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 | 关于“解构和本体论”的座谈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的代表。60年代末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现为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哲学的边缘》《立场》《人的目的》《马克思的幽灵》《文学行动》等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德里达：我想用英语来进行这次座谈。这次座谈的主题是“解构和本体论”。切人这个复杂的主题可以有很多角度。我选择的角度是“书写”。为什么书写对“解构和本体论”至关重要，解构和本体论是如何交叉的？
在我用法文使用“解构”这个词之前，已经有很多人使用了。在法文字典中，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分析和揭示某个组织的结构方式，它有某种技术的含义。我曾试图以我的方式翻译一个德文词——海德格尔的destruktion，那是一种分析和揭示本体论历史的方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解构”。这个词没有“摧毁”的意思，黑格尔的“aufgehoben”（扬弃）也是这个意思。这个词没有贬义。“解构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试图对一些记忆，一些谱系，一些既定的等级结构进行分析和揭示。海德格尔的这个词来自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在路德那里，解构说的是由教会或神父审查和处理神学中的救世主信息，以求获得最初的原始资料。而我现在就是要提出我总结出来的大量问题，以把我的实践和海德格尔、特别是与路德的方法联系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如何能把解构的问题和本体论相联系呢？什么是本体论？本体论这个词当然是希腊用语，它涉及逻各斯和学术知识的话语。“on”即“being”,“ontologie”则意味着对“being”提出问题。“being”就是“to be present”（在场），就是法文的“étant”。“在场”(présence)含有一种“当下”的意义，完全具有逻辑含义。“on”意为“beingpresent”、“Sein”，“Seiende就是法文“étre”，拉丁文“esse”。我们知道在英文中无法区分“Sein和“Seiened”，因此我们用大写的“Being”表示“Seiened”，用小写的“being表示“Sein”(“étant”)。但这中间却包含着海德格尔所谓的本体论差异。而我则是试图把海德格尔指出的这种差别改造成为法文的“différance”，我试图解构这种本体论。这个工作是从海德格尔开始的，当然，还有尼采、弗洛伊德、勒维纳斯等。但我用的方式不同。从对胡塞尔的阅读中，我们知道，胡塞尔认为任何意识的经验都是局限于这种给定的在场(giving presence)，你不能离开这种在场，没有这种在场，我们的经验就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在场。而我，则尝试着对胡塞尔的这个思想进行挑战，我要指出，如果没有某种印迹(trace)，就不会有在场，也就是说，这里没有什么纯粹的在场，一个在场总是伴随着“印迹”或某些别的东西，某些别的东西总是印在一个在场当中。在Sein，Seiende，being，thereis，ilya之前，存在者trace。我要概括、肯定和分析这个trace的概念。人的一切活动，任何事物都是一种印迹，任何在场及其结构都是一种印迹。由此，我试图质疑声音和那些充满着在场的意义、意向的东西。我要解构这种在一切文化中都存在的声音的在场。特别是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声音的在场与学术书写活动相关，这种书写活动与某种发音的声音相关。我要解构这种表音文字，否定其中声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书写不再仅仅是一个印在纸上的意义系统，我们把书写这个概念的范围扩展到无书写的文化中。因此我们也可以再一次审察人的局限性，因为我们习惯于把人归属于说话的人。
解构追寻印迹。印迹不是在场，也不是不在场。我们总是在一些既定的结构中思考问题，因为柏拉图、亚里土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已经提供了一些观念和等级。比如：理性高于盛性，积极高于消极，男人高于女人等等观念，比如黑格尔从“有”和“无”的范畴出发讲问题，我不从这里讲。我的解构就是要改变这些既定等级结构。这些等级结构并不仅仅存在于学校和图书馆中，而且还存在于社会、政治当中。解构就是由不同的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记忆来改变既定的观念等级。解构并不是纯粹的否定，它里面包含肯定，就是回到源头寻找原初的“是”(yes)去掉传统的“中心”主义。
问：我想向德里达教投请教一个问题：中国传统中似乎也有逻各斯中心主义，比如《易经》中有“得意忘言”之说，这是否可说与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差不多？
德里达：中国文化也一样，也存在声音系统，意义系统和语言系统但是中国的书写不原始地是声音中心主义，它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不是一回事。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一种组织话语的方式，它考虑的是“B是B”，“什么样的存在是存在”等类型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希腊传统中的这种本体论。并不是任何思想都是本体论的，并不是任何的思想都是哲学，哲学和思想不尽相同，海德格尔就看到了这点，他力图超出哲学，超出本体论进行“思”。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思考方式，但它不能还原为哲学本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国的思想力图理解什么是“他者”。在欧洲，也有关于他者的思想（这就扩展了本体论）。海德格尔，勒维纳斯（特别是勒维纳斯）就是这样的思想家。勒维纳斯认为，形而上学不再仅仅是本体论，伦理学不再仅仅是本体论。我要了解的就是这种非本体论的思想。
问：我想问的是：解构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在解构之后，我们应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建立一个新的结构？
德里达：我的回答可能会使您失望。解构并没有什么最终目的。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哲学上的用法。要知道，当您有一个中心意义最终目标等等时，您就是在处理哲学、科学、知识等问题，而解构并不关注这些。解构不是哲学，甚至不是知识。解构与他者，与发生的事情有关。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感到惊奇，解构考虑什么东西作为他者将要发生，它分析一个已给定的结构，并使一个他者在将来发生。没有什么东西可能确定所有的决定和责任。如果我知道我必须作什么，我就会去做。如果我将负责任，将做决定，我就必须预知将来的事情，就应该知道我能知道的所有事情。我必须有自己的标准。但是在做决定和负责任的时刻，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标准。如果你想为一个他者负责，那么你就不得不超越你所知道的事情。我就是要尽可能对这些进行考察和分析。因此，在标准和责任之间是有差别的。如果你想对他者负责，你就在超越这些标准。法律就是一些既定的标准。公正则是在法律之下的。公正不可能还原为法律，你可以改变和解构法律，但你不能解构公正。相反，我们可以以公正的名义去解构法律。公正是和他者之间的联系。
问：德里达教授，您的演讲拥有的是本体论的背景。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本体论的背景，如何能够进行解构的工作呢？
德里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只存在一种解构。我是一个法国哲学家，西方学者。本体论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主题。但是像中国这样没有本体论传统的文化，仍然会有自己的文化结构，至少可以说存在汉语的结构。
问：我相信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逻辑方式。但是，按您的说法，即使没有本体论的背景，仍然应该进行解构。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你们西方人有自己的传统，所以您能运用您的解构来清除这个传统。
德里达：不。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清除任何东西。没有。
问：如您所说，如果有一个人收到一份礼物，他会很正常地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他说“谢谢”。但您说这种回答可能不是一种回答，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作出回答呢？
德里达：我的回答应该是您或他人都接受的。在佛教中,要求人们不要太多地跟随他人，而是独自依靠自己去修身养性。那么如何理解这个“真”呢？在柏拉图那里真”就是给出事物的理念。
中国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解构。我们需要中国学者加人我们解构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