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死》
说来惭愧，我其实是先了解安德里亚·德沃金才知道凯瑟琳·麦金农的（关于德沃金可以见另一个帖子），知道德沃金还是听的一集🧱外的播客。
搬运翻译，以便自己反复细读，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她的姓名和思想。
名人简介：
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是美国著名的法学家、激进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她以其在性别平等、性骚扰、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等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是性别法领域的先驱之一。
她提出，性骚扰不仅是个人的不当行为，更是系统性性别歧视的一部分。她的理论直接影响了美国法律的发展，使得性骚扰成为可以通过民权法进行诉讼的性别歧视行为。
曾与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共同推动了反色情立法，认为色情作品本质上是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倡导将其视为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
此外，麦金农还对国际人权法产生了影响。她主张将性别暴力视为一种战争罪，并在国际法庭上对性别暴力犯罪的起诉和判决中发挥了作用。她参与了推动将强奸和性奴役作为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一部分来追究法律责任，这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等场合得到了体现。
下面是她的文章， 批判了自由主义如何削弱女性的整体力量。
英文原文见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4EWgpKIeEHfAEusH5H3Ag提取码：7EF3
中文如下
《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之死》
凯瑟琳·A·麦金农
曾经有一场女权运动。我第一次听说它是通过《Rat》报纸的解放版。罗宾·摩根和一群勇敢的女性接管了一份她们曾经工作过的地下报纸，并将其重新编汇成了解放版《Rat》。我从其中学到的是，任何妨碍女性平等参与、诋毁贬低女性声音、缄口不言女性贡献、不把女人当回事儿、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女人的事物，无论它做了或还没做什么，至少要被公开谴责，而且最好是被接管并被加以改造。当时我并未听说女权主义者对《Rat》进行了审查，尽管毫无疑问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对我来说，那是表达方式。
当时有一场女权运动，批判抨击强奸是以社会为基础的，而非自然的、上帝赋予的，更加不是国会授权的，它是针对女性的男性暴力，是一种性恐怖主义。它批判战争是男性的射精行为。它批判婚姻和家庭是男性特权的制度性熔炉，将阴道性高潮视为一种群体歇斯底里的生存反应。它批判了在性别、阶级和种族上隐含偏见的，所谓“功绩”的定义。它甚至批判了童话故事。
当这个运动批判强奸时，它针对的是强奸犯以及将强奸视为性行为的观点。当它批判卖淫时，针对的是皮条客、嫖客以及认为女性天生就该出卖性服务的观点。当它批判乱伦时，针对的是那些对女性实施乱伦的人，以及将女性的脆弱和被迫的沉默视为性感的观点。当它批判家庭暴力时，针对的是施暴者以及认为暴力是表达爱之强烈的观点。没有人认为在批判这些行为时，这场运动是在批判它们的受害者。
它还从女性的物质存在和现实的角度批判了诸如“选择”这样的神圣概念。这场运动清楚，当实际形势排除了你99%的选择时，称剩下的1%——你正在做的事情——为你的选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场运动没有被诸如“同意”这样的概念所迷惑。它知道，当暴力成为性行为的常态化组成部分，当“不”被曲解为“是”，当恐惧和绝望导致屈从，而屈从被视为同意时，“同意”这个概念并没有实质意义。
这场运动还批判了我们所采纳并自己赋予它新意义的概念，比如平等。它清楚地认识到，平等的定义不仅仅是建立在无意义的对称、空洞的等价之上，而且还是依据一种男性的标准来定义的。它认识到，当你被告知可以与男人一样或与男人不同时的局限性。如果你和男人一样，你就和他们的标准相当；如果你和男人不同，你就和他们的标准不符。这场运动表示，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平等，那我们并不需要。
它还批判了主流的自由观念，尤其是性自由， 剖析并揭穿了它是滥用自由的掩护。当有权力的人将他们对女性的压迫辩护为自由时，这场运动清楚，他们真正捍卫的是权力带来的快感。这场运动批判了压迫他人的自由，并不认为当我们拥有更多这种自由时，女性就会获得解放。
一些勇敢的人甚至批判爱情，认为它是一种自我湮灭的欲望，将女性束缚在压迫之中。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些人也指出，性包括性交范式是一种支配的策略和惯例。
所有这些批判都隐含着对抽象概念作为男性霸权策略的批判。这是一场始终想要知道女性实际处境的运动。女性的“选择”在哪儿？女性的“同意”在哪儿？按照女性的定义的平等在哪儿？对女性而言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批判男性现实时，我们一直在寻找其中的缺陷。我们发现，抽象概念是掩盖正在持续进行的性别化现实的幌子。基于此，这场运动对女性生活中由男性主导的现实及其被粉饰的抽象概念进行了一场系统的、坚持不懈的、深植于物质基础的、实证严谨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它揭示了种族、阶级和性压迫之间的深层联系，并寻求其中的内在联系，不是作为事后高见，也不是作为脚注，更不是作为清单，而是因为它们是至关重要的。这场运动表示，每一个议题都与女性相关，每一个领域都该有女性的一席之地。
这场运动还曾进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和“虐杀片”，并认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它明白性客体化的利用和虐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的逻辑都是将一个人变成一个性对象。“美国小姐”是前戏，将女性变成玩物；“虐杀片”是高潮，将女性变成尸体。
这场运动还破坏了物化女性的海报，它游行请愿，它建立组织，它占领华尔街，它让五角大楼陷入混乱，它申诉控告，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正如莫妮克·维蒂格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现成的方法，就发明一种。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是一场重视女性的运动。女性举足轻重。我们并不因可能招致的攻击而对此话题闭口不谈采取防御姿态。当女性受到伤害时，这场运动保护她们。或以个人或以团体形式，它组织并创办了为所有女性服务的庇护所，包括受虐待的女性、乱伦幸存者、妓女。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这些女性被社会所定义为是“坏的”，或被视为罪犯，或被排斥的。我们做这些事件，是因为加之于她们的，是一种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系统性的权力行为，尽管她们首当其冲。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我们知道，她们所遭遇的，也可能，也正在，也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她们。
这是一场在一切事情上都站在女性一边的运动。它对每一件事都会发问：“这对女性有利吗？”在某种程度上，女性个体就是所有女性。任何一个被侵犯的女性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是一场深刻的集体主义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当我们说“女性，我们”时，它是有切实内容的。它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必须相同才能成为这个共同境遇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正是这场运动的天才之处，也是其独特贡献之一：它将团结建立在多样性和共性之上。它不认为共性意味着一致性。
这场运动让人们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勇敢行动的必要性，也让人们明白女性主义并不是一场更优惠的交易或零风险的担保，而是一种对抗严峻现实的行为准则。
“个人即政治”意味着，除了其他方面外，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很重要。这是指你会变成你不去抵抗的东西。个人和日常生活被视为我们有条不紊地改变的政治秩序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政治议程的一部分。但将个人视为政治，并不意味着你的个人喜好决定你所提倡的政策。
我认为我们也感受到并理解了一种对所有女性的责任。我们反对女性的隐形，坚守女性的尊严，质疑一切以牺牲女性为代价的事物。最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相信改变。它旨在改变语言、社区、身体心灵和精神的日常、身体和智识的定义、左右的含义、是非的标准，以及权力的形态和性质。
这场运动并非一路鲜花，一帆风顺，但它确实试图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它深知这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知道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必须的东西，并相信我们可以得到它。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个运动。
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某些事情开始发生，或者可能一直在发生，只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忽视了它。我们被告知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这一宪法修正案，因为法律下的性别平等并没有真正产生太大影响，也不会真正改变什么，当然也不会改变任何基本的东西。这场运动所揭示的男性对女性的普遍、基本的压迫和剥削，被转化为一个所谓的“法律上的性别分类”的罪恶。突然间变成了，这正是性别平等要去改变的事情。在这种性别平等的概念下，我们被赋予了两种选择，要么与男人一样——这是左派给我们做出的选择；或与男人不同——这是右派给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被告知，左派的选择显然更好，也是通往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径。因此，所谓的性别中立——忽视那些独独对女性施加的行为，忽视这些行为的始作俑者——被称为女权主义立场。我没有听到任何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理解下，无论如何都是男性的标准，无论如何都不是这个运动对平等的设想。这种分析基础上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策略，显然是认为性别平等可以在不威胁现有等级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方法从未将男性至上视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它呈现出一种奇景——坦率地说，我感到屈辱——女权主义者强烈否认这种性别平等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同时又 切地寻求它。
然后我开始将这与堕胎问题联系起来。尽管女性运动曾批判过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并指出私人领域是女性被压迫的主要场所。《罗诉韦德案》却将堕胎合法化作为一种隐私权利进行处理。一场认识到私人领域是我们公共状况掩护的运动，突然间被告知说——堕胎权同样是我们的隐私权。如果你忘记了通过这个运动所认识到的事情，这似乎是件好事，就像与男人认为这似乎是件好事一样。男人，尤其是异性恋的白人男人，生活在一个性别中立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比女性所生活的性别限定的世界要好得多。男人拥有隐私权，那么如果女性也有一些隐私权，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善。接着《哈里斯诉麦克雷案》出现了，并拒绝为所有无法支付堕胎费用的女性提供公共资金，这法案再次验证了我们一贯所熟悉的私人领域逻辑：如果你无法支付堕胎费用，你就无法获得堕胎——或者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堕胎，但这些方式并不是权利的体现。用衣架堕胎不是一种权利。这个逻辑是，政府、社会没有义务为政府本应保持距离的私人领域提供公共资金。并不是说堕胎合法化比堕胎非法没有进步，而是说，将堕胎权利作为隐私权，而不解决私人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就等于假设性别平等已经存在。
另一件事加深我们对隐私权男性至上这一属性的怀疑，有些人注意到“同性恋者权利”旗帜下，以隐私权为名义的阴茎肛交自由，未能将对恐同症的批判与对厌女症的批判联系起来，却成了一件女性迫在眉睫的隐忧。而在鸡奸案中，没有任何对性别的批判，更遑论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
如果将这些怀疑延伸到性别歧视法中，更多的难题浮现出来，例如《Sears v EEOC》案， 这是一个典型的性别歧视案件。我们看到西尔斯公司长期存在巨大的较高薪职位性别差异，海量统计数据证明这种差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对此提起诉讼。一位女性——一位女权主义者——作证说，这必然是西尔斯公司歧视的证据，因为女性对就业的需求与男性一样，比如金钱。另一位女性——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作证说，这并不必然是西尔斯公司歧视的证据，因为女性对就业的需求与男性不同。性别差异与这种统计差异一致，因为女性选择薪酬较低的工作是因为她们是女性。
因此，你看到在高薪职位上有一大堆男性，而在低薪职位上有一大堆女性，问题是，哪种理论能最好地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女性与男性相同的理论，还是认为女性与男性不同的理论？显然是后者，特别是如果你相信女性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有自由去追求任何目标。女性运动也相当明确地很清楚，西尔斯的立场，即使是从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口中说出，也是在为使一些女性处于底层的压迫性现状的辩护，而以女权主义的名义这样做是有悖常理的。
接着，那一天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最好回到床上躺着的日子——如果床对你来说是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天我们被女性主义团体告知，为女性保障产假是一种性别歧视，这样的法条违反了《民权法案》第七章。在最高法院关于这一问题的案件中，递交法律摘要的女性主义团体没有一个提出不给女性提供产假是性别歧视。没有人说如果《民权法案》第七章拒绝为女性提供产假，那会在宪法下构成性别歧视。也没有人明确指出，如果受到这种剥夺伤害的全是女性，那就意味着这是基于性别的歧视。
实际上，最高法院自己就弄清楚了这一点，比任何女性团体提交的法律摘要都更透彻。最高法院表达基本立场，从法律上保障产假不是性别歧视，而是性别平等。让女性获得她们工作所需的保障，就是性别平等的意义所在。我还要补充一点，这一判决是由黑人法官瑟古德·马歇尔撰写的。他一作出这个决定，一些曾反对这一立场的女性主义团体却为此欢呼居功。
是关于性虐恋的争论，如果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现在也很难忽略其对女性运动内涵的破坏。我想强调是，在讨论性问题（包括性虐待）时，能够使用“我们”这个词，并赋予它意义。有些观点鼓吹受虐是女性的首选爱好、最终命运，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就是我们将会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这种观点是在缺乏对以下问题 的基础上建立的：为什么女性自一开始就以xx塞进喉咙的方式体验性行为：性别权利结构自上而下的影响。
实际上，女性普遍拒绝了性虐恋的政治立场，但对其辩护的残余依然极具破坏性。在性问题的讨论中，女性不再说“女性，我们”，而是“仅代表我个人，我……”。性虐恋的辩论使得在性领域中使用“女性，我们”这个词成为禁忌。这场辩论始于道德困境，最终留给我们的是，政治立场上,对性的个体化分析，削弱了一个未基于顺从、而基于抵抗的集体意识。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开始注意到的一切问题都在关于色情作品的讨论中彻底爆发了。正如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知道的那样，安德里亚·德沃金和我构想并制定了一项法律，基于我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女权运动的政治立场，并与其他同样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一起推动这项法律。这是一项性别平等法，是一项民权法，这项法律规定：通过图片和文字对女性进行性别从属，这种形式的性交易，侵犯了女性的民权。这部法律是在女权主义的框架内制定的：正如女性举足轻重，因为我们重视女性，因为仅仅批判压迫是不够的，仅仅参与游行抗议活动也是不够的，尽管这些行动也至关重要。我们想要改变准则。为了改变准则，我们寻找系统的脆弱之处，寻找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东西，寻找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我们利用一切可得的资源，而当这些不存在时，我们就创造它。我们创造了一部以女性立场的反色情性别平等法。
不出所料，尤其是我们不出所料，这项法律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保守派反对它，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相比反感色情更不喜欢性别平等。自由派也反对它，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更喜欢言论自由——即性自由，即女性被使用的自由——远超于喜欢性别平等。然后，来自一个自称为女权主义团体的组织——反色情作品审查女权主义小组（FACT）的反对随之而来。此时，对我而言，我所认识的女权运动走到了尽头。
在一场极端的来自水平敌意的行动中，FACT在法庭上对该法令提起诉讼，作为基于媒体的法律攻击的一部分。他们尽其所能地阻止这项法律的存在，阻止它被女性所掌握。这项法律由女性的血泪、痛苦、经验和沉默写就的，旨在使针对女性的行为——如强 、暴力、侵犯、人口贩卖——变得可诉。他们说，色情就是性别平等。女性只是需要更好地获得色情。他们使用了那种“平等即一致”的堕落模型，而这正是我们之前所认识的女权运动所批判的。
FACT主张色情作品不能被其受害者提起诉讼，理由之一是“在性领域中，女权主义的想象和表达才刚刚开始找到声音。女性需要自由和社会认可的空间，以便夺回传统中被男性强势占据的语言。”男性拥有这种自由；FACT的女性也想要。因此，“即使是对女性有问题的色情作品，也可以被视为对女性欲望和女性平等的肯定”（加重强调）。这是摘要中埃伦·威利斯的一句引述：“色情作品可以是精神强奸”——明白了，强奸只发生在你的脑海中——“但对女性来说，就像对男性一样，它也可以是性快感的来源……一个喜欢色情作品的女性，即使那意味着喜欢强奸幻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名反叛者。”她在反抗什么？他们的答案是：“坚持其被定义为男性专属的性欲。”现在谁还分不清强奸和性？强奸一直是男性的专属领域。但坚持以被强加定义的方式定义自己，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当有限的自由概念。同样，选择也是如此。而一个志在占据强奸犯专属领域的女权运动，不是我想参与的女权运动。
在FACT的摘要中，平等意味着女性平等地获取色情作品。即，女性平等地接触，那些必须被该法令规定的可起诉行为对待的女性，以便可以获取她们的色情内容。FACT摘要进一步反对该法令，称其“使那些社会上隐形的女性意识到，女性处在展示姿势或被东西插入的性露骨图像，是色情的、解放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换句话说，全体女性必须继续被该法令规定的可起诉行为对待，以便另一部分女性可以以她们为代价体验到色情、解放或教育意义。
FACT摘要对该法令的政治立场提出了批评， 认为它暗示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一个性是女性必须出售的商品的社会，性就是我们的本质，性是我们被重视的原因，我们生于性，死于性——如果我们不选择这一切，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是一种选择，那么我们就是在贬低妓女、压迫女性。FACT指出，当该条例要求法院，不能再用那些他们一贯使用的、不相信女性遭受性胁迫时的借口时，我们是在不尊重女性的同意权。这场运动明白，尽管婚姻契约可能看似提供了同意的外表，一个为了生存而被某个男人殴打的选择并不是真正的选择。尽一切可能地帮助遭受虐待的女性离开，并不被认为是贬低或压迫她们。然而现在，我们却被要求在女权主义的名义下，相信为了生计而被成百上千的男人强奸是一种真实的选择，并且如果这个女人签署了模特授权书，那就没有任何胁迫可言。
你可能会想知道，对于支撑该法令的所有关于女性遭遇性侵犯的数据、知识、理解和经验，FACT的回应是什么。对于那些想要用这项法律维护权益的女性，那些鼓足勇气大声疾呼，法条才得以存在的女性，那些为此将生命、声名、荣誉置之度外的女性，他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FACT根本没有提到她们。她们被视为无足轻重。那些被胁迫的女性、遭受侵犯的女性、受压迫的女性成了“某些女性”。事实上，FACT的法律摘要做了与色情制品相同的事：通过将对女性的伤害转化为性观念，从而使这种伤害隐形，就像那个认为该法令违宪的右翼男法官一样。归根结底，FACT摘要纯粹是一场的对阴茎的演说。它说，“我们喜欢它。我们想要它。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加入’。你想看吗？”
而你知道的，这奏效了。在那项将法令无效化、认为其是在禁锢思想的判决中，女性平等被视为性方面的“一个观点”。对不平等行为采取行动被视为对一种观点的控制。FACT并不居功至伟，因为他们的力量来自于充当男性至上的先锋。但他们也不应背负所有责任，这应由色情作品制造者、他们的合法媒体同盟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来承担。但作为一个以女权主义名义存在的，反女权主义工具，FACT使得那位右翼法官在推翻该条例时能够写道：“女权主义者作为双方之友参与了此案。”是的：琳达·马奇亚诺（Linda Marchiano），那个被迫参与拍摄色情电影《深喉》（Deep Throat）的女性，多萝西·斯特拉顿（Dorothy Stratten），那个曾在《花花公子》上露面的，被皮条客谋杀了的女性，强奸危机中心、代表工人阶层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的社区团体——他们站在一边。而FACT，一个主要由学者和律师组成的精英团体，则站在了另一边。
黑人运动中有叛徒，工人运动中有破坏者，女性运动中有FACT。
过去的女权运动和现在所谓的“运动”之间有什么不同？我认为不同之处在于自由主义。过去的女权主义是集体主义的，而自由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我们已经被降格到这种地步。过去的女权主义是基于社会基础并具有批判性的，而自由主义则是自然主义的，将女性受压迫的产物归因于女性的自然性欲，使其成为“我们”的东西。女权主义批判社会对女性的决定性影响，试图改变这种决定性，而自由主义则是自愿主义的，表现得像我们有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选择。女权主义基于物质现实，而自由主义则基于某种理想的心智领域。女权主义无情地关注权力和实权，而这种新生的“运动”所能召唤出的，最多不过是一种稀释版的道德主义：这是好的，这是坏的，根本没有对权力或失权的分析。换句话说，像女性这样别无选择只能作为群体成员生活的人，却被当作单一的个体来看待。她们的社会特征被简化为自然特征。选择的缺失变成了自由意志的表达。物质现实被转化为关于现实的观念。而具体的权力和实权的位置被转化为单纯的相对价值判断，理智的人可以形成不同但同样有效的偏好。女性遭受虐待的经历变成了一种“观点”。
这种情况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是性别中立、同意、隐私和言论自由。性别中立意味着你不能考虑性别，你不能意识到，就像我们曾经知道必须做的那样，中立实际上是在强化一个不平等的现状。同意意味着无论你被迫做什么，都被归因于你的自由意志。隐私保护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压迫领域。言论自由保护了对女性的性暴力和对女性的性使用，因为这些是男性的自我表达形式。在《第一修正案》下，只有那些已经拥有言论权利的人才有受保护的言论权利。女性更可能成为男性的言论工具。没有人能在社会未保障这些权利的情况下，通过法律获得这些权利。
通过这些自由主义政治，女性得到了什么？平等权修正案（ERA）被废止了。堕胎资金被取消了。强奸法改革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最高法院在制定一些进步的性别歧视法，而这几乎完全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你知道，当国家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比女性运动更好时，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如果按照这种女权主义得逞，我们会失去法定产假。而色情制品得以保存。
自由主义使这些结果成为必然，部分原因是它无法正视性厌女主义。这是因为厌女症本身是性的。对左翼是这样，对右翼也是这样，对于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来说也是如此。结果是，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深深地根植于厌女症。对自由主义是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男性统治来说，所有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的性厌女主义不能被视为性别平等的问题，因为性本质就是基于以性别不平等。平等法不能适用于性，因为平等不是性感的，而不平等是。平等不能适用于性，因为性发生在私人领域，而无论它多么不平等，都不应该干涉私人领域。平等不能比言论自由更重要，因为性表达就是性，不平等的性是男人想要表达的东西。
话虽如此，我们仍然在这个房间里——在这个会议上的人数比推翻沙皇的布尔什维克人数还多。你们让我开始相信，我们可能会重新拥有一场女权运动。在你们的研讨会上，也许你们可以考虑一些方法——法令是一种，我们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并且有许多等待被发现——动员女性基于性别的身体和经济的不安全感，女性的脆弱性和绝望感，而不是被女性基于性别的个人尊严、无聊和绝望所击败。思考如何改变女性的恐惧，使恐惧不再是我们感受到的最理性的情感，如何转变女性的隐形、疲惫、沉默和自我厌恶。如果我们摆脱了这一切的束缚，还有什么能与之抗衡？此外，还要思考，如何在对抗所有逆境、历史、所有迹象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发明——基于性别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