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思云偷偷给我说 “美国总统肯尼迪摔死了”
回顾婴儿潮一代人的成长历程，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1]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以前，他们生活在色彩斑斓的迪斯尼童话世界里，而肯尼迪的遇刺则把他们拉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世界。 苏珊威利在采访中说：
我始终记得1963年11月22日这可怕的一天，那时我在读中学10年级。 我们正在上化学课，学校广播喇叭突然响起，告诉大家总统遇刺身亡。学校宣布停课。在以后的三天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一连串的可怕情景：刺杀的现场，‘空军一号’回到华盛顿，总统的葬礼以及年仅3岁的小肯尼迪的敬礼。目睹这一切，我不禁含泪在问：‘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真的有上帝，他在干什么？！’肯尼迪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领袖。他是美国最年轻的总统，也会是美国最好的总统。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是一位年轻的父亲，有人情味，有远见，代表着美国的未来。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他死难的这一天。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谈到这一突发事件对他们的影响。
（ 赵梅：《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 《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
[1] 那天，李思云偷偷给我说：“美国总统肯尼迪摔死了！”
这是我小时候，住在棋盘街五十六号院子里时，在宿舍二楼边枫杨大树下刻记下的一个概念记忆。好像是李思云，她神秘兮兮偷偷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她好像满脸挂着“这是一件中国人民应该为之大大高兴”的意思：美国的总统摔死了，美帝国主义要完蛋了，台湾要解放了。
刚刚看到了署名赵梅的有关文字，这里写着“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才知道那天记下这个记忆的时候，是1963年，当时我5岁。殊不知，从那以后一直迄今，常做梦飞机在空中猫捉老鼠。要么树盖外有一架飞机正在不明觉里地窥探，或者头顶沉沉越过幽灵一般飞行物欲擒故纵，或者飞机的巨光探照到藏身处， 即便躲在蘑菇下也无逃。
那时候，不知道 这篇《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 一文中的这些词，譬如“上帝”、“年轻”、“人情味”、“远见”和“未来”，这些概念丝毫无有；也不知道“刺杀”、“电视”、“空军一号”、“华盛顿”和“葬礼”这些事物。更无论《乡下人的悲歌（第四章）》中所说，“ 我那尚未成熟的⼤脑并不明⽩智⼒和知识之间的区别”。
前者 “上帝” 属于智力，后者 “电视” 属于知识；而万斯的“ 于是我就认为⾃⼰是个笨蛋 ”则属于启蒙。
在李思云之前我是蒙昧的。那个年龄既无知识，更无智力，对所见所闻背后的概念和自己的躯体背后的存在都不会有任何自觉。甚至对一己躯体的在都不知道，长大了它断了碎了才知道了躯体这个东西。除了一条上学的路——棋盘街、鼓架坡和云架桥三段连缀起来的——每天上幼儿园大班的路，及其路上看到的人事和路两边遇到的物件。其它毫无知觉，唯一的知觉是放学上学喜欢下埂越坎抄近路回家。
直到这天李思云给我说： “美国总统肯尼迪摔死了！”
感谢李思云，一个 新搬来的邻居青葱小姑娘。那天院子里问她叫什么？她告诉我了，我记不住。于是她蹲在地上边读边划拉，用一根钉子写了三个“字”，“李思云”和“肯尼迪”立马印在脑子里，至今也抹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