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该如何是好（一）
前言
⼤家好，我是新⼈up主阿⽂。
2023年10⽉开始，华语辩坛⽼友赛开始上传“⽼友挑战赛”系列，其中的第⼀期，是周毅学⻓和唐⻰学⻓的“当今时代还需要辩论吗”。在地铁上，我看完了全程。结合我⾃身的既定观念，双⽅辩⼿的交锋让我思考良多。
我从⼤⼀开始参与辩论活动，接触过不少⽹辩与思政类辩论赛。在⽇常⽣活当中，我也会时常思考辩论赛涉及的议题以及这项活动本身。辩论这项活动给我带来的绝不局限于交锋的快感，⽽更多的是我对社会及我们个体⾃身的认识。
今年，我即将毕业，⼀⽅⾯，我想要给我的辩论⽣涯在本科阶段的收获，来⼀个⼩结；另⼀⽅⾯，既然辩论活动让我受益，我于是就⽃胆地想⽤我微薄的⼒量来回馈辩论。于是，就有了这期关于辩论赛——这个社会评价两极分化的活动——的视频。
本期视频⼤致分三个部分，⾸先我尝试梳理辩论是如何独⽴于实际的社会功⽤并⼀步步成为今天的辩论赛的，接下来，我会将辩论赛积极与消极的⼀⾯分别展开。
辩论赛的演变
我们⾸先来探讨的议题是：辩论赛的演变
塞缪尔•早川在《语⾔学的邀请》⼀书中写道：“⼀般动物必须先
有直接经历，才能认识到它们的环境。⼈类却能借助符号，将他 们的知识和情感结晶表现出来。”
⽂明的发展，伴随着的是必然的⽭盾与冲突，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个体基于不同的视⻆会产⽣不同的认识。差异，孕育出了⼈们关⼼的议题：或实证，或形⽽上，或具体，或空灵。⽽语⾔的存在，让⼈们逐步发现，我们可以通过质问和论争来增进彼此的理解，推进分歧的解决。唇枪⾆剑逐渐在钢枪铁剑之外派⽣出来。
中国先秦时期不同学派的百家争鸣，汉朝讨论国有企业经营项⽬的“盐铁之议”，唐太宗时期封德彝与魏征关于教化政策的争论，宋朝司⻢光与王安⽯就变法问题展开的书信往来，朱熹与陆九渊讨论“为学之⽅”的“鹅湖之会”；⻄⽅中世纪经院哲学“唯实论”与“唯名论”的学术之争；启蒙运动时期，卢梭与伏尔泰针对制度、⽂明等各议题展开的⼀系列探究。
正如弗洛伊德的那句话：“每⼀种⽂明似乎都基于对本能的弃绝。”辩论，真可谓是⼈类⽂明对抗原始冲动的最具代表性的产 物，从经国之⼤事，到形名之虚实。
除了上述这种由⽣存、推动变⾰的务实需求⽽⽣的，具有“先在性”的辩论，辩论还时常脱产，被⼈为地扩展出更多的职能与存在形式。
伯⾥克利时期，政治开明，雅典城邦设⽴公⺠⼤会⽤以表决国家⼤事，辩论由此作为⼀项技能被公⺠要求。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拉最先⽤类似辩论赛的⽅式来进⾏表达⽅⾯的教学，他安排学⽣在课堂上扮演正反⽅，针对不同问题相互辩论，以磨练演说技巧。虽然这样的辩论还不具有竞赛性质，但已具备当今竞技辩论赛的雏形。
古罗⻢则承袭了古希腊的辩论传统。罗⻢共和国时期，社会变⾰与⺠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推动了雄辩术的诞⽣，也催⽣出⼀批雄辩家，代表⼈物就有斯多葛派哲学家⻄塞罗。后来的罗⻢帝国，则将“演说”独⽴于实际的社会功能，在学校进⾏教授与训练。
同时期的中国东汉，辩论甚⾄被赋予过观赏属性，有了“节⽬”这⼀存在形式。《后汉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曾在元旦朝贺⼤会上，令群⾂中能说经者，于廷前进⾏1V1的Solo赛。双⽅互相质疑反驳，理屈词穷者将席位让给辩胜者。
随着英国议会政治的发展，英国的⼤学校园逐渐衍⽣出⼀种旨在培养政客的模拟议会辩论的活动。有据可考的第⼀次辩论赛，便出现在⼗五世纪初，由⽜津⼤学对阵剑桥⼤学。后来，由⽜津⼤学⼆⼗多个学院的学⽣联合组成的“⽜津联盟社”(Oxford Union Society）成⽴，这是全球最早的辩论社团。队员们定期集会，讨论公共议题，英国各⼤学纷纷效仿成⽴辩论社团。“英国议会赛制”随之发展。
作为英国的殖⺠地，辩论之⻛早在独⽴战争以前就兴盛于北美⼗三州。为数众多的辩论社团在北美的⼤⼩城镇各⾃成⽴，供市⺠辩论公共事务。1892年，哈佛⼤学与耶鲁⼤学举⾏了美国⾼教界⾸场正式校际辩论赛。⾃此，竞技辩论逐渐⻛靡美国的⼤学校园。据说，热度甚⾄超过当今北美的体育赛事。1924年，由传播学教授斯坦利•葛瑞改良的“奥瑞岗赛制”在美国俄勒冈州⽴⼤学问世，这种以“交互质询”为主要特征的赛制因能让双⽅辩⼿就相关议题开展充分交锋，进⽽推动问题向深度讨论⽽⼴受辩⼿好评。奥瑞岗赛制后于七⼗年代传⼊台湾省，于本世纪初传⼊⼤陆。
上述这些演变，让“竞技辩论赛”这么⼀个存在形式明确了， 普及了。
⽽竞技辩论⼜因其激烈的交锋属性，同样也在思想上正处新旧碰撞时期的中国传⼊过。1916年，⻩炎培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中发表《学校⾔语练习会之组织》⼀⽂，当时⺠国初年已有零星的辩论赛在校园内举办，⽽该⽂对各校推⾏演说会、辩论会等⾔语教学活动提出了看法。⻩炎培主张采⽤⽐较式的价值辩题。此外，他建议使⽤的是⼀套双⽅各五⼈，每⼈发⾔两次，有申论与驳论两阶段的辩论制度。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根据1914年的美国辩论教材，编译出版《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书，旨在提升国⺠讨论议题的素养，由梁启超作序。在中国当时的辩论推⼴者看来，辩论赛⽆疑具有探究真理，启蒙⼼智的功效。
时间来到⼆⼗世纪六七⼗年代，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彼时，“推⼴华语”成为新加坡的国策。为响应号召，1968年，新加坡⼴播局⾸次推出⼀档以讨论时事热点为内容的“⻘年论坛”电视辩论节⽬，1970年更名为“⼤专辩论会”。1971年更是出现了由新加坡、⻢来⻄亚及中国⾹港三地⾼校各⾃组队参加的“新⻢港⼤专辩论会”，从此掀起了⻢来⻄亚地区的辩论热潮。由于华⼈当时在⻢国的政治地位问题，“辩论赛”同时肩负了传播汉语、提升华⼈话语权的政治使命，不少中学的华⽂学会、各地华团或报馆都主动承办或协办校际、县级，甚⾄是全国性辩论赛事，将它视为华⼈重要的⽂教活动。⽆论是独⽴中学，还是接受政府津贴的改制中学，甚⾄是⻢来⽂或英⽂为主要媒介语的国⺠中学，学校⾥的华裔⼦弟⼤多都担当起推⼴华语辩论⻛⽓的责任，即便举步维艰，即便资源稀缺。前⼈的栽树为后来包括胡渐彪、颜如晶等在内的辩坛精英提供了成⻓环境。
1993年8⽉30⽇，《解放⽇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新华社于8⽉29⽇发⾃新加坡的⼀条消息：
“上海复旦⼤学代表队今天下午在此荣获第⼀届国际⼤专辩论会冠军。台湾⼤学队获亚军。复旦⼤学蒋昌建同学被评为本届辩论会“最佳辩论员”。”
同年⼗⽉⼀⽇晚⻩⾦时段，决赛在央视⼀套播出。蒋昌建在总结陈词最后引⽤顾城的那句“⿊夜给了我⿊⾊的眼睛，我注定⽤它寻找光明”，就此成为华语辩坛不朽经典。
辩论赛开始在中国⼤陆地区掀起热潮。⽽实际上，这并不是第⼀次。
1986年，新加坡⼴播局举办第⼀届亚洲⼤专辩论会，北京⼤学对阵⾹港中⽂⼤学的决赛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北京⼤学最终击败⾹港中⽂⼤学获得冠军，当时的北⼤核⼼辩⼿⻢朝旭如今已成为外交部副部⻓。这届⼤会可谓是辩论赛在⼤陆地区的启蒙。此后三届连办，亚洲⼤专辩论会持续⽕热，辩论活动不再是靡靡之⾳。
1992年，新加坡⼴播局总裁来华访问时，提出突破华语地区的限制，将华语辩论向国际社会开放的设想，同时，中央外宣部⻔也有推⾏汉语国际化的意愿，于是，新加坡⼴播局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签订合作协议，将“亚洲⼤专辩论会”改为“国际⼤专辩论会”、联合举办。该赛事两年⼀度，轮流在新加坡和北京举⾏。1998年起，为选拔国辩参赛队伍，央视⼜开始举办“蓝带杯”“⻩⼭杯”等“全国⼤专辩论会”。此外，各地⽅电视台也都效仿着举办电视辩论赛。⾄此，华语辩坛迈⼊“国辩时代”。
国辩时代的辩论赛有着两⼤特点：
第⼀、规模⼤，在评委阵容当中，你可以看到⾦庸，余秋⾬，甚⾄是李显⻰。因为国辩在当时起着华语⽂化圈的⽂化认同作⽤。
第⼆、得到的⽀持⼒度⼤：全图书馆的⽂献资源⼤⻔敞开。各参赛队伍常常是队员全员停课、封闭训练，全学校的教授、学者充当辩论队顾问。各位可⾃⾏查找九三年复旦的⾸席顾问是谁，就知道当年的辩论赛可以得到多么⼤的重视。
不过，这个时代，各参赛队伍对于辩论赛的认知，皆可谓鸿蒙初辟。没有⼈知道辩论赛该以什么样态进⾏，⼈们照本宣科地效仿九三年复旦的“花辩”⻛格，将辩论赛定位为语⾔的媲美，⽽⾮思想的交锋。⽤演讲进⾏参赛选拔，以演讲开展⽐赛过程。这种“论⽽不辩”的辩论⻛格随后于九五年国辩决赛遭致不⼩的批评。经过圈内总结教训后，九⼋全辩与九九国辩，⻄安交通⼤学开创了不同于“花辩”的“雄辩”⻛格，随后的零零全辩，武汉⼤学也开始了⾃由辩“战场推进”的探究。
但此种完善仍仅是探索，在备赛时，全队上下仍会将精⼒尽数花费在修辞的编排与场感的营造上。
举⼀个典型的例⼦。在2001年国际⼤专辩论赛的总决赛中，武汉⼤学⼀⽅将⼰⽅对“万不等于⼀切”这⼀定义上的切割，放在了⼆辩袁丁的陈词上，⽽不是⼀辩蒋舸的⽴论中。赛后出版的《⾦钱辩》⼀书记载，时任武汉⼤学校辩论队教练的赵林⽼师是有意为之，他们想甩个包袱，营造⼀个笑点，来提升观众的接收度。让我们重温⼀下当时的情景。
……
其实场前队伍的准备不合评委的判准不是这个案例的重点，毕竟这是通病。不过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那时的辩论⼈对于辩论的理解。
2001年的这场决赛的胜负⼿在于反⽅⻢来亚⼤学抢下了“万是⼀切”这个定义，正⽅对于⼰⽅所提“数量极多、品种繁复”之定义没有抢下，因⽽正⽅对反⽅所提的种种案例疲于应对。反⽅所提的“恶”的案例，正⽅只能论证到，当中有“钱”的因素，但论证不到“钱”是这些“恶”的根源，因⽽顺理成章地输掉了这场⽐赛。
零⼀年的这场⽼国辩，让辩论⼈开展了⼀次，继九七年⾸都师⼤失利后，对于逻辑的彻彻底底的反思。从这⼀年，“复旦⻛”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于是，⾃2002年的全辩起，电视辩论赛呈现了⼀种新样态：不看语⾔能⼒，光看形式逻辑。脑洞⽴论层出不穷，双⽅开始攀⽐谁扣的帽⼦多、谁的归谬多，同时对于偷换概念、双重标准等诡辩，评委⽅⾯不仅倾向于考察另⼀⽅的反驳与否，甚⾄还会对其喝彩。
这种现象是“对零⼀国辩决赛的矫枉过正”，夏惟桐前辈如是评 价。
尽管后有⻩执中带着他的“剑宗”的杀出，但此时，辩论赛的空话、套话、逻辑谬误已成普遍现象，这让本在镜头语⾔上就已经显得呆板的辩论赛，给观众带来越来越多的审美疲劳。加之辩论赛在形成成体系的技术，从⾃由辩环节的推、追、结、转、挡、破，到质询中的确认、处理、展示，再到处理中的归纳、受身等。这些技术的出现，当然象征着辩论赛作为竞技活动的专业化，⾃然是好事，但同时也提⾼了辩论赛的观赏⻔槛，丧失了观众缘，这些都与电视节⽬互动性、娱乐性的需求背道⽽驰。
同时，电视辩论赛在赛制上的设定往往⼜违背辩论赛的交锋属性，或是陈词时间过短，不⾜以让辩⼿论证充分，或是交锋环节少，双⽅观点不⾜以激烈碰撞。加之由于录制原因，导演经常会在⽐赛进⾏过程中打断场上辩⼿，命令他将刚才的发⾔重新讲⼀遍，后期⼜剪辑掉了相当⼀部分场上原有的内容。因此辩论赛在电视节⽬上的呈现越来越拧巴。在电视节⽬多样化的⼤趋势下，辩论赛在电视上衰落，是⾃然⽽然的。
2005年国辩，收视率创下新低；2006年，全辩停办；2007年，国际⼤专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学群英辩论会；2008年，名校杯停办；2013年，央视与新加坡⽅⾯的协议到期，国辩⽆限期停办。辩论圈陷⼊空前低⾕，⼏年以来，“辩论已死”、“辩论⽆⽤”的声⾳不绝于⽿。
但是仍存理想与情怀的辩论⼈们，怎会就此看着⾃⼰坚守并热爱的事业⾛向衰落？
辩论⼈们的⾃救，从来就没有停⽌过。
“中华名辩盟”组织名校辩论联赛并不断扩⼤参赛范围，“争鸣辩论⽹”在⼀零年代开辟“⽹辩赛”这⽚蓝海，七⼗年代⻢来⻄亚华⼈百年树⼈所得出的桃李开始回馈辩坛，独⽴举办世界性的辩论赛事，其中就有颜如晶催动的“星辩”。2011年，南京审计⼤学君和思辩社主办了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并于两年后改邀请制为选拔制。北京师范⼤学珠海分校开始举办鑫茂杯，后升级为“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专业的赛制，豪华的评审阵容，⽼国辩精神内核的继承，以及竞技辩论专业化的使命，让这项赛事已然成为辩论界所有⼈⼼⽬中的最⾼殿堂。
再之后，⼴⼤辩⼿都忙碌过的⻩⾦联赛，定位政策性辩论的捭阖、定位⼩⽽精的⼭海杯、定位法律与道德困局的法辩，新南威尔⼠的“华夏杯”，⻄南政法的“天伦杯”，亚太赛，⽼友赛，“临朝杯”。各种⽹辩队，校辩论队，或⾃主举办，或联合举办⽹辩赛。华语辩坛越来越呈现百花⻬放的态势，这便是“后国辩时代”。辩论赛的竞技性与对抗性得到了彻底解放。华语辩论，在她短暂的沉寂之后，⼜重新被赋予了新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