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一统封建王朝为何超不过三百年？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算起，直至1911年大清王朝灭亡，中国历史上先后共存在过62个正式的王朝，统治时间平均60年左右。其中，有26个王朝执政时段超过40年。
而作为统一王朝，秦、西汉、新、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这11个，平均统治时间146年，即便是西汉、 东汉、唐、南北宋、明、清等存在时间也没有超过300年时间。
具体如下：
秦朝，16年；西汉，210年；东汉，195年；三国，60年；西晋，36年；东晋南北朝，264年；隋朝，37年；唐朝，289年；五代十国，53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朝，97年；明朝，276年；清朝，268年。
古代王朝覆灭的诸种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种情形，即政争、外侵、天灾、民变。
大一统封建王朝存在的时间为何超不过三百年？
中国自秦以来共经历数十个大小王朝，它们的兴衰轨迹大同小异，这两千多年可谓是“流水”的皇家天下、“铁打”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建立东汉的光武帝刘秀崇尚儒学，主张以柔道治天下，通过察举、征召等形式，网罗大批贤才作为各级官吏，以致出现了“简天下贤俊”人才济济的盛况。由于刘秀能以法律形式对各级官吏进行约束，加之以他本人又能以身作则，所以东汉前期吏治比较清明。
自汉武帝之后皇室子孙要受到严格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在王朝各阶段也会出现中兴之君，但对后继君主的选择，血缘关系是第一位的，其它因素如年龄和执政能力等则是第二位的。仅仅由于这一弊端，王朝便不可避免地要向失调和弱化方向演变。
如秦二世而亡是因为第二代皇帝是胡亥而不是扶苏；西晋的过早结束是由于继位者是晋武帝长子司马衷而不是其弟司马攸；隋王朝的短暂是把杨广而不是杨勇作为继承人等等，这足以说明家族世袭制对政权的严重弊害。
而家族王朝由兴盛走向衰亡与君主执政能力由强向弱演变之间有着因果关系。但王朝作为国家的中枢或扩大了的家族王朝，是由君主与辅臣及各级官员组成的整个统治集团，因而君主孱弱但只要宰相贤能，王朝也能正常运转，如诸葛亮和张居正曾使王朝的管理调控效能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但在君权与臣权的关系中，君权是本位和绝对的，而臣权是派生和相对的，王朝前期的明君与贤臣，后期的昏君与庸臣的明显对应关系表明，辅臣或高官的贤能与否受君权所影响和左右。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反之功臣立社稷大功，久在君侧，也必致于遭疑毁。
同时，为了保证王朝有继承人，但这必然使皇室子孙、宫廷亲近侍卫和奢侈性支出成倍地增加，使王朝本身逐步成为一个庞大的权势利益集团，与民争利从客观和主观上都不可避免。
与对等敌人相邻的开放性农业国家如不增强国家实力就有亡国危险，因此开放性农业国家的王朝必须采取富国措施保国，而封闭的农业国家亡家不亡国，因此封闭农业国家的家族王朝更多一层不惜损国以保家的私利性。
所以，一个王朝的兴衰必定会经历巩固、持守、衰亡三个阶段。
即便称职或不称职的皇帝继位，是不能改变王朝阶段性总体效能和趋向，也就是说盛世不会因出现了个别昏君而消隐，衰亡更不会由于个别圣君而得到挽救。
“打天下”通过战争实现王朝更替在古代中国不是个例，如后周、赵宋等实现权力转移的只是极少数。
新王朝建立不等于大功告成，巩固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繁重，不仅要防备潜在旧势力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还要对付企图乘机而动的外部威胁，但最重要的是要赢得人心。因此大多开国皇帝不仅在认识处理君臣与民众，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表现出较高水平，而且本人也能身体力行，做勤政和节俭的表率。
到了第二、三代皇帝，大多仍能保持勤政爱民和俭朴律己的品质，王朝继续保持励精图治，生机勃勃，高效运转，使威胁王朝的隐患和危机基本消除，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达到高峰，治世盛世水到渠成，王朝持守阶段的基础被奠定。
虽然也有汉武帝刘彻的穷兵黩武、唐玄宗李隆基的贪图享乐、清康熙的南巡与乾隆的纵情山水，但仍经得起内部动荡的冲撞和外部侵扰的打击，局部动乱破坏还能得到有效调控和修复。
渡过守成皇帝阶段，此后的皇帝大多不仅耽于享乐，荒废国事，而且其废立多被外戚和宦官所控制。皇族、外戚、宦官及士大夫官僚之间围绕着权力展开的日益激烈复杂的斗争使家族政权重心根本转移，社会失稳不能得到有效及时的调控，局部动荡向天下大乱演进。
特别是国家财富进入皇室成员和官僚集团的囊中，形成量大额巨甚至富可敌国的私人财产。如明后期武宗仅办婚事就花掉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在皇室花费和宗室官员俸禄等的巨大开支压力下；明世宗在位时财政已濒临枯竭。财富高度私有化与国库空虚、人民贫穷，加上土地兼并导致的失地流民日增，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仅规模大，来势猛，而且有了明确的改朝换代的政治目的。
每一个王朝都不能避免“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最终又一个新王朝建立。
不过，一个个王朝“兴亡”历程的记录，而后代王朝的兴亡, 又总是前代王朝兴亡的历史过程的再一次重复。
关于王朝的兴衰，古人比较信服阴阳五行思想“五德终始”说。这种理论用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政权的兴替。
尽管“五德终始”说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然而古代王朝更替的情形确实表面看来有类似循环的迹象，因此有人总结使用了“周期率”说法。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等人讨论政治史的进程时，就曾经指出他所注意到的“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的规律。
而魏征也曾经上疏发表对于前朝“兴亡”的分析意见。他说，自古受天命者, “控御英雄，南面临下”，都希望能够“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往往“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很少能够保持起初的朝气和活力，得以善终。总结其“兴亡”的经验教训，魏征指出：“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因此，“为政以德”与“为政失德”是解开大一统封建王朝存在的时间为何超不过三百年的密码。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占领咸阳后，能够以己之德来感化百姓，废除秦王朝的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到关中各阶层人民的支持赢得了民心，从而打败了与他争天下的且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楚霸王项羽。此后，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呈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隋炀帝的淫暴统治失政，导致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王朝后唐太宗李世民作了深刻的反思，坚持“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敢于面对不同意见，敢于修正自己行为，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国泰民安，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
明朝太祖朱元璋目睹了元朝末期政治腐败、官吏贪污受贿成风的种种弊政，为了使新建立的朱明王朝江山永固，加大整饬吏治，严惩贪污受贿者，带来了明代前期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封建社会又一“太平盛世”。
反之，秦始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大施暴政，怨声载道，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爆发，秦王朝成了第一个短命的王朝。
东汉的桓帝、灵帝时期，统治阶级腐朽堕落，皇帝本人则过着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致使财政枯竭，经常削减百官俸禄，借王侯租税，以应付军国急需。桓帝甚至公开地卖官鬻爵，大肆聚敛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终于爆发了波澜壮阔的黄巾起义。
隋炀帝杨广弑父杀兄夺得帝位，耗费数亿万资财，极尽了穷奢极侈之能事。由于隋炀帝为政失德，上梁不正下梁歪，地方官吏普遍贪赃枉法，政以贿败，百姓所受的灾难更加深重，最终隋文帝杨坚苦心经营的大隋王朝被历史的洪流淹没。
北宋宋徽宗身居九五之尊，却经常出入妓院。为了修建宫殿、园林，命宦官童贯从东南民间搜括奇珍异宝、民脂民膏。宠信蔡京、高俅等“六贼”，骄奢淫逸，无恶不作，逼反了宋江、方腊，最后被北方少数民族金国俘虏成为囚徒。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暴雨突至，电闪雷鸣，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一农民家中的驴当天也被雷电击死，他逢人就发牢骚：“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毛泽东当即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发现是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借机发泄不满情绪。
1945年7月间，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和以参政员身份来访的黄炎培曾经有一次长谈。
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对于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的问题，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8年8月，国共内战到了一决生死之际，国民党政府不仅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形势也岌岌可危，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此时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严惩投机奸商，意在挽救经济危机，其实也是为了稳定政局、安定人心。但“打虎”打到孔氏家族头上，不仅宋美龄出手干预，连在北平指挥锦州战役的蒋介石竟然也赶回上海调解，可谓利令智昏无可救药了，据说此举令杜聿明将军十分失望。“打虎”失败，民众对国民党尚抱的一丝幻想、残留的一点信任，终于荡然无存。此后，整个国统区经济更加混乱，国民党统治愈加陷入绝境。金圆券疯狂贬值，老百姓生活愈加陷入困境，以至当时流传这样一则顺口溜：“粒米一百元，寸布十五万，呜呼蒋介石，哪得不完蛋！”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个讲了两千多年的老道理。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心向背，向来决定“载舟”还是“覆舟”。所以，历代统治者，无不想笼络人心，乃至收买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