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论》及其时代 小阪修平（译文）

前言：本篇为1991年长崎浩的《叛乱论》再版之际，小阪修平写给此书的解说。70年代初，某杂志上发表的《マルクス葬送 座談》中，与会者中，除津村乔之外的四位，即长崎浩、笠井洁、户田彻、小阪修平四人坚定地以各自的方式批判了从联赤中暴露出问题的マルクス主義。在68年的东大全共斗中，小阪修平为东京大学驹场委员会起名为“焚祭”，并参与了与三岛由纪夫的辩论，影像资料最近得以广泛传播。在座谈会之后，小阪修平以哲学家与评论家的身份活跃于日本哲学界，并写作与翻译多本大火的哲学史、思想史书籍，为日本60后、70后的人们留下了关于哲学的印象，成为一代人哲学启蒙的回忆。

贵得要死的原书图片

1969年5月，《叛乱论》由合同出版社出版上架，当时东大斗争本身已经从安田讲堂据点的陷落，经过四·二八的冲绳斗争，进入了倒退的局面。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全共斗争仍然炽烈，人们经常把社会性的叛乱和全国学生的总叛乱挂在嘴边。另一方面，以反对越南战争的名义在羽田机场阻止佐藤访越——以阻止佐世保工企业靠港为顶点的三派全学联的实力斗争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以日大、东大为首的全国学园的大众斗争，催生了全共斗这一新的运动形式。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叛乱”这个词所具有的细微歧义——那种激昂感和解放感，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矛盾——恐怕很难消除。

六零年代末的这种激昂，并不是日本独有的，也不仅限于政治斗争当中。美国的越南反战运动、德国SDS（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社会主义德国大学生联盟）的斗争、以及法国的五月革命等，在这一时期世界上产生的群众运动，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繁荣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因此，以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为首，生存于战后世界的各种价值观在这个时代受到了重新审视。嬉皮士运动、毒品、地下戏剧、反战民谣、摇滚乐等等，都是从这个时代的变化中诞生的文化。可以说，在一切浑然一体的“叛乱的季节”中，我们幻想着社会的全面变革。与此同时，这也是个人如何生存、欲望何物这种问题、“干翻机动队”之类的说法流行的时代。政治、生活和艺术融为一体，其过度的热情，就是叛乱的季节的特征。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并非梦想着未来的乌托邦。如果非要用“乌托邦”这个词来形容什么的话，那么被那种热情所吸引的现在——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才是乌托邦，例如路障将被拆除、要求得不到满足、在机动队压倒性的力量面前败退之类让“现在”的缩小的事，会让我们再次将现在拱手让给未来。就在这个时候,以叛乱本身为直接主题的《叛乱论》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从属于某种政治目的或者作为革命里程碑的叛乱。要说叛乱本身，或许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在这之前，并没有人考虑过叛乱本身的思想。当然，我们说着“造反有理”，做着煽动（agitation）的事。但是，在安那其主义思想中，群众直接采取行动是无条件的善；另一方面，在マルクス主义的思想中，叛乱只是通向政治革命的过程。

或者说，人们一听到“叛乱论”，本就会联想到号召叛乱的煽动也说不定。的确，《叛乱论》在时代之中，也因为“叛乱”这个字眼给人的迷惑而不得不孤独地前行。当时的腰封上写着“近代技术理性主义在其自身中孕育着对自身的否定，在与之决裂之处得窥作为狂热背叛的疯狂——作为祭仪的叛乱。严厉地拒绝近代叛乱论的尝试”。长崎浩的《叛乱论》，就是以这样一个炽热的文本被时代所接受的。

但对于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来说，不言而喻的是，支配着《叛乱论》的精神和文体与“总破坏的使徒”巴枯宁正好相反。在长崎浩的文体中，概念没有因叛乱的光环而过度膨胀。当时那充斥着政治性的文章中丝毫没有迷醉的味道。长崎浩冷静的写作风格，似乎表达了他对技术的执着。在我看来，近代理性主义的技术世界——那些试图把一切都规定完毕的力量——孕育着其将要直面的黑暗的一般的技术形式，才是《叛乱论》的主题。换句话讲，对长崎浩来说，叛乱是既定的条件，而他并非是在把叛乱从古典政治语境中打捞出以后试图当作它本身来对待。在叛乱当中，对狂热的群众和煽动者产生的相互作用的考察，才是长崎叛乱论的出发点。那正是从六零年安保斗争的经验中得出的审视政治的目光。

当时的我们当然无法理解长崎浩的这种立场。我们置身于叛乱所触发的偏执之中。叛乱既是现实的、又是幻想的，既是身体的、又是观念的，是无数口号、无数意识形态飞扬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仿佛已经拥有了世界，或是世界就在此处的错觉。严格来说，这倒也不是错觉。在有限的空间和有限的人们之间，世界就在那里实现。因此，叛乱也是解除了过剩的语言的场所。换句话说，叛乱就是现在的革命。这与从未来的目的出发来思考革命的方法有一定区别。事实上，虽然只限于学校这个场合，但全共斗的“现在主义”思考方法还是有一些显著的特点。例如，某个要求或目标在怎样的时间跨度内实现的想法并不存在于此，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是否正确、以及你如何思考、有着什么关系，这样的提问形式才是构想的原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叛乱是否定一切客观性的。在拒绝了现存的“客观性”之后，各种各样的对客观性的思考——其中许多都是过于空想的客观性——就会出现。所以，叛乱的场所是各种口号层出不穷的场所，这些口号的数量都带有极为浓缩的象征性。从空想的世界革命理论，到被嘲笑为“全共斗”用人生论来组织人生的种种问题，一个口号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口号，无论是自我否定的还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其实都蕴含着无数的想法。这一点再加上在叛乱的场所中不言自明的东西，离开了那个场所后就不再不言自明了，对于经历过叛乱的人自己来说，也是将叛乱的季节传说化的根据。

XX斗争——这个XX当中可以根据你的意愿放入任何东西——我们以这一名义所做的事情，长崎浩确切地称之为叛乱。为什么会有如此过剩的话语呢？为什么这场斗争本身似乎是有意义的呢? 为什么身处其中，就无法考虑未来呢？为什么这场斗争——斗争的目标往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会如此吸引我呢？古典政治运动难以理解的事态，我们通过“叛乱”这个词理解了。

这样的长崎叛乱论在时代中起了什么作用呢？首先，长崎浩对叛乱的定义是： “正如祭仪一样，叛乱也试图在自身中实现自己”，亨利·列斐伏尔也试图把叛乱捕捉为在其自身内部完结的世界。我们已经说过，长崎浩的叛乱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出现，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那样的事情。当然，对于处于斗争中的个人来说，斗争也许就是那种身体感觉本身。但也如前所述，叛乱的季节同时也是观念沸腾的季节。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政治上过剩的象征意义。在那之中，叛乱的场所就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世界。例如，当日大-东大斗争开始碰壁的时候，党派方面提出了从个别学校斗争到全国政治斗争的口号，将处于叛乱漩涡中的人们重新排列在政治阶梯上的行动开始了。不只是单纯地提出口号，叛乱的世界所感受到的闭塞感也让口号大为加速，使叛乱的世界“普遍化”。在叛乱的世界中观念的世界化，可以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过程，但是在这种过程中，叛乱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其本有性质就会消失，而被排列在古老的政治语境中。所谓叛乱，就算是对当事人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事件。

不过，不如说长崎叛乱论在时代中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试图将叛乱建立在近代世界的基础上。例如，长崎浩将近代世界的存在性格与叛乱进行对比并说到：“叛乱的内在结构本身就威胁着近代”。他把叛乱定义为“对意义的饥渴”中产生的，并试图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叛乱与那些带有回归共同体的乌托邦愿景的古典叛乱区分开来。我手上拿着的《叛乱论》里乱写画着反文明、反历史之类的涂鸦。当时我是如何阅读《叛乱论》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我们在长崎浩所说的叛乱这个词中，看到了连接起对近代世界的否定与叛乱之间的逻辑桥梁。直到六零年代末，近代批判这一主题才逐渐上升到人们的意识中，并与将叛乱视为其自身的想法结合在一起。六零年代末的世界性学生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中，流传至今的其中一个思想就是这种批判近代的思想。但是，为什么“近代的黑暗”会突然张口发动叛乱呢？又如长崎浩所指出的，“近代的魔法只能通过割裂近代的世界形象，让其背后像鲜血一样喷出才能化解”，为什么只有叛乱行为才能解开近代的魔法呢？这些有关叛乱的理路，现在已经全部被神话化作用的黑暗所笼罩而被人遗忘了吧。生态学也好，与异质文化的共存也好，亦或是否定近代理性主义也罢，虽然现在有着各种各样的反近代的或者非近代的价值，这些也都只是与近代异质性的价值意义上的思想，那要么是日常生活的作风，要么是对近代的反动（并不只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然后是第三点——也许对长崎浩来说是最重要的是，《叛乱论》的意义，就是要从叛乱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去思考政治的必然性。《叛乱论》首先从描述摆在大众面前的煽动者的经验开始，这绝非偶然。对长崎浩来说，煽动者与大众产生相互作用，才是否定近代却又存在于近代正中央的叛乱这一经验的内在结构。煽动者和大众，可以说是叛乱者的两副面孔。而长崎浩所坚持的，不是作为从外部给叛乱设定的尺度的政治，而是叛乱中政治的可能性。也许当时我们最难以理解的，就是长崎浩对政治的这一立场。为了回顾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六零年代当做其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

连接六零年安保和六零年代末运动的短短十年，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通过高度增长使现在我们面前的市民社会出现的十年。譬如说老电影胶片上呈现的城市风景，就在这十年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其中登场的人们的服装和表情也是一样。就我自己来说，我在影像中看到了自己十来岁时的风景（指东大全共斗VS三岛由纪夫），发现自己居然以前生活在那样的风景中，变化之大令我难以置信。这可以说是战后复兴以来，为了繁荣而辛勤劳动的日本人的劳动果实吧。但是，在理应实现了的繁荣的产物中，我们开始感受到社会面貌的陌生。存在主义、荒谬一词以及异化论盛行的背景，正是这种对社会与社会的感受的变化。

但与此同时，这十年也是学生运动确立了不同于社会革新势力的风格，在发挥大众影响力的同时展开独立运动的十年。这是从被定位为战后国民性运动前沿的全学联的运动中诞生，后来被统称为“新左翼”的独特激进主义被斗争的十年。这十年以来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可以称为城市的激进主义。“为了被压迫的人民，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这样的话语无法表达的激进行为，是以刚才所说的新社会中的感性为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也许同样风格、同样条件的群众运动风格，再也不会出现了。我并不是在谈论时代的特权，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回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1960年代是一个转型期。以战争体验为根基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扩散、以战后社会的稳定为基础的社会标准化、高度成长带来的生活条件的变化、世界性的资本主义贫困化论的破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欺瞒的暴露等等。正是在这个古典阶级斗争论开始瓦解的地方，城市中的激进学生运动突然爆发了。 当然，学生运动并不总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比如我进入大学的1966年，1960年安保的直接氛围已经消失，通过日韩斗争，运动好不容易开始迎来上升局面，但学生们的政治冷感仍然是个问题，那个时代学生的三无主义（无精力、无关心、无感动）遭到了指责。对我们来说，六十年的安保已经成为了传说。然而，在一些地方，严肃的学生将会从事运动这一公理仍然存在。学生运动在大学这个蓄水池中，维持了活动家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六零年安保的生命还没有被耗尽。从1967年开始，情况明显出现了上升的征兆。动荡的七个月过去了，全国都在以全共斗的名义展开校园斗争。就在这个时候，长崎浩将六零年安保的政治经验总结出来，以《叛乱论》的名义，带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面前。这里也多少有些保留吧。长崎浩对煽动者的坚持，并不是政治对于某种思想的意义，而是政治经验本身。这是在脱离了古典阶级论或工人革命论范畴的60年代群众面前，从叛乱中提取出的政治经验。如前所述，我想对于处在乱舞口号之中的我们来说，最难看到的应该就是长崎浩所感受到的距离感吧。这可能是与政治性目标、任务和口号的距离，也可能是和叛乱本身的距离。读了这本书，读者或许会感受到长崎浩对技术的执着，但技术也是距离感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当时没有技术的观念。但是，拥有技术的观念和获得技术的态度是两回事。一句话，我们和当时说的口号距离太近，因而无法理解长崎浩的视线来源。只能说当时以口号为生的那个场所，也即时代的共同氛围瓦解了，为了暴露出其中笼罩的问题并让人们理解，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枪这一技术手段，为什么会顺从于联合赤军的唯枪主义的共产主义化，然后自我毁灭，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想法，现在我似乎都能了解得一清二楚。“士兵”们在浅间山庄得到的枪，只不过是集合了所有想法的关于“枪”的观念的现实而已。于是，叛乱缩小、颠倒为政治观念。关于那段历史，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因此，对于叛乱来说，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外部的政治，而是内部的政治的必然性。叛乱的过剩，会引发空转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长崎浩以《叛乱论》为起点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也就是都市激进主义的那十年里所孕育出的几乎唯一的政治思想。从这里出发，长崎浩踏上了展开《结社与技术》、《政治的现象学或煽动者的历史》等政治思想的征途。但是，作为其政治经验的原型，在城市激进主义中与群众面对面产生相互作用的煽动者的形象，已经在《叛乱论》中有所记述。对长崎浩来说，政治尤其是一种风格。也许正如他所说，六零年代末的风格的叛乱不会再次爆发了。风格是时代创造出来的，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正在瓦解的今天，我认为一切革命思想只有通过一次彻底的自我瓦解之路才能获得生命力。人们应该知道，60年代末的记忆已经远去，以同样的风格重新创造传说的尝试也只能产生其怪诞的迷你版本。然而，如果近代世界今天仍然存在，尽管存在着各种反对它的价值观，但叛乱从何而来、将把我们带向何处，就不是传说当中的问题，而是现在、当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