调，经验不能提供未经中介的真理访问，因此不能成为女性主义主张的基础。同时，经验也不能仅仅是众多争议版本的“现实”之一。

Budgeon提出，认知是一种由理论命题中介的人类实践，这正是女性主义理论在捍卫经验角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在女性主义方法论受到攻击的当下，女性主义理论的任务是生成批判性信息分析，以理解在后真相时代下正在形成的性别社会关系。

文章还讨论了女性主义认识论中的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立场，以及这些立场在当前后真相斗争中的体现。作者认为，女性主义理论需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以避免将女性经验简化为偏见的观点。

最后，论文呼吁女性主义理论继续提供工具，以分析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声称“真理”，不是因为真理是未经中介的经验的结果，而是因为可以提出的主张和可以知道的事物仍然是一个由理论中介的社会过程。

这篇论文让我认识到在后真相时代中，女性经验的价值和挑战。作者鼓励我们不仅要关注个人经历，还要通过理论和批判性思维来理解和解释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