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事权划分的三个原则
复旦大学老师兰小欢老师也想不到,他根据自己上课的讲义扩写的一本书《置身事内》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不只罗振宇在跨年演讲推荐,何帆、万维钢、罗翔等目前影响力颇大的学者都推荐过,甚至还有网友把这本书列为体制内必读书目。
自从2021年上市以来,一年时间,《置身事内》的纸质版已经销售超过了100万册。
不要说是在这个没人读书的时代,即便放到N年前,一本书能卖超过100万册,搁谁都能吹一段时间了。更别说这还是一本严肃的经济学著作。
放到电子阅读界,《置身事内》是“微信读书”TOP100排行榜中,唯一的一部经济学作品。我刚截的图显示,现在每天还有五六千人在“微信读书”读这本书。


有评论说,这本书的热销,是作者与读者的合谋。
一个讨巧的话题,一个看起来接近网红的标题,放到一块,必火。
但从选题的角度看,《置身事内》从“经济中的政府”和“政府中的经济”双重角度,深入解析了地方政府内在运行机制和产生的影响。
想要理解交易对手,就必须熟悉对手。因为:
在我国,政府不但影响“蛋糕”的分配,也参与“蛋糕”的生产。
不能脱离政府来谈经济,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
书中强调经济学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并以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深入浅出地还原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深度介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这本书被认为是对理解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必读之作,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广泛普及,帮助读者读懂中国经济。
一句话,选题够新颖、逻辑清晰、说人话、没有故弄玄虚的术语和公式。
要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府治理和运作模式,首先要理解权力和资源在政府体系中的划分原则。
兰小欢总结,中国政府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是: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性、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
从事权划分的角度,这里涉及“外部性”和“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
“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外差效应或外部效应、外部经济,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
一件事情该不该由地方自主决定,可以从外部性的角度来考虑:若此事只影响本地,没有外部性,就该由本地全权处理;若还影响其他地方,那上级就该出面协调。
比如,如果地方建一所学校,只招收本地人,那么地方政府自己可以决定;如果地方开办的工厂污染了临近的地区,事情的决策就要上级政府协调。
经典经济学的看法,政府的核心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一个城市总要划分成不同的区县,而行政边界的划分跟公共服务影响范围有关。
一方面,因为规模经济,覆盖的人越多越划算,政区越大越好;
另一方面,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的代价和意愿,政区不能无限扩大。
以公共物品的规模经济和边界为切入点,也可以帮助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分工上的一些差异。比如,国防服务覆盖全国范围,需国家统筹;而地方小学,只服务地方人口,只需要地方决策。
那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地方的公共服务提供内容和性质差不多,行政区划的面积是不是就一样大?
当然不是,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人口、地理条件和文化因素。
多地交界的“三不管地带”一般都具有如下特征:公共资源获取不方便基础设施建设不足、诸多省界县位于山区不利于经济发展、省界地区往往是本省的非主流文化区交流不便。
因此,长期处于发展的劣势。

“山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古时候形容地方官利用信息差来应对上级管理的形象说法。
可见,行之有效的管理,必然要求掌握关键信息****,而信息获取的效率和优势决定了决策的优势。
我国政府各层级之间的职能基本同构,上级领导下级。
原则上,上级对下级的各项工作都有最终决策权,可以推翻下级所有决定。
但上级不可能获取全面信息,一些问题只能由地方政府代理。
上级虽然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
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维护两类权威的平衡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关键。
在实际工作中,“上级干预”和“下级自主”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区别,是个程度问题。
工作总要下级来做,不可能没有一点自主性;下级也总要接受上级的监督和评价,不可能完全不理上级意见。
信息优势始终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
如果一件事的方方面面都非常清楚,有客观评价的标准,那权力分配就非常简单:参与各方立个约,权责利都协商清楚,照办即可。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
因为信息复杂,不可信的信息比比皆是,而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所以体制内的规章制度无法完全取代个人信任。
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如果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就叫激励相容。
政府内部不仅要求上下级间激励相容,也要求工作目标和官员自身利益之间激励相容。
上级政府想做的事大概分两类:
一类比较具体,规则和流程相对明确,成果也比较容易衡量和评价。
另一类比较抽象和宽泛,比如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上级往往只有大致目标,需要下级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调动资源去达成。
对于这两类事务,事权划分是不同的。
在专业性强、标准化程度高的部门,具体而明确的事务更多,更倾向于垂直化领导和管理。比如海关,主要受上级海关的垂直领导,所在地政府的影响力较小。
还有一些部门,虽然工作性质也比较专业,但与地方经济密不可分,很多工作需要本地配合,如果完全实行垂直管理可能会有问题。比如工商局。
所有面临双重领导的部门,都有一个根本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
到底谁是主要领导?工作应该向谁负责?
原则上:能评价和奖惩工作业绩的上级,能决定工作内容的上级,受下级工作影响最大的上级,应该尽量是同一上级。
激励相容原则首先要求明确地方的权利和责任;
其次是权力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能朝令夕改。
2016年,《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本章讨论的三大原则:
“要逐步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国防公路、国界河湖治理、全国性重大传染病防治、全国性大通道、全国性战略性自然资源使用和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或上划为中央的财政事权……
要逐步将社会治安、市政交通、农村公路、城乡社区事务等受益范围地域性强、信息较为复杂且主要与当地居民密切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地方的财政事权……
要逐步将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发、公共文化、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业、粮食安全、跨省(区、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等体现中央战略意图、跨省(区、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明确各承担主体的职责。”
上述三个原则虽不足以涵盖现实中所有的复杂情况,但可以为理解事权划分勾勒一个大致框架,帮助我们理解目前事权改革的方向。
如何从制度上真正理顺事权关系,需要进一步改革。
朋友们好,这个公号的目的是每天分享一本我自己读过、而不是AI读过的有意思的书。暂定目标100本。
今天分享的是第37本:兰小欢《置身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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