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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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场讲座之后，我和三位年纪相仿的女性同行吃饭，我们聊了三个小时，关于发文章，期刊的排名，开会，tenure，给出版社投搞，如果妥帖地回复学术编辑。回家后，我想这难道不是我曾经觉得最理想的女性聚会吗？对发表和获得认可充满欲望，不关心家庭，育儿和浪漫关系。可我为什么又觉得如此无聊呢。我应该对这种无聊感到羞耻吗？

我好像更喜欢聊个人的困境和焦虑。但如果有意对女性同行说起个人处境，又会自动陷入“你要做选择了”的话题氛围。比如说起异国恋，哪里找教职，学术压力太大了，就会得到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答案。让我放弃学术工作去和异国男友相聚；或者可以改行去当图书管理员，这样没有发表压力，也可以兼顾生活。听到这种建议，我真希望我可以直接对她们说，不可能，我不可能放弃。但我也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还要去解释，我现在转行已经不可能了，图书管理员也要求拥有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还要向一个同行解释不能放弃本职工作的原因。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觉得聊事业上升的机会无聊，并不是真的只对情感话题感兴趣，而女性同行匪夷所思的劝说，也不是因为不友好。我们可能多少都对获得权力有种不配得感，上升机会的不配得，觉得退让，保全和适应他人，是更好的人生选择。

我想起以前上过一门课，学期末的最后一节是学生报告时间，有个女生在报告前说自己没有准备好，可能会说得不好。教授，也是我的博士导师，一个永远热烈激进的美国女性，她说，没关系，我知道女性永远是准备好了的，学术会议上也是，女性永远要准备得非常充分才觉得自己准备好，差一点都是没准备好。这个说法我印象很深。每次开会做报告前，如果自我感觉不行，都会想到，其实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只是觉得如果自己不完美，就不配得到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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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对获得权力总有一种恶的想象。最近一次无比渴望权力，是在和财务处争执报销问题的时候。每次在与机构和体制的对决中被刮到出血，都会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活在过度理性社会。我相信我做的事是正义的，也是符合规则的，但体制又总有一系列的话术，宣告我的不合规矩。规则看似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一个有权力的领导，就会让规则的运转方式不一样了。它折磨的是无权的人，让无权的人通过对体制的认同而获得虚拟的权力。

在因报销而产生的交涉、商讨，甚至是乞求的过程中，我非常渴望权力。这种渴望对我来说居然非常新鲜，但我又无法控制地觉得争取这种权力是恶的。

为什么觉得争取权力是恶的？可能我遇到的权力运作方式，常常以干涉、操控和碾压人性的方式出现，也可能因为我总处于被交涉的位置，我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被鼓励诚实地面对自己对权力的渴望。

我被持续鼓励的其实是一种策略性的技巧，比如懂得察言观色，倾听，调解和平衡，以期在一个边缘位置里捡漏。

这种内在的规训视角，当然不仅是女性持有，在更大的结构里，每个人都被这样规训着。但女性的持有是被默认为天经地义的。而女性试图冲出这种规训视角的努力和尝试，也因为得不到支持和正向肯定，从结果来看被经常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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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些，因为”结构化歧视“太过抽象，只有写出每一个细节，才能提醒自己，看法、权威的评价，甚至同行的意见，会随着体制的瓦解一起碎掉，这些和自己的视野和决心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暴躁是好的，愤怒也是好的，知道如何去博弈也是好的。退让没什么用，配合可能有用，但配合的主动权也应该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