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碎片：在马来西亚的漫游

在去马尼拉之前，吉隆坡，给我一种很混乱的感觉。也许和年龄有关，2015年，我刚满21岁，第一次出国旅行。马来西亚是最后一站。从机场出来，巴士往市区驶去。望着窗外大片的棕榈树，想到了《阿飞正传》，想着，好希望下一次能去菲律宾呀。

阿飞，点解唔愿意畀阿妈睇你一眼？

太阳落山，车到了茨厂街，也就是中国城。我住在一个便宜的旅店里，一个西方嬉皮士开的，帮工是位孟加拉移工，他们都很年轻。除了，在这个车流涌动、几乎没有人行道的都市漫步，我也常在旅馆闲坐。某种氛围很吸引当时的我。这里住满了各种人，没有空调的床位房，是最不受欢迎的，在那几天，我的室友只有一个经商的老年印度人，以及只住了一晚，连手机都没办理网络（我分享了热点，他执意要我教他几句中文，为了要对我说：“谢。谢。赵。先。生。”），早上很快离去的日本背包客。让我感叹，哪怕旅行，日本人也好辛苦呀。

大部分住客，都是西方人，有看起来是来东南亚过退休生活的。也有一副想要好好看看世界的年轻男女！那时，一个舒适带有空调的单间，只需要人民币六十元。我期待有一天，也来这里长住。在那个客厅，我们看电影，用YouTube分享喜欢的音乐，聊天，传递无法言说的烟，喝啤酒。

我还能记住一些面孔，比如，搬到吉隆坡的华人少女，她说新加坡太无聊了。我不敢和她说太多话，因为，我能感觉到，因为我的出现，形成了小小的中文交流圈，这让她不太高兴。这也许，是她想要逃离的原因吧。一个和蔼、外向的华人大叔，这个旅店是他的安全屋。他说，他住在马来西亚的另一边，平日里照顾母亲太辛苦了，就飞来吉隆坡散散心。

现在想想，我们这些完全不相干的人，甚至有些语言都不能互通，但还是开心地共度一个又一个下午。一天下午，我干脆躺在了地板上，在半醒要睡的时候，有人提醒我，可以睡在沙发上。但我只是摇了摇头，继续睡去，心里想着：管他呢，反正也是这样的旅馆了。从我的身上跳过去吧！

我真的就这么睡着了，睡的很深，像是忘掉了时间。

时间过了好久。

…………

1.吉隆坡

我又要去吉隆坡了。2020年之后，我从没有出国。当我来到萧山机场，看到亚洲各国的运动员们，流露出一种比赛后特有的松弛感时，却感到了一种不真实。对于海关，对于安检，我感到了陌生和不确定。武汉封城之前，我逗留在香港，无法决定回家，还是在北京过年。那时，我总在想：真的？只要买上一张机票，你就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吗？

在马来西亚，我还是感觉到，世界，变陌生了。我费了很多功夫，才走到正确的地方，买到了一张去中央车站的票。一台很豪华的大巴车，冷气很足，里面闪烁着如同夜店的射灯。抵达后，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去往Pasar Seni的地铁线。

进入月台，我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为什么英文都不认识了？过了一阵，才发觉，这些字母是马来文。几天后，我就不奇怪了。在国家博物馆，展品的介绍里，也没有英文，只有马来文。那中文标识？中文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们在看黄锦树的小说时，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这片多雨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华人面孔。这几十年，整个马来西亚，包括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华人变得越来越少。我还是住在茨厂街，能明显感觉到，华人店主成为了少数。茨厂街，与其说是唐人街，不如说是某种飞地。你能去往，进门要脱鞋的月树书店，书籍大多是华文女性作家。以及，彩虹骄傲的勋章。或者，去往某个庙宇，一家经营了很久的餐厅。

我从酒店房间窗外望去，最左边，是一家度假酒店的露天游泳池，游泳的人很少，往右看，是一条热闹的马路，能看到一家很老牌的茶餐厅。中午来时，这里坐满了人，我点了一碗冬菇鸡脚面。餐厅是一家三代共同经营，年迈的阿嬷正在下面条，青涩的少年走来走去，为客人点单饮料。他的阿公，看起来很悠闲，此时他走出了店门口。他为街坊们，几只跳来跳去的乌鸦，送来了鸡内脏。

同一条街，仙四爷庙的香火很旺。不必说，福建闽南的民间信仰，深刻影响了海外华人。但也许，妈祖、岳飞，或是保升大帝，都离他们太远。不论是历史，或是地缘。仙四爷是他们的地方神。他叫盛明利，出生在芙蓉。1860年，因为锡矿开采，盛明利带领当地华人，与马来人爆发战事。尽管，战事失利，领袖也阵亡，但人们认为他已升仙成神。另一位主供的四师爷钟炳，也与另一场1873年战事有关。

我想，这些信仰，为马来西亚华人，带来了独特的国族认同。

………

那天深夜，我搭乘Grab，路途遥远就和司机聊起天。司机告诉我，竟然来到马来西亚，就别吃华人的食物了，这些你在中国也能吃到。我没有反驳，只是表示，这一次确实想多看一看马来人的文化。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谈到了英文，他说，他也是越说越流利的。司机问我，你知道吗？英文和马来语是很不同的，你也可以学习一些马来语。

“比如，英文是Malaysia，但我们只会说Malay。Malay。Malay。英文是Chinese ，我们会说cina，你可以试一试，cina。试着念一念？”

……….

我确实走得更远，专程去了Kampung Baru，人们说，在首都，这里是最后一个马来传统飞地。kampung，在马来语中，是村庄的意思。很难想象，如此高度都市化的吉隆坡，离双子塔仅隔一个天桥的所在，保留着一处传统村落。最开始还有农田，现在变成了荒地和停车场。

在多年的抗争中，这里作为文化遗产被保存下来。我去的那天，是一个礼拜日，分布在不同角落的广播，传来了布道的声音。那天几乎没有游客。偶尔，有穿着长袍的男人走过，他们是来度假的阿拉伯人。

在老城区，每到日落时，不少人会拿着纸板，铺在骑楼下，开始过夜。巴生河的岸边，无人光顾的地带，也住着不少无家者。这也许，让初次到访吉隆坡的人，或者谨慎的市民朋友，感到了危险。

我想到了台北，也生活了数千名无家者。他们更不受欢迎，因为社区、房东、店主的嫌隙、反对，几乎没有人睡在更为安全的骑楼下，而聚集在公园、车站。但还有一些人，选择住在了淡水河边，这里要更隐蔽。当地NGO组织告诉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不愿意被打扰，于是，干脆远离人群，社会蒸发。

离开吉隆坡的最后一晚，在午夜，我去买街边汉堡。走回来时，看到一个赤脚的阿姨正对着，空旷的、只有车流的快速路，不停用马来语说着些什么。她赤着脚，来回微小渡步，语气不满，但没有了可以控诉的具体的人。只是偶尔，一辆左转的汽车，停留了数秒，仿佛是想要听清楚，这个眼前的人，在呼告些什么？我看着很不忍心，甚至无法，录制一段视频。我拿着汉堡，走去了不远处的KK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奥利奥饼干，又返回了她的领地。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她还在渡步，呼告，周围也没有鞋。我说话了，我说，阿姨，你还好吗？她摇了摇头，转而走到了树下，不再说话。我问她，需不需要水？她摇头。但又用手示意，可以放在绿化带的围台上。我说，take care yourself。她没有和我眼神交流，没有看我，只是站在树下，点了点头。我停留了片刻，见她没有立即打开水瓶。也许，她还不太饿，也还不太渴，让我稍稍放心了一些。

我想到，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如同你无法穿过车流汹涌的一条街时，刚好看到了人行天桥，走上去后，却发现入口锁掉了。如同，在吉隆坡散步，常常走着走着，就发现没有路了。

2.怡保

我坐上了期待已久的火车，从吉隆坡开往怡保。初中时，我在网上搜索东方快车时，发现亚洲也有一趟。从曼谷出发，会经过华欣、槟城、吉隆坡等地，最终到达新加坡。我想象，这会是一趟充满奇遇的梦幻旅途——沿路所见的海、森林、异域风情的城市。

遗憾的是，窗外并没有我所想象的出奇风景。马来西亚的铁路系统，看起来高效而便捷，车厢很舒适，没有人大声交谈，也没有人外放声音。两个多小时，就到怡保了，火车站是殖民地时期的建筑，竣工于1917年。

走出火车站，靠着步行，就能到达老城区。不得不说，怡保是个富有魅力的城市，它是霹雳州的首府，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市，共有65万居民。这也是一个沿河的城市，像是一个迷你版的武汉。靠近车站的这一头，在近打河西岸，过去是一个采矿小镇。在十九世纪，随着英国到来，大力开发锡矿业，怡保慢慢成为了贸易中心。至今，保留着众多老建筑——渣打银行、海峡贸易大厦，以及怡保大草场，殖民官员们打板球的地方。

1892年，怡保的「外滩」，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灾。英国人，在一筹莫展时，出现了一位救星。这场事故，让怡保的城市空间，深深留下了华人印记。这让我想到了刘歆生，1899年，24岁的他，成为了汉口立新洋行的年轻买办。他在银行工作，利用低息贷款，来开办私人钱庄。他一帆风顺，也开始倒卖货物，消息非常灵通。举例来说，他有朋友在上海当买办，给他发来电报：各大洋行将会大量收购白芝麻。很快，刘歆生在湖北各地设点收购，同行业还窃喜赚到了一大笔差价时，上海来的几十万两白银元就运到了汉口。

很快，刘歆生敏感捕捉到，汉口的地价会越来越贵。短短几年，他买下了租界外，几乎所有的地皮。所谓地皮，多是湖泊和荒地，需要筑堤、修路等一系列市政建设。当时，人们以为是奇闻。直到，英国人的租界不够用了，必须向外发展。他们只好来找刘韵生。

刘歆生不同意。他不愿意，把汉口卖给外国人，哪怕是租，也要有条件，例如，路修好后，所有权属中国。1906年，英租界特呈国王的谕令，一条长约1600米的新马路，命名为韵生路。很快，这里成为了汉口的中心。在入口处，有一幢雄伟的海关大楼，整点播放《威斯敏斯特钟声》。花旗银行、日清银行、台湾银行、上海银行、大清银行等，盖起大楼，摩拳擦掌。如今，汉口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地位，但这条路却热闹依旧。

怡保，有属于他们的刘歆生。如此，我们重新回到那场世纪末大火吧。面对大片废墟，英国殖民者认为，必须开发河对岸的区域。此后有“旧街场”与“新街场”之分。可在当时，另一头近乎荒芜，没有人愿意投资。

反而是移民，充满了想象力，或者是企图心。有一位锡矿商人，愿意为此花费巨资。他叫姚德胜，出生在广东梅州，贫困的务农家庭。十九岁，作为客家人，来马来亚“过番”。终于，他经由新加坡，被水客介绍去了芙蓉一家锡矿场当苦力。

在矿场，姚德胜用竹子制作了滑道，省了不少投放矿包的力。矿主赏识他，提升为工头。但姚德胜不满足于当工头，会留意公司的不同部门，想要了解采矿业的全貌。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怡保在招募锡矿业管理人员。很快，姚德胜离开了芙蓉，来到了怡保。

也许，从没有去过广州的他，被怡保的繁忙街市所震撼。他没有去矿场，反而当起了“挑货郎”。他从旧街场进货，又挑着扁担去周围的马来乡村。他极具语言天赋，很快学会了马来语、粤语，以及北方官话。

仅仅一年多，他就在怡保开了家杂货店，又用赚取的利润，来投资锡矿——买矿山、雇工开采。此后，他与当地富商合作，承办地方的酒税、典当税。在怡保发生大火的那年，财富，如滚雪球一般，形成了一座雪山。那些年，姚德胜经营起各种产业，仅是矿山的雇工，最多时达三万余人。很长一段时间，怡保的锡矿产量跃居英属马来亚之首。

最开始，怡保改变了姚德胜。接下来，他又创造一个新的怡保。从1904年，短短几年，姚德胜在河的右岸，建设了三百多家店屋，越来越多人搬了过来。除此外，他还捐献了一个地段，让英政府来开设人民巴刹，成为了霹雳州第一间多层式商业中心。怡保，慢慢具有了都市气息，电影院、邮政局出现在主干道上，汽车、摩托车也开始在街头流行。一百多年前，怡保就有了巴士服务。

时代的巨变，如同漫长的雨季，落在了姚德胜的一生。他对怡保的贡献，得到了英国的赏识，英国国王封他为“和平爵士”。1900年，故乡遭遇大旱，姚德胜回到了广东，组织各界人士赈灾。另一次，山东黄河决堤，姚德胜在海外汇出了六万银元。清朝光绪皇帝赐给他牌匾：乐善好施。孙中山，也给他特颁过一等勋章，感谢他在革命时期，电汇过七万银元。

1910年，他决定回到故乡定居。此时，他在异国生活了三十三年，从无到有，建立起了一个客家人的商业王国。五年后，因病去世，年仅五十六岁。

在怡保，还有一条叫做Yau Tet Shin的路，很短的一条路。很少有人会好奇这背后的故事。

如同，汉口会遗忘刘歆生一样，怡保也遗忘了姚德胜。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3.度假屋

周末之后，怡保变得好安静。旅店老板告诉我，吉隆坡人喜欢来这过周末，来逃离首都的拥挤。在昨天，旧街场很拥挤。何人可凉茶博物馆，要等号参观。沿路的餐厅，坐满了人，不仅可以吃到怡保传统美食，还能找到意大利、日本料理。

在马来西亚的旅行，我已经厌烦了“南洋咖啡”，它和越南咖啡一样的甜腻。喝了一杯之后，也不能消除身体的疲惫。在怡保，旧街场有很多出现在上海、东京的咖啡店。在某栋历史建筑里，人们的交谈声，伴随着磨豆机的轰鸣，以及蒸汽冲煮后，不易被察觉的水流声。

阳光明媚，我看着一个透明玻璃杯，冰块在晃动，咖啡被端到了桌上。我用手触摸着杯缘，感觉到水汽，现代生活真好。确实，旧街场有一种大理、清迈、峇里岛的松弛感。一种有别于都市，但又近乎于都市的生活。这也意味着，你很难寻找一种地方性，至少它被隐蔽了起来。

我更喜欢，散步去河的另一头。新街场更为开阔，由交错的骑楼组成，能感受到一种1930年代的旧日光景。这里还有马来人美食市集，1.5马币，就能喝到一杯鲜榨果汁。在新街场，你可以看的很细很细，能感到怡保作为传统商贸中心的面貌。

比如，整条街都是金银首饰、当铺店，另一边只卖3C用品。远处，有一家中药店，棕黄色的光晕下，陈列着一个又一个药柜。比邻的鹦鹉店，卖各种各样的笼子，以及叽叽喳喳叫的鸟儿。漫步其中，店铺，也玲琅满目，前店后厂。有专门卖拉链、纽扣的，也有加工户外伞的工匠铺……好似，回到了很久很久前的广州。

在怡保，你总能听到粤语。这里的华人，大多是广东移民的后代。随处可见，小小的瓮，供奉着神明。来到河边，常有巨大的蜥蜴，如同鳄鱼一般，在水中游泳。岸边，摩托车穿梭而过，马来人在一旁放羊。缓慢、休闲，宜人。

当我熟悉了这种悠闲时，沿着河边走，太阳很晒。直到，一大片住宅区，出现在我眼前。我感到吃惊，在怡保，出现了，像是废弃的战时监狱，或者是难民营的地方。土黄色墙上，写着字母编号：BLOCK B。细看，每个房子大约二十平米。它们共享着同一个走廊，很长很长，几乎延续了数百米。它们就紧挨着宜人、自然的河滨公园。

那几天，我问了好几位怡保、太平的当地居民。他们对于首府的这片高密集建筑，都不了解，好像处在时间之外。尽管，仅隔三公里，也被屏蔽出了主流社会。我只能想到1945年后，日军撤离后，马来群岛出现过两周的权力真空。为此，马共势力升温，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很快，英国重新治理马来群岛，此后为了杜绝华人的革命，他们推出了一项“华人新村”居住计划，让散落各地的华人社群，集中居住，便于当局的监视与管理。

世界，不再为英国人所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退到了泰国边境。1969年5月10日，华人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议会席位大幅增加。三天后，马来西亚爆发了大规模种族冲突，陷入了长达两年紧急状态。此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马来人优先”政策，包括取缔英文的官方地位，而代之以马来文等。2023年，讲述了这段血腥历史的电影《五月雪》，至今无法在马来西亚上映。*

英国人，所推行的华人新村，参与了这些历史，却无法大声说话。1957年，华人占总人口39%，共有244万人。六十多年后。华人占比下滑到了23.2%。学者估计，700万华人中，有超过八成来自华人新村。整个马来群岛共有607华人新村，仍有120万人居住。有媒体报道，近十来年，在华人新村，华人也在外移，面临老年化问题，更多其他族裔人搬了进来。

这片住宅是否与此有关，还有待考证。* 这里的华人居民们，大多讲粤语。我不经合理想象，他们是否有一些亲戚住在香港，住在美丽华大厦，也如此逼仄的窄房里？但不同的是，香港的远亲们，走出幽暗的楼宇后，迎面而来的是现代的都市风景。而他们，沿河走向骑楼组成的城区，所在的则是一个低密度建筑的小型城市。哪一种人生，要更为压抑？

我不知道，我也无法代替他人回答。最后一天，我又来到这里闲逛。你需要闭上眼睛，去想象，一种热闹、喧嚣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都搬走了，尤其是一楼，留下了空空的房屋。这些空空的房子，门口还留有主人的神瓮，以及神像的缺席。那天是个工作日，我看到一个喂猫的中年男子，衣服并不干净。他向我友善微笑，什么也没说。他的妈妈，还有几个阿姨，正坐在客厅里，若有若无看着打开的电视，有人读着中文报纸。门前，也摆有一个神瓮，供奉着仙四爷。

阿姨看到了我，先带着些疑惑，又向我说了几句话。见我没听懂，她沉默了片刻，努力换成了普通话：小弟，你也喜欢猫吗？门口的猫，你可以拿回去养。告辞后，房间依旧处在黄昏来临时，特有的那种宁静、不安的光晕氛围中。男人依旧坐在门口，抚摸着他的猫。

走到了出口，在要回到旧街场前，看到了一块褪色的告示牌。我终于知道了这片住宅的名字：華大偉區睦鄰計劃。我打开手机，想要做标记，但Google map只留下了英文名——holiday home。几个小时后，我坐上了火车，离开了度假屋。

4.太平

最后那几天，我感染了严重的感冒，身体非常乏力。我没有测试过，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第三次感染covid-19，可能会是最后一次。好在，太平离怡保很近，只需要五十分钟。这是一个更小的，也讲粤语的城市。

走出火车站，过天桥的时候，我问一个路人：雨下过了了吗？对方指着山的方向，笑了笑说：还没有。这是一个每年300天都在落雨的小城。下午四点多，到了旅馆，我就陷入了昏睡中。

在高烧的昏睡中，我渐渐感觉到天暗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雨。每隔一段时间，外面的钟楼，会想起悠扬的报时声。那时，我感觉到，在旅途生病，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这让我也变得更加敏感，让我意识到，我在这样一个数百年历史建筑里，昏躺着，却聆听到很细很细的声音。

我睡了整整二十四个小时。醒的时候，天还没有亮，我还要等待，等到天亮，去商店买一瓶水。我感到了渴。出去后，我又买了一个面包，努力吃完了它。回来时，我又一次见到旅店的管家。她叫慧玲，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长得娇小，人很温柔。

慧玲很忧心，嘱咐我一定要去药房，去买Panadol。每六小时吃一颗，晚上就算睡着了，也要设好闹钟起来吃。她说，在疫情的时候，这个药救了很多人的命。我问她，午饭吃什么好？她推荐我尝一尝肉骨茶。慧玲说，近来猪肉价格上涨，肉骨茶也变得好贵。她从不做饭，也舍不得去吃了，如果买的话，会带回家分成两顿吃，这样才划算。

那时，我想，慧玲一定在太平独自生活。但我没有问她。我们的聊天，如同疾病的痊愈，总是断断续续。她很骄傲，自己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语，不理解为什么华人们都不愿意学。她爱读书，喜欢贾平凹、莫言，但没有读过黄锦树、黎紫书。慧玲不知道怡保的度假屋，我给她看了照片后，她摇了摇头，感叹住在那样的地方太吓人了。

那天上午，我继续躺了一会，决定去动物园。很近的路，但逛完后，感到很疲惫，只得叫一辆Grab回住处。这时，茶室的小食摊都关门了。我问老板，可不可以去别处买个面包，在这里配咖啡喝。老板说没问题。吃完后，我又问老板，有没有缓解感冒的凉茶？

她想了几秒钟。她看着我，她说，有自己的发明，不要钱。我记得，里面放了小柠檬、话梅。她做好后，盖上碟，称要等十五分钟。我喝完了一杯，想回去睡觉了。但老板要我加热水，再喝一杯。我说，你怎么想到这款热茶的？她说，在无助的时候就想到了。

晚上，我去餐厅，点了两道菜。我想到了如今移居新加坡的妹妹。2015年，和赵景宇在兰卡威，那天晚上，她很开心，说这里有kangkung，很好吃。我记得那道热炒的蔬菜里，还放了下虾皮、海鲜酱。附近，还有一家马来风格舞厅，响动着音乐。八年，如此过去了，我又一次吃到了kangkung。吃着吃着，才发觉，这就是空心菜呀。从少年时，爷爷奶奶和父母一起住，还有我和姐姐。奶奶，常会买竹叶菜，用香干、肉丝来炒。奶奶说，姐姐最喜欢吃竹叶菜了。吃得多了，我开始厌恶起它干巴巴的口感。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奶奶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之后，我们家的餐桌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空心菜………

竹叶菜，藤藤菜，空心菜。

这也是我在太平唯一的行走了。那几天，我几乎都躺在床上，旅馆的客厅，以及最近的茶室餐厅。临时走，我和老板加了Facebook，她说，以后来中国了找我玩。本来，我计划逛一逛孙中山先生住过的安东咖啡厂。但感冒比我想象中要严重的多。

离开的这一天，我在旅馆的大厅休息，等候去往槟城的火车。这是一栋殖民地时期的独栋建筑，陈设非常温馨，响着吊扇运转的声音。我的室友也在，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皮肤黝黑、留着长头发的大男孩。他的性格很温和，在沙巴念的大学，毕业后在当地动物园工作过几年。现在，住在吉隆坡，当Grab司机。他很怕热，在公寓独居，每月会花掉几百块电费。

这一次，他开车回太平，是来给父母扫墓。他有两个哥哥，也住在吉隆坡，但平日来往很少，更习惯一个人回来。他说，这几天在修车，就住在了这家旅店。老家，在乡下，如今没人住了，还会漏雨，以后还是卖掉了好。他更喜欢这里，能吃到很多熟悉的店，回想起漫长的中学时光。

我要走的时候，发现有东西落在了里面，就按了按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从吉隆坡过来度假的年轻女士。她有一种在写字楼职场的那种干练、开朗、独立。多时候，她就呆在旅店大厅看书。她说，有空的话也想去hiking。她看到我，笑了笑，说道：要给我钱（才开门）噢。

给你一百万。进门后，我向她抱怨，这几天都没喝过Espresso。她告诉我，正好出门带了挂耳包，要不要拿去？我耸耸肩，不只是黑咖啡，我不爱喝热的。反正，要去槟城了，那里不愁咖啡喝。她建议我，下一次再来太平时，问一问慧玲，肯定能找到好的咖啡店。

那时，我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这里好像成为了某种家。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因为说着同一种语言，而共享着某种调皮和友谊。

5.槟城

比起太平，槟城是一个巨大的世界。1826年，英国把槟城、马六甲、新加坡这三个港口，整合为海峡殖民地。至今，它们也是马来半岛上，程度不一的飞地。

如果说，从怡保的传统市场，能看出一种地方的中心性。那么，作为岛屿的槟城，与广阔的陆地有一种微妙的距离感，如同在“外部”与“主体性”之间有游离。正因为这种，槟城有一种独特的国际化。这里有更多英文，也出现了中文路牌，马来语如同退场了一样。

我住的青旅，是一个华人老板，但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只讲英文。他的孙子，刚学会走路，除了会喊“爷爷！”，就没有说任何中文了。这并不是特例，北京大学宗教学博士吴小红，在马来西亚古晋市长大。她告诉我，有少数华人，更习惯讲英文，过去受雇于英殖民政府，之后让孩子读国际学校。

这里的华人，大多来自福建闽南。1844年，福德正神庙，成为了重要的福建人社群。最早，人们以膜拜大伯公的名义，进行帮派活动。因为，福建人遇到了强劲的对手——三合会。对方来头不小，可以追溯到康熙皇帝，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在民间盛行。但在乾隆五十一年后，随着官府大力追捕，天地会只得南逃，变成了不同分支：“洪门”、“添弟会”等。

三合会，成为了天地会盘踞在广东的势力。名字的来源，也众说纷纭，一说寓意“天、地、人”，也有“三水汇流在珠江”的讲法。总之，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华南劳工的大量迁移，三合会传到了南洋、香港、美洲及澳洲等地。

1867年，槟城出现了暴动，人数处于劣势的三合会，与大伯公会展开了十天的大械斗，共牵涉了三万多华人。英殖民政府，无法调停，从新加坡带来了印度军队，才得以平息。从现代公司视角来看，三合会要更为先进。他们的成员，不讲究原生宗族，也没有强烈共同宗教信仰，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权力规则。二战后，他们成为了国际性黑帮，从事烟酒、军火走私，经营色情业、赌博业，也会投资电影，包括生产和销售盗版CD、DVD及色情光碟。

如今，人们认为，黑社会已经销声匿迹，成为了某种怀旧的时代故事。我走入大伯公庙时，看到了在中殿主祀的神农大帝。清宝殿，也是同庆社之所在。祂的模糊面容，似乎超越了地域、方言、省籍的隔阂。不远处，绘有一张壁画，在瀑布下，鸟雀与花丛中，一只幼虎，凝望着它的母亲。

我看了良久，不禁好奇：当时的工匠，是按照记忆中、现已野外灭绝的华南虎所画，还是来自对于马来虎的观察？答案，不得而知，也许并不重要。如同，泉州的番仔楼，我们知道里面的脉络，但也很难说清楚，它们到底是属于南洋的，还是福建的？答案，也许，就在离散本身。

我感觉槟城，很像是宋元时代的泉州。漫步在街头，总能看到小型庙宇，如同出现在泉州铺镜，那些不同的地方神。天主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华人道教、佛教，在很小的共同街区里，分别、共同礼拜。

在我住处附近，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道教庙宇，1800年所建的观音亭，为槟城最古老的华人庙宇。在型制上，观音亭和泉州关岳庙有些相似。这让我想到，在关岳庙不远处，就有迥然不同的清水寺。

巧合的是，在观音亭几米外，就有一个露天的、极小的印度教礼拜台。供奉的象神甘尼萨，能帮助人们克服障碍、带来幸福。这里相当热闹，白天，有摊贩专卖瓦玛拉花环，它用于婚礼，也用于奉神。在路人注视下，人们来这里参拜。晚上九点，我看到那位神职人员，他神色凝重，穿着橙色长袍，坐上一辆黑色的轿车。这些风景，在泉州很难再见。

旅途要结束了，最后几个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了位于泉州的日月太保宫。几个月前，我背着同一个书包，在门外等了很久。那也是旅行的最后一天。正值夏日，宫庙们都在午休，到了开门时间，还是没有人来。最终，我没有见到这两位南宋小皇帝。

陆秀夫，也许意识到，南宋的溃败无法避免。但他决定了坚守，在广东崖山，不惜背着幼帝投海殉国。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东游记》写过，唐人海船特别巨大，哪怕波斯湾风浪险恶，也能航行无阻。我总会希望，故事会重新开场：他会愿意带着幼帝，进行一次彻底的南渡吗？也许，跨过大海，消失在南洋的雨林里。

………..

回到2015年，在吉隆坡的那个下午。醒来后，旅店很安静。我加入了电视旁，在看电影的观众。回想起来，故事很简单，一对爱恋的年轻男女，生了小孩后，却分开了。他们都很伤心，如同《毕业生》的氛围，没有控诉什么，只是一种「登大人」的破碎、迷惘。

离开的那晚，正好是斋月。我没有睡着，见到了可汗，那位孟加拉店员。我和他一起去了天台，看他准备，日出之前的早饭。我们吃着食物，吉隆坡的天空，一点点在变亮。翻看照片，我也想到了其他人。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们没有共通的社交媒体，最后也失去联系了。

2024.5

槟城

END

本文首发在正午故事：漫游马来西亚，关于华人的历史碎片

注1: 5月29日，张吉安在FB更新：《五月雪》在马来西亚过审即将公映。在审片会议中，其中一名审片委员的宗教师说：「什么时候适合说这件事？都过了50年，没有适合不适合的时候，既然有人愿意走出第一步，就让他说吧。」

注2: 正午读者留言：怡保的华大伟组屋是大马第一代祖屋，也是港星朱咪咪年幼时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