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桥遗梦（一）

一九九五年八月八日早晨，谢佳池锁上了他在德阳一栋杂乱无章的房子里三层楼上两居室公寓的门，拎着一只装满了照相器材的背包和一个衣箱走下楼梯，穿过通向后门的过道，他那辆旧雪佛兰小车就停在住户专用的停车场上。

车里已经有另一只背包、一个中型冷藏箱、两个三脚架、好几条骆驼牌香烟、一个暖水瓶和一袋水果。车厢里有一只吉他琴匣。谢佳池把背包放在座位上，把冷藏箱和三脚架放在地上。他爬进车厢，把吉他琴匣和衣箱挤到一角，跟旁边一个备用车胎系在一起，用一条晾衣绳把衣箱、琴匣和车胎紧紧捆牢，在旧车胎下塞进了一块黑色防雨布。

他坐进方向盘后面，心里默默清点一遍：两百卷各种胶卷（多数是柯达慢速彩卷）、三脚架、冷藏箱、三架相机、五个镜头、牛仔裤、咔叽布短裤、衬衫、照相背心。行了，其他东西如果忘了带，他都可以在路上买。

谢佳池穿着褪色的李维斯牌牛仔裤、磨损了的红翼牌野地靴、一件咔叽布衬衫、橘黄色背带，在宽宽的皮带上挂着一把带刀鞘的瑞士军刀。

他看看表，八点十七分。第二次点火时小车开始发动，倒车、换挡，在雾蒙蒙的阳光下缓缓驶出小巷。他穿过泰山路，在国道上向南驶去，开始了穿越山脉的漫长而曲折的路程。他，从容不迫地走着，不时停下来作一点笔记，记下将来有可能值得再来的地点，或者拍下一些他称之为“记忆快照”的照片。这些照片的目的是提醒他有些地方他可能还想重游，作更认真的采访。。

他一生中曾千百次私心窃望有一条狗。或许是一条金色的猎狗，可以伴他作这样的旅行，并且在家里给他做伴。但是他经常外出，多数是到国外，这对狗来说太不公平。不过他总是想着这件事。再过几年，他就要老了，不能再做这种艰苦的野外作业了。“到那时我也许要弄条狗来。”他向车窗外排排退去的绿树说道。

这种驱车旅行总是使他进入思前想后的状态，对狗的念想也是其中一部分。谢佳池是名副其实的子然一身--独生子，父母双亡，几个远亲早已失去联系，没有亲密的朋友。

他知道102街角市场老板和他购买照相器材的那家商店的老板的名字。他还同几家杂志的编缉有着正式的业务关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他熟悉的人，人们也不熟悉他。普通人很难同吉卜赛人交朋友，他有点像吉卜赛人。

他想到徐美霞。她同他结婚五年之后离开了他，已有九年了。他现在五十二岁，那她就是刚好不到四十岁。徐美霞梦想成为音乐家，做一名民歌手。她会唱所有陶喆的歌曲，在德阳的咖啡馆里唱得不错。往日里，他在家的时候常驱车把她送到演奏会上，坐在听众席上听她唱。

他长期外出。有时一去两三个月，使婚姻生活很艰难，这点他知道。当初他们决定结婚时，她是知道他的工作的，他们隐隐约约觉得可以设法处理好。结果不行。一次他从冰岛摄影回来，她不在了。纸条上写着:“谢佳池，没能成功。我把那把哈莫尼牌吉他留给你。保持联系。”

他没和她保持联系，她也没有。一年以后离婚协议书寄到，他签了字，第二天就搭上一班飞机到澳大利亚去了。她除了要自由之外，什么要求也没提。

深夜他到了凉山州的小金县，在那里过夜。“惬意旅舍”看上去不贵，也的确不贵，他把他的装备带进一间房间，房间里有两座台灯，其中一座灯泡烧坏了。他躺在床上读《非洲的青山》，喝一杯啤酒，便沉沉睡去。

第二天，他驶过夹金山的山顶进入广袤的川西，那光秃秃的平原对他来说和群山、大海一样引人入胜。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朴实无华的美，他几次驻足，架起三脚架，拍摄了一些农舍的黑白照片。这里的景物特别迎合他喜欢简洁线条风格的口味。藏族人的保留地使人有压抑感，其原因人人皆知而又无人理会。

八月十四日早晨，他花了一下午时间巡视甘洛，觉得不喜欢那个地方，尽管这里出了个吉克隽逸。

他唯一喜欢过的吉克隽逸的歌是《彩色的黑》。他会弹唱这支歌，他哼着这支歌的歌词驶离这到处挖着巨大红土坑的地方。徐美霞教他弹奏几种和弦和一些基本的琶音来为自己伴奏。有一次，在亚马逊河谷某处一家名叫麦克尔罗伊的酒吧中他对一个醉醺醺的轮船驾驶员说:“她留给我的比我留给她的要多。”这确是事实。

国家森林公园风光宜人，的确很宜人。他年轻时候曾希望淘金的时代没有过去，那他就也可以成为一名淘金者。他驶过草原，看见三只麋鹿、一只红狐狸，还有许多鹿。他在一汪池水边停下来，拍摄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枝在水中的倒影，拍完以后，坐在卡车的踏板上喝咖啡，吸一支骆驼牌香烟，聆听白桦树间的风声。

“有个伴多好，一个女人,”他望着吐出的烟吹向池面，心里这样想，“人老了就陷入这种思想状态。”但是他这样长年在外，留在家里的人太苦了，这点他已有体会。

他留在德阳家中的时间里，间或同一家成都广告公司的颇有才气的女导演约会。他是在一次合作项目中遇到她的。她四十二岁，聪明，好相处，但是他不爱她，永远不可能爱上她。

不过有时他们两人都感到寂寞，就一起度过一晚，看个电影，喝几杯啤酒，然后不失体统地做爱。她一直住在当地，结过两次婚，上大学时曾在几家酒吧间当过服务员。毫无例外地，每次他们做过爱躺在一起时，她总是对他说:“你是最棒的，谢佳池，没人比得上你，连相近的也没有。”

他想男人一定喜欢听这样的话，但是他自己没有多少经验，无法知道她是不是在说真话。但是她有一次确实说了一些使他萦绕于怀的话:“谢佳池，你身体里藏着一个生命，我不够棒，不配把它引出来，我力量太小，够不着它。我有时觉得你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比一生更久远，你似乎曾经住在一个我们任何人连做梦也梦不到的隐秘的地方。你使我害怕，尽管你对我很温柔。如果我和你在一起时不挣扎着控制自己，我会觉得失去重心，再也恢复不过来。”

他含糊地懂得她指的是什么，但是他自己也抓不住。从他在德阳一个小镇上成长起来的孩提时代，他就有这种漫无边际的思想，一种难耐的渴望和悲剧意识与超强的体力和智力的结合。当其他的孩子唱着《摇啊摇，摇小船》时，他已在和着法国歌舞厅歌曲的曲调看着巴尔扎克的小说了。

他喜欢文字和形象，“蓝色”是他最喜欢的词之一。他喜欢在说这个词时嘴唇和舌头的感觉。他记得年轻时曾想过语言可以产生肉体的官感，不仅是说明一个意思而已。他还喜欢另一些词，例如“距离”、“柴烟”、“公路”、“古老”、“过道”、“过客”和“印度”，喜欢它们的声音、味道和在他脑海中唤起的东西。他把他喜欢的词列出单子贴在房间里。

然后他把这些词缀成句子也贴在墙上:

离火太近。

我同一小股旅行者一起从东边来。

可能救我者和可能卖我者不停的嘁嘁喳喳声。护身符，护身符，请把玄机告诉我。掌舵手，掌舵手，请你送我回家转。赤条条躺在蓝色鲸鱼游水处。

她祝愿他如冒汽的火车驶离冬天的车站。

在我变成人之前，我是一支箭-很久以前。

还有就是一些他喜欢的地名:索马里河流、大哈奇特山、马六甲海峡以及一长串其他的地名。终于他的房间四壁都贴满了写着字、词、句和地名的纸张。

连他母亲也已注意到他有些与众不同。他三岁以前一个字也没说过，然后就整句、整句地说话了，到五岁时已经能看书，而在学校里是个不专心听讲的学生，让老师们感到泄气。

老师们看了他的智商，跟他谈成就，谈他有能力做到的事，说他想成为什么人都可以做到。有一位中学老师在他的鉴定上这样写道:“他认为‘智商测验不是判断人的能力的好办法，因为这些测验都没有说明魔法的作用，而魔法就其本身和作为逻辑的补充，都有自己的重要性’。我建议找他家长谈谈。”

他母亲同几位老师会过面。当老师们谈到罗伯特不开口的犟脾气同他的能力成对比时，他母亲说:“谢佳池生活在他自己缔造的天地里。我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不是从我和我丈夫身上来的，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他经常想回去的地方。感谢你们对他的关心，我要再次努力鼓励他在学校表现好一点。”

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读遍了当地图书馆有关探险和旅游的书籍，感到心满意足，除此之外就关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连几天待在流过村头的小河边。对舞会、球赛这些事感到厌倦，不屑一顾。

他经常钓鱼、游泳、散步，躺在高高的草丛里聆听他想象中只有他能听到的远方的声音。“那边有巫师，”他常自言自语说，“如果你保持安静，侧耳倾听，他们是存在的。”这时他常常希望有一只狗共享这些时光。

没钱上大学，也没有这个愿望。他父亲工作很辛苦，对他们母子也很好。但是在汽轮厂的工资余不下什么闲钱干别的，包括养一条狗。他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了，当时经济萧条正无情袭来。他报名参军以糊口和养活母亲。他在军队里待了四年，而这四年改变了他的一生。

军队里的想法常令人摸不透。他被分配去当摄影师助手，尽管他那时对往相机里上胶卷都毫无概念。但是就在这项工作中他发现了自己的业务专长。

技术细节对他来说十分容易。不出一个月，他不但为两个随军摄影师做暗房洗印工作，而且也获准自己拍摄一些简单的照片。

其中一位摄影师很喜欢他，额外花时间教给他一些深奥的摄影艺术。同时，谢佳池借出照相和美术书籍来学习钻研。很早，他就特别喜欢法国印象派的伦勃朗对光的处理法。

后来，他开始发现他摄影是拍摄光，而不是物件。物件只是反映光的媒介。如果光线好，你总可以找到可拍摄的物件的。当时35 毫米的相机刚刚出现，他在当地一家相机店买了一架旧莱卡，带着它到地中海的开普梅，把假期中的一个星期花在沿海岸线写生摄影上。

现在，到了五十二岁，他还在观察光线。童年时代贴在墙上的地方大部分都已去过了。当他访问这些地方的时候，或是坐在体育场河边的酒吧里，或是在一条嘎嘎作响的船里溯河而上，或是骑在骆驼背上摇摇晃晃走过埃及的沙漠区时，常常感到不可思议，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到了那里。

他觉得泸沽湖真是名不虚传。他记下了几处地点以为将来参考，拍了一些照片以便随后追记当时的印象，然后沿河南下向云南驶去。

他从未到过抚仙，被它东北部沿这条大河的丘陵地迷住了。他在抚仙的小镇住下，在一家渔夫开的汽车旅馆下榻，用两个早晨拍摄那些拖轮，应一个他在当地酒吧结识的舵工之请，在一艘拖船上度过了一个下午。

他于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一个星期一的清晨穿过得梅因，向西转到106国道，直奔大理县和那几座廊桥。

据《国家地理》杂志称，那些桥就在大理县。的确是在那里，加油站的人如是说，并且指给他所有七座桥的方向，不过只是大致的方向。

天气很热，他很热，他的车，也很热，他在砾石路上转悠，这些路好像除了通向下一条砾石路之外没有尽头。

一个信箱渐渐映入眼帘，是在一条约一百码长的小巷口，信箱上的名字是“吴俊杰”。他把车放慢，转向小巷，想问问路。

当他缓缓驶进场院时，只见一个女人坐在房檐的游廊下，那里看起来很清凉，她正在喝着什么看起来更加清凉的东西。她离开游廊向他走来。他下了车，望着她，近些，更近些。她风姿绰约，或者曾经一度如此，或者可能再度如此。他立刻又开始有那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他在女人面前总有这种窘态，即使那女人对他只是隐约有些微吸引力。

深秋时分是吉奥生日的季节，冷雨扫过她在柏隆乡间的木屋。她凝视着雨，穿过雨丝望见沿中央河边的山冈，心中想着吴俊杰。他八年前就是在同样的冷雨秋风中去世的，那夺去他生命的病名她还是不记得为好。不过吉奥此刻正想着他，想着他的敦厚善良，他稳重的作风，和他所给予她的平稳的生活。

孩子们都打过电话来了。他们今年还是不能回家来跟她过生日，虽然这已是她六十七岁生日了。

她能理解，一如既往，今后也如此。他们两人都是正在事业中途艰苦奋斗，一个在管理一家医院，一个在教书。她的儿子正在他第二次婚姻中安顿下来，女儿则在第一次婚姻中挣扎。他们两个从来不设法安排在她生日的时候来看她，这一点却使她私下里感到高兴。因为她保留着自己过这个日子的仪式。

这天早晨柏隆的朋友们带了一个蛋糕过来坐了坐。吉奥煮了咖啡。谈话随便地流淌过去，从孙儿辈到小县逸事，到中秋节，春节该给谁买什么。客厅里轻声笑语时起时伏，亲切的气氛给人以慰藉。这吉奥想起她为什么在吴俊杰死后还在这里住下来的一个小小的理由。

儿子竭力劝她去成都，女儿要她回德阳。但是她留在了昆明以北的丘陵之中这片土地上，为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保留着老地址。她很高兴自己这么做了。

吉奥中午把朋友送走了。他们开着别克和福特车驶出小巷，转入县柏油公路，向德阳方向奔驰而去，雨刷来回拭去车窗上的雨水。他们是好朋友，不过他们绝不会理解她内心深处的想法，即使她告诉他们，也不会理解。

他们认识时她二十五岁，大学毕业了三年，在一家私立中学教书，生活漫无目的。她曾和一位大学艺术系教授有过一段恋情。他白天整天作画，夜间带她到德阳的地下娱乐区去兜风，疯玩一阵。这件事一年后结束，决定性的因素是她传统观念较深的父母越来越不赞成。

她在黑头发上系着缎带，恋恋不舍自己的梦。

但是没有帅气的海员上岸来找她，也没有声音从窗下街头传进来。严酷的现实迫使她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有限。吴俊杰提供了另一种合理的选择：待她好，还有充满美妙希望的德阳。

他们坐在阳光下的一家咖啡馆里，她仔细打量了他的全身，他正以云南乡下人特有的恳切的目光看着她，于是她就跟他到大理来了。

来到这里，每年同在德阳的姐妹通几次信，在她父母相继去世时回过两次德阳。但现在大理县已是她的家，她不想再回去了。

下午雨停了，而近黄昏时分又下了起来。在薄暮中弗朗西吉奥倒了一杯白兰地，然后打开吴俊杰的卷盖式书桌的最后一个抽屉。这胡桃木制的家具已经传了三代了。她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用手慢慢在上面拂拭，年年此日她都是这么做的。

她坐在靠窗的椅子里，看着地址，全神贯注。因为信封里面是他的手的动作，她要回味那二十二年前这双手在她身上的感觉。

在她能感觉到他的手触摸她时，就打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拿出三封信、一份短文手稿、两张照片、一期完整的《国家地理》和从这份杂志其他期上剪下的散页。在逐渐消失的暮霭中她啜着白兰地，从眼镜框上边看着钉在打字机手稿上的一封短笺。信写在他本人专用的信纸上，信的开头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亲爱的弗朗西吉奥：

附上两张照片。一张是在牧场上日出时刻我给你照的，希望你跟我一样喜欢它。另外一张是罗斯曼桥，你钉在上面的小条我还没有取下。

我坐在这里，在我的脑海中搜索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的每一个细节，每时每刻。我一遍又一遍问我自己：“我在大理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我努力想把它想清楚。所以我才写下了附给你的这篇短文《从零度空间坠落》，以此来清理我困惑的思路。

我从镜头里望出去，镜头终端是你；我开始写一篇文章，写的又是你。我简直不清楚我是怎么从艾奥瓦回到这里来的。这辆旧卡车好歹把我驮了回来，但是我几乎完全想不起来中间经过的路程。

几星期之前，我还感觉自己很有自制力，也相当满足。也许内心深处并不快活，也许有些寂寞，但是至少是满足的。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

现在很清楚，我向你走去，你向我走来已经很久很久了。虽然在我们相会之前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是在我们浑然不觉之中有一种无意识的注定的缘分在轻轻地吟唱，保证我们一定会走到一起。就像两只孤雁在神力的召唤下飞越一片又一片广袤的草原，多少年，几生几世，我们一直都在互相朝对方走去。

那条路真是奇怪的地方。我正开车蹭来蹭去时，抬头一看，就在那七月里的一天，你穿过草地向我走来。回想起来，好像这是必然的——不可能是另一样——这种情况我称之为极少可能命中的高概率。

于是我现在内心里装着另外一个人到处走。不过我觉得我们分手那一天我的说法更好：从我们两个人身上创造出了第三个人。现在那个实体处处尾随着我。

不论怎样，我们必须再见面，不管是何时何地。

你无论有何需要，或者只是想见见我时，就给我打电话。我将立时三刻到来。如果任何时候你能到这里来，请告诉我，机票钱若有问题，我可以安排。我下星期到印度东南部去，不过十月底就回到这里。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日

又及：在大理拍的那组照片效果很好，你可在明年的《国家地理》上找。如果你要我寄给你刊登这组照片的那一期，请告诉我。

弗朗西吉奥把白兰地杯子放在宽阔的橡木窗台上，凝视着一张自己的8英寸×10英寸的照片。有时她很难回忆起自己二十九年前长得什么样。

她倚在一根篱笆桩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凉鞋、白色圆领衫，头发在晨风中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