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搬运】每个人都精神分裂吗？（二）
本文为Peter Woodruff 2022年3月14日在Gresham College 讲座摘要的第二部分。原题目为“精神病(psychosis)：我们的默认精神状态？”Psychosis 可译为“精神病（症状）”，港台地区或翻译为“思觉失调”，便于望文生义。标题需要形容词故译为“精神分裂”，演讲中多数psychosis译为“精神病症状”。文中的“精神分裂”、“精神病症状”、“思觉失调”可替换。演讲视频及引用文献请戳这里。
演讲人Peter Woodruff教授，1999年至2015年曾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精神科教授，并建立和主持国际闻名的谢菲尔德认知和神经影像实验室(Sheffield Cognition and Neuroimaging Laboratory, SCANlab)。Peter Woodruff教授今天仍然是该机构客座教授。
Gresham College 于1597年成立于伦敦，为一家不接受学生和颁发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自成立以来向公众提供免费讲座。自2001年来，所有讲座可在线获得。
==========================================================================
为理解这些自然发生的精神病症状的原因，我们需要考虑我们在正常状态下如何感知或错误感知世界。这里举出的例子是错觉（illusion），大脑生成出现实，对外部世界做出与客观事实有异的推断。这些错觉可以非常鲁棒，例如Hering 视错觉和Ebbinghaus 视错觉。我们体验到Ebbinghaus 视错觉的强度或许和我们的大脑有关。例如，一项研究发现视觉皮层中大脑灰质的数量和Ebbinghaus 视错觉强度存在负相关，暗示如果我们有较少的灰质去处理来自外在世界的信息，便有较大的可能去感知一个虚幻的世界。Mc Gurk 错觉（睁眼和闭眼时听到的语音不同）展示了我们的大脑如何一贯的犯错误，即使在神智完全清醒时。
我们的大脑为我们提供精神世界的所有基质，同时也为我们提供偏见，即使我们未必会意识到这些偏见。在谢菲尔德研究实验室，我们利用神经成像技术展示了我们的大脑为女性声音赋予的优先级比男性声音高。无论听者是女性还是男性，女性的声音更能激活我们的大脑。为展示我们只能听到我们想听到的内容，我们给被试在两种视觉条件下播放相同的声音并同时使用成像技术。两种视觉条件分别是一幅平静的海滩画面和一幅不平静的公路画面。被试认为听到的海滩声音比公路声音更柔和，并且在观看海滩画面时，听觉使用的大脑区域被认为和冥想、宁静有关，即使两种视觉条件下播放的声音完全相同。所以即使在完全清醒的正常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也可以误导我们，给我们和客观事实不符的感知。
这些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来关注感觉处理和认知抑制的神经科学。回到之前举出的听觉-语言幻觉例子，有这样经历的人说幻听的声音和一般人听到的外界声音一样。神经成像显示当人们经历幻听时，大脑激活的部分和一般人平常处理外界语音的部分一样。在第一个此类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研究（1995年）中，我们揭示了被扫描时正在经历幻听的人大脑被激活的区域（图中红色部分）正是一般人处理外界语音的部分。这副图显示经历幻听时听觉皮层的活动更强烈。我们还比较了同一个人同时经历幻听和听到外界语音时和恢复以后的大脑成像。在经历幻听时，大脑对外界语音的反应更小。我们以饱和假说来解释这种现象：听觉-幻觉和外界语音争夺神经生理资源。所以当人们在经历幻听时，如同时存在外界语音，则会减轻大脑对幻听的反应。这和病人采用的减轻症状的方法一致：例如听音乐、对自己说话、大喊大叫这些刺激听觉皮层的行为会减轻他们的幻听。饱和假说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馈机制。幻觉由听觉皮层产生，听觉皮层所在的颞叶同时对幻听和外界语音做出反应，而幻听和外界语音两者之间有负反馈。这个模型假设大脑的听觉机制生成其内在信号，而我们也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证实这点。图中亮色区域显示大脑听觉皮层在安静时有自发活动。这个观察支持大脑生成造成幻觉的信号这个观念。这些信号又被外界感官输入抑制。所以或许外界感官输入对于抑制生成幻觉的自然倾向是必要的；这也符合感觉剥夺情境里的幻觉体验。
但我们不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我们把注意力赋予让我们感兴趣的事情。一个常见例子是鸡尾酒会效应，在嘈杂环境中也可以继续我们感兴趣的对话。注意力会增加处理感官输入相关区域的大脑活动。这里举两个神经成像研究为例来说明。一项研究显示注意一个视域会增加视觉皮层的大脑活动。注意左边的视域会增加右侧皮层的大脑活动，而注意右边的视域会增加左侧皮层的大脑活动。这是注意力的后果，而不是感官输入的后果。在一项相似的研究中，我们给被试同时提供听觉和视觉刺激，而被试的任务是或者注意他们听到的声音，或者注意他们看到的图像。当被试注意声音时，听觉皮层相比注意图像时有更多活动。而被试在完成两种任务时听觉输入完全一致。换言之，我们观测到了注意力对增加大脑听觉机制的直接影响。这些观测和临床中病人的描述一致。这些病人发现当他们注意幻听时，他们可以修改幻听的内容。类似的注意力增强也可以在感觉剥夺实验里发展出幻觉的健康人中发现。当他们注意幻听时，幻听的强度增加了。于是我们可以发展幻觉模型。在新模型中，幻觉由听觉皮层的活动产生，大脑的自发活动驱动幻觉信号，信号被外界语音抑制；注意力设置系统被激活的阈值，并导向听觉的感知。我们知道，主要作用是抑制的听觉皮层占有大脑80%的灰质。Kenneth Hugdahl 的文章这样总结：“作为对自下而上（自发）知觉过程的自上而下皮层抑制管理失败的听觉-幻觉。”自下而上的知觉过程即是大脑的默认状态。
关于大脑如何控制我们的决策，神经科学有告诉我们什么吗？我们在 Bryan Charnly 的自画像里看到他怎样感到被外界控制，画中有人用控制杆操控他的行为。所以这让我们发问，我们能够自由地决策吗？我举这样一例神经影像学研究，研究采用Benjamin Libet 的观点，我们的大脑在我们有意识之前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决策。这项研究中，被试的任务是移动右手或左手的食指，并表明右手/左手的决策是何时做出的。图中红线显示做出决策的时间，我们可以在成像中看到绿色部分有显著的大脑活动，这些活动发生在被试意识到做出决策的4到5秒钟之前。而运动皮层的活动（图中橙色）发生在做出决策以后。我们大脑的默认状态在我们有意识之前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决策。所以我们是在无意识中被我们的大脑控制吗？无意识的默认大脑是我们做决策的主力吗？我们不需要看科学研究。T.S. 艾略特在他的诗中暗示了认知意识和行为之间的间隙。在《空心人》中，诗人谈论意图和行动之间的影子，默认大脑采取干预的间隙，“在观念/和事实之间/在动作/和行动之间/落下帷幕。在概念/和创造之间/在情感/和反应之间/落下帷幕。”
目前为止我们讲述了精神病症状是常见的，我们都有精神分裂的能力。在睡觉和感觉剥夺，不被高级皮层抑制阻碍时，我们的体验和精神分裂有共同的特性（幻觉）；我们的感知取决于我们大脑的期望（错觉）或注意力；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默认大脑是怎样为我们做决策的。那么精神分裂的另一种特质，妄想呢？我们都有奇怪信念的能力，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就雄辩地说了，“人类的信念不是由干瘪的理性组成，而是受意愿和情感的影响，这个事实造就了别出心裁的知识；人类更愿意相信他们希望的事实。”（注：这段话没找到翻译，自己译的。）我们有无数奇怪信念的例子，而缺乏客观证据时庇护信念更像是我们天生的一部分。例如，有些人仍在相信地球是否是平的，并试图解释为什么图像显示它是球形的。调查显示很多人认为鬼存在或见过鬼。见鬼并不是人人能见的，但它普遍，并且常常发生在特定情境中。想象一个人独自待在一栋老得吱吱作响并且光线昏暗的房子里，容易理解奇怪的声音、发出响声的房梁或者闪烁的灯光可以被认为超自然存在，特别是在有“历史”的房子里。有时这些听觉和视觉的感应是真实物体的错误解释，有时它们是幻觉。在焦虑或者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让我们超级警觉时，我们更容易错误解释身边的事件。这些反应或许有进化优势，使我们警惕捕食者，并在今天使我们警惕可能遭受的袭击。但在不存在外界威胁时，我们的大脑可能过度反应，或许生成一个外部空间并不存在的威胁。
这都导向一个大问题，什么是现实？即使是“硬科学”物理学家也疑问我们如何思考。在量子力学中，仅仅是观测就会改变物质的本性，导向《新科学人》封面的问题，存在一个客观事实吗？
如果大脑制造它自己的现实，那么特定的思维方式存在进化优势吗？Woodruff 教授将警觉看作是偏执的前身。在150万年的进化中，智人需要警觉才能躲避捕食者。现在智人仍然需要警觉来避免被抢劫或者被车撞到。我们有无意识的自动报警系统，有打架或逃跑反应引导我们的注意力，但我们只有有限的认知注意力资源。作为社会动物我们分享注意力，这样在我们做别的任务时别人可以给我们发警报。这里举一例说明人类怎样合作以保留警觉。Gomes 和Semin 研究人们在注意中心任务但同时保留对周边区域警觉时的表现。结果显示当有别人在场时，对周边的警觉更少，对中心任务的注意力更多。所以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更加警觉；当和合作的人相处时，我们更少警觉，并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其它任务上。我们进化得保留我们的注意力并分享我们的警觉，实现远离捕食者的群体安全。或许警觉的代价是偏执的潜质。
这些观察对我们的健康和社会有何帮助呢？我们可以说精神病体验是常见的，并且可能和精神分裂的风险相关。尽早认识和发现精神病体验很重要，因为它们或许表示增加的风险因素，或许能导向评估和治疗。孤独和隔离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精神健康和公共健康问题。更好的了解精神病症状的易感和适应之间的平衡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分配临床护理资源并帮助最需要它的人们。
思维被假设是理性的，我们对思维的意识被认为是理智的证据。但我们是主观的人类。每个人对事物的感知都不同，我们天生可能相信超越理性的事物。在精神分裂中，我们失去了对日常感知世界的假设，于是可能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精神被幻觉和妄想困扰，我们用“精神分裂”称呼和现实失去联系的人。但在不存在外界感官输入时，默认状态的大脑接近临床精神病症状。需要外界感官输入和认知抑制才能抑制精神分裂的自然表达。也许我们该认识到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动态的，脆弱的均衡中，这个均衡保持我们实现精神分裂和理性之间的平衡。随着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知觉、认知和人类行为，我们该考虑理性思维是脆弱的，并且意识到我们思考的动机，默认的动机，是非理性的。
我们也许意识不到，但我们的默认精神状态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全部体验，所以我们有倾向去相信奇怪的信念、或者并不奇怪但没有理性根基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没有客观证据支持时仍被坚定地相信。
有时很明显我们的大脑做出错误的假设、发生错觉，但我们似乎并未意识到我们的默认精神状态，除非是在即将入睡或即将睡醒、或者在罕见的感觉剥夺时。即使在科学中，我们认识世界也要通过我们的思维和感官，而这两者又有时相矛盾。
综上所述，精神病式的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不完全以理性思考，我们的默认状态几乎是精神分裂，但这个精神分裂的倾向被或多或少地抑制。作为社会，有必要去领会理智和疯狂之间的界限多么薄弱，去了解从理智走向疯狂的因素，以及去领略理性思维的脆弱。
或许，之后我们不会问“为什么有人患精神分裂”，而是问“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患精神分裂”。最后，Woodruff 教授以Bryan Charnley 的话作为演讲的结束，“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精神错乱的受害者。”
======================提问环节 ======================
（来自主持人的问题）
问：在一些案例中有基因联系，精神分裂症经常有家族遗传，发病时间经常在青春期。有可能有激素原因吗，例如打架或逃跑荷尔蒙失控？
答：答案永远是肯定的。这些原因都有可能。当然我们除了受环境、教育、基因、基因和环境的交互影响，还受荷尔蒙影响。我们一辈子受这些影响，而且我们的大脑每分钟都在变化，这个讲座结束以后，我们的大脑和它开始之前就不同，因为我们的神经突触形成了新的连结，新的记忆，如此等等。大脑也永远在被身体环境影响，而荷尔蒙是身体环境的重要方面。事实上，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女性中相比男性较晚出现，而且通常更加良性的原因之一是雌激素，它被认为是大脑的一种保护荷尔蒙。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并且精神分裂症的原因极其复杂，在基因、酶和荷尔蒙之间有动态的交互作用，显然这些因素终我们一生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行为。
（来自观众的问题）
问：我想问幻听是否有一个达到精神分裂程度的临床诊断标准。放眼科学我们知道有人能听到电流，因为电流是波。我们知道在玻色子理论里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在动。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认为幻听是一种符合临床标准的症状，而不是我们还未理解的事情？因为如果别人不能够听到，不意味着能听到声音的人就是生病了。我们知道在世界里，有动物有不同的能力。所以不能用我们知识的限制去解释幻听吗？
答：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起点，我们的起点是一般被认为的人类能力的限制，我们知觉范围的限制。我们的听力范围比狗的听力要低，所以狗有更好的听力也能听到更高的频率，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理解人类能力测度的范围，这是我们的起点和共识。我猜你在暗示那些有其它体验的人有其他人没有的能力。他们或许有，但我想无论他们是什么，每一个思维、体验和感知都在我们的大脑里具象化。没有大脑就没有人生。所以只要我们知道（此处词没听清）是什么，我们就能够去测量它。
问：你的演示文稿里有很多大脑影像。我们听了很多大脑的某个区域在某件事发生时被激活了，我想问激活是什么意思？是电活动吗？化学活动吗？不同的研究总是在找同一种活动吗？一项实验里大脑一个区域被激活，和大脑在另一项研究里被激活是同样的意思吗？
答：你是对的，每一种成像技术所测量的内容不同。关于视觉注意的那项研究测量的是大脑活动的电流地图，其它大部分研究用了功能性核磁共振，测量的是大脑里的血流量，当大脑里的某一区域比其它区域活动更多，那个区域的血流量就更多。携带氧的和不带氧的血红蛋白的磁性质不同，能够被核磁共振捕捉到。总的来说，有不同的测量技术，也有不同的时间分辨率和其它不同，不过我尝试让演讲不太技术性。
（来自主持人的问题）
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在线问题。你展示的调查研究中的样本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精神分裂，我们知道什么？
答：有一项近期的来自中东地区的研究，它的结果和西方文化中发现的精神病体验相当一致。但确实大部分研究是在西方完成的，我们需要在其它国家和其它文化中多做研究，因为显然人们居住地的文化语境会影像他们的体验。不过，我想说大脑是在所有智人当中相当一致的生物系统，这是我们150万年来进化的结果。在所有文化当中可能都存在精神分裂的潜质。我会提出根据文化和成长背景有所不同的会是精神病体验的内容，而不是精神病体验的形式。
（来自观众的问题）
问：最近几千年或者几百年间看待精神病体验的方式是变化的。你认为有可能对这些体验的药品管理或偏见会加重这些体验吗？
答：我认为你在讨论的是污名化，对吗？污名化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可能因为相比其它疾病，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更少）可能阻止病人在早期寻求帮助。在讲座结尾我提到的社会意义之一就是虽然这些精神病体验并不提示临床精神分裂或医疗照护需求，它们仍然是临床精神分裂的风险因素。所以或许一般人中对这些体验更好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意识，去污名化，并让人感到更轻松、更有信心不被评判地寻求帮助。我认为在一般人中提高认知和去污名化对精神病领域非常重要。生病、有这些体验没什么可耻的，它们可能会发生，而且需要被严肃对待。
问：和刚才那个文化的问题有关，我们在不同文化和族群中发展出不同的生理，我想问大脑会被社会因素影响而有生理不同吗？例如巫医更被一些文化接受。我在讲我的爱尔兰家庭，当有人即将离世时他们会听到报丧女妖的哭声。有可能很难区别人们表达的内容和他们大脑的体验。
答：我不认为尝试理解生理基础和心理、社会、文化语境有不一致之处。我会说在所有医学分科中，精神科是最有心理学思想的，事实上我们是把医学带到心理学专业的领路人。所以我们谈论生理-心理-社会模型。我们不局限于理解生理基础，我们也尝试把理解放入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我认为这和你的问题有关，我们很严肃的看待文化和社会，我们是唯一把它们放入主业的医学分科。
主持人致谢，讲座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