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摘抄本（二五六）策兰传
1，马萨里克巷（Masarykgasse） 10号的一个新社区里，这处居所是家族的私产；对于儿子带回家的男女朋友，母亲总会给出自己的“评判”，这构成了这一情感陪伴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传记作家沙尔芬曾猜想，年轻人“与母亲的感情维系极强”，他的“全部情感生活都化身自此”。一直以来，这一想法都显示出相当的说服力，1938到1944年之间的那几年便是明证；事实上，在这段日子里，“一切粗俗、与性有关的东西”都“被驱逐”出策兰的情感生活，或者“化身为对母亲的祟高的爱”'。所有的这些情结，明显妨碍着肉欲关系的建立，虽然这位年轻人爱慕着美丽的女性，而身材纤弱、透着忧伤魅力的他也为她们所簇拥。从某种形式上说，保罗•安彻尔和母亲弗里茨•安彻尔间两位一体的关系延续终生，在他后来的生命履历和许多感情至深的诗里也不时地表现出来。
2，依两位作家自己的看法，“文学虚构和生平传记间又有着丝丝缕缕无法截然分期的关系”。在巴赫曼晚期的一篇短篇小说《去湖边的三条路》（Drei Wegezu See）中，一位名叫特罗塔（Trotta）的男子和年轻女子伊莉莎白（Elisabeth）相遇：
最初的日子里，她寻觅和逃避着特罗塔。他也寻觅和逃道着地。那段时光是她少女时代的终结，是她伟大爱情的开端，［…… ］同时也是最不可思议。最艰难的岁月。被误解、争执、自说自话、猜忌所困扰，但他至少在地身上留下了印记，［-—-］因为他，由于他的出身的缘故，她意识到了很多东西，因为他。一个真正的流亡中人、一个无望的人。使她，一位冒险家，一位真正知道为了自己的生活要从这个世界得到些什么的人，变成了一位流亡者，因为他，在他死后，才慢慢裹挟着她同自己一起走向毁灭，因为他便她远离那些奇迹，并使她认识到，异乡即宿命。”
3，花冠
秋从我的手上食它的叶：我们是朋友。
我们将时间从坚果中剥出并教它行走：
时间重又回到壳中。
镜中是礼拜日，
梦中沉睡，
嘴吐出真言。
我的眼向下落到爱人的性器上：
我们相互端详，
我们说着黑暗的话，
我们相爱如罂粟与记忆，
我们睡了像酒在贝壳里，
像海，沐浴在月亮的血色光芒里。
我们相拥在窗中，他们从街上望着我们：
是让人知道的时候了！
是石头终要开花的时候了，
是心儿不安跳动的时候了。
是即将是时候的时候了。
4，
我识得你，你是那深深俯身的女子，
我，被穿透的，臣服于你。
那个为我二人作证的词，它在何处灼灼发光？
你——非常，非常真实。我——非常疯狂。
5，策兰在海德格尔黑森林小屋会晤
进入小屋之书，看着井之星，
期盼着一句向我而来的心中的话。
1967年7月25日/保罗•策兰
几天之后，诗歌《托特瑙贝格》问世，作家将它寄给弗莱堡的海德格尔（后来它被收入诗集《光之迫》）。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可被视为此次郊游的诗意速记稿：
金车花’，小米草，
井里来的清饮，带着
星星立方在其上
诗歌开头如是写道。然后，文本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了策兰写在来宾簿上的话：“怀着一份希望，今日，/期盼着思想者/心中/向我而来的/话”。与此同时，他还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个有关来宾薄的问题：“谁的名字被收录/在我之前？”在这个问题之后，诗人用短短几句话描写了高地沼泽区的景色和回程中的情形。回来的路上曾有过一些特别的交谈：“粗鲁的，后来，在车上，/明明白白”我们可以将这首诗看作对相遇的失望总结。这次相遇中，一位幸存的犹太人希望能从相遇的另一方，能从曾同谋共犯过的人那里获得或是解释或是道款的话；无论如何，歉意应该是“一句向我而来的话”。可是他听到的只有“粗鲁的”——粗野的，原意为“残酷无情的”。也许，那只是一些说惯了的家常话。策兰在谈话中曾多次暗示，他期待着海德格尔的解释，但解释并没有出现。
6，策兰便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在这一公众件之后，1945年之前所形成的那种由威胁和死亡所构成的经验模式便变得更加难以祛除。在某些时候（我们今天称之为情感紧张状态曾经的严重创伤会一再显现。“一切都受了伤。人和物纠结在一起经历带来了太深的伤害，回忆是一道化脓的伤口”’，尼采这样预道。在策兰看来，这些针对他本人及其作品的诋毁和无视的瞬间（他对此看得特别清楚），便是全部事实。对此他只能报以深深的不信任与抗拒，并欲退避进自己的角落。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历史上曾造成心理创伤的屠杀场景，又重現于精神领域（所谓的剽窃事件便是如此）。其他部分则归因于策兰自身，所谓旧场景的再现其实只是他自己的臆想。作家很清楚，自己已由此走入了妄想，许多诗（常常以讽刺的语调写成）可以为此作证。在1967年4月8日的一首诗里提到了“头脚倒置的哀悼”，并确切说明了“头脚倒置”的原因：他每日都承受着无尽的哀伤，因此而消耗的精力已超出了其所能承受的范围。1967年6月4日的一首诗也明确指向作为作家的自我：
如麻心绪'，我识得
你如小鱼般蜂拥而来的
刀，
无人比我更近地
迎风而卧，
无人如我一般
被冰雹的旋风击穿
磨砺预备出海的头脑
“心之干”“动脉弓”“冠状动脉”'。由此，策兰向我们展示着自己来自医院的体验。在这些词中，有一个显得尤为刺眼：妄想。如果不考虑它用作词根的情况，那么我们只能在《呼吸转点》及以后的诗集中看到这些合成词’：“妄想的面包”“妄想的船坞”“妄想之旅”“妄想般坚实”“妄想的行走”“妄想的行者之眼”“妄想的薪餉”“妄想的窄梯”“妄想般可笑地——敞开着”。
我们从策兰的相关阅读，就能看出他对于自身心理伤害的认识何其早、何其深。在自我探索和对人类精神状态认知方面，策兰的兴趣已大大超出常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作家就已开始阅读弗洛伊德和其他一些心理分析作家的作品，虽然对于他们的理论他还有所怀疑。1960年后，他又阅读了卡尔•雅斯贝斯*的《普通心理病理学》（Allgemeine Pschopathologie）、欧根•布洛伊勒”的《精神病学》（Pschiatrie）以及路德维希•宾斯万格'的《精神病院中的人》（Der Mensch in der Psychiatrie） 和《忧郁与躁狂》，特别是最后一本书，从文中的划线标识来看，策兰参照自己，也参照朋友奈莉•萨克斯的状况，十分细致地阅读了全书。他在诸如“丧失性抑郁”（Verlust-Depression）和“丧失定式”（Verluststil）这样的词下面划线标记，同时被标注的还有宾斯万格颇具深意的半句话：
和悲观主义者不同，忧郁症患者将未来预期到的丧失，视为业已出现的。
当某种“丧失”（如身边亲人的亡故）出现于忧郁症患者的生活，忧郁症惠者会反覆咀嚼这种体验，难以释怀，而且他们将以此为模式，看待日后未知的生活，从而使某次“丧失”转变为一种心理上的体验模式，即“丧失定式”。
7，卡夫卡：对于一切在感性世界之外的事物，只能以暗示的方式使用语言，而绝不可用类比的方式，哪怕只是以近似于类比的方式，因为语言，按照感性世界的说法，所涉及的只是所有及其关系。
《乡村婚礼的筹备》引文的出处应为《对罪、苦难、希望和真实之道的观察》该书以格言集形式收录了卡夫卡散落于各处的格盲警句，文章标题是好友布洛德在编辑出版作品时添加的。对于这些格言，卡夫卡都为它们编上了序号，此处所引段编号为57。
在策兰的眼里，这一论断变得更加尖锐了。大屠杀后的写作以根本上来说就是对“类比方式”的放弃，即放弃隐喻式的写作，司为所发生的事情无物可比。早在《子午线》中，诗人就已意识，万服之同只余下一种可能：“证明一切的比喻和隐喻皆属荒谬。”在最后的几部诗集里，出现了大量对隐喻写作的弃绝，这种弃绝有时是一种论战，有时却又是一种讽刺。拒绝“隐喻的暴风雪”，如同拒绝“真实”的对立面。“弃你的比喻／为残渣” 《雪之域》中的一首诗如是写道，接下来一首诗又这样写道：
将符号解释到
坏，
被烧焦，遭腐烂，被浸漬。
但策兰依旧在写诗。他绝未如自己常声称的那样一一归于沉默。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诗人撕破了由奥斯维辛伪造而生的符号的秩序，在那些愈来愈新的诗中，将它化作“封锁线之桶的语言、封锁线之桶的歌”。只有通过反复而深入的阅读，才能看到作者如何从语言上将这一意图实施于具体的诗歌作品。
几乎在任何时候，策兰都反对习见的、有序森严的感知和思维方式，而大力倡导并行的言说与语义上的颠倒，以此颠覆对有意义的、看似自然的言说的期待。？在对词语的处理上，策兰同时遵循准两大方向，一个是“词的堆叠”：另一个是“词的瓦解”，一方面通过词的集结，形成一个愈来愈大的语言复合体，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彻底的词与诗句的缺损与减缩。作家始终希望，由此类语言运作过程而产生的所谓“密实性”，能得到耐心的解读，并能依照他的意图为读者所理解，而不是由读者其强加上某种“意义”。
策兰在给切尔诺维茨的朋友古斯特尔•肖梅的信里曾写道：依照他的意图为读者所理解，而不是由读者为其强加上某种“意义”。策兰在给切尔诺维茨的朋友古斯特尔•肖梅的信里曾写道：我在我的诗里写出了当代人类经验中最糟糕的东西。听来也许自相矛盾：但也正是借着它们，我才得以支持下去。
8，那些侥幸逃脱而按理［！］会被杀害的人，他们在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还能让自己活在这个世上，尤其是，是否还被允许活在这个世上。他的继续生存需要冷漠。这冷漠是市民主体的基本原则，没有它就没有奥斯维辛的可能：姑息的大罪。
策兰缺少这求生所必需的冷漠，这种缺乏和某种洞察力紧密相依。斯丛迪认为，毕希纳的丹东也具有同样的洞察力：“这洞察力，它不再读得懂生命，因为它曾经读懂过它。””而这两者都足以致命。
结语早在1968年1月23日就已写下：
这个跟在后面结结巴巴的世界，
我将成为这世界里
曾经的过客，一个名字，
由墙上淌下，
在墙上，一道伤口向着高处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