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毕日记（一） 有什么不容易的，这就是我的饭碗

北京的夏天来了，免不了要开空调。

和阿越搬到新房子已有三个月。我们租的是一个厅卧，靠阳台的角落里有一台立式空调。风力还算强劲，但它有两个我无法接受的缺点。

一来是不能定时，一开就得开到天亮。每天早上被低温干燥了一宿的我，第二天总感觉整个人就像方便面里的脱水蔬菜一样，干瘪无力。于是我们买了台新风扇，让室内也有了些外面风吹树梢的惬意。

二来是这个空调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它不算是那种夏天厨房垃圾桶里搁置了一夜的食物味道让人难以忍受，但当这个风吹到我身上的时候，总有一种风脏脏的感觉，带着一点回南天的霉味。对，就是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味道，在北京的夏天重演。

和阿越商量了下，还是决定约一个上门清洗空调的服务，去去这个令人难受的味道。

安排来给我们洗空调的是一个阿姨。她很准时，14:58就来到了门口。至于为什么会对这个时间记得这么牢，是因为那会儿我正准备美美睡上一觉。

阿姨提着大包小包进了屋。她很谨慎，自己准备了拖鞋，其他的行头都放在门口，只拎了一个黑色的类似镜头箱一样的箱子进了屋。简单几句寒暄之后，阿姨就直奔空调，挨个儿把各个功能的按键全试了一遍，便开始“抄家伙”拆空调了。

我对阿姨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长得特别像《寄生虫》里的那个保姆。穿着“天鹅到家”的工服，戴了个细黑框的眼镜。虽然体型相对丰腴，但脸相对消瘦了些，一头男式短发显得更利落。她的皮肤是均匀的小麦色，来时既没有穿防晒衣，也没有戴帽子，怕是这些年在外奔波晒出来的缘故。

我和阿姨的初次谈话竟是从她对我的夸赞开始。她问我是哪儿人，长得真白净、好看。我只是笑笑让她猜，可几次也猜不中。她感觉我和女儿差不多大，但说到后面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长得着急，是八零后，我反是羞愧于把她喊老了。大概是干这行太苦，十年的时光把她熬成了这样。

于是我开始改口叫姐。为了不让自己尴尬，我主动和她唠起了工作。那是她每天最熟悉的一部分，却是我了解不深的事情。我问她每天的工作量需要洗多少台空调，每台能赚多少提成，每个月大概干多少单子，她皆知无不言，甚至掏出手机app给我看在北京保洁的一个大概的行情价。大姐很尊重我和她的对话，每说到什么重要的话，她本来在拧螺丝的手便停下，转身认真地回答。但因为体型有些胖了，她每说几句话都得停下来喘喘，脸红扑扑的。

她有两个孩子，儿子23岁，大学刚毕业，一个人在山东，做三份工。女儿17岁，借着假期来北京过端午。或许是一个人在家太过无趣，时不时打视频过来撒娇让妈妈赶紧带她去逛街，也算是个小粘人精。

在和她的对话中，有四个故事是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爱。她毫不吝啬对自己的孩子的善良表示夸赞。儿子快毕业那会儿去实习，找了一个不靠谱的剪辑的活儿“做任务”，并要了他的身份证信息。第二天以他有工作做错了为由，要他赔八千块。涉世未深的他急了，打电话向母亲请求帮助要钱。大姐那会儿刚从客户家做完家政，大中午连饭都顾不上，二话不说就坐动车赶回石家庄老家，带儿子去派出所报警。可没想到警官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他们把骗子公司的电话拉黑，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大姐没有责怪儿子，只是叮嘱他下回工作多长点心眼，便又匆匆赶回北京奔赴下一个雇主家继续打扫去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心结。我问大姐干过最久的一单是花了多长时间，她抬头思考了片刻，称在一个毛坯房里从中午一直做到了凌晨。我不解，按道理这样的空房子应该先将墙面简单掸掸灰尘，再把玻璃和地板擦拭几遍就完工了。她苦笑着说，本来她也是擦完以后打算走了，但房东说“不干净”——因为他的上一任租客是个红灯区的小姐。大姐在那之后又用消毒液将里里外外喷了一遍，但房东过后还是觉得“有脏东西”，又让她去了一回。“房间的脏是好打扫，但他心里膈应这事儿我真没法解决。” 的确，大姐是保洁员，不是心理医生，出了这岔子，她也没辙。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信任。在出门遍地弹窗开花的北京，大姐接到一个女雇主的订单，让她上门清洗空调。为了生计，大姐一大早拎着大包小包，穿着工服就去了。到了小区楼下被保安拦住，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去，除非让雇主下来接。大姐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声称她腿摔了下不来楼，让她明儿直接来家里，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洗。保洁员次日清洗是没有责任保险的，如果雇主对他们不满意，他们就投诉无门了。但看在女雇主伤了脚的情况下，大姐还是心软了。没想到一进屋，里头坐着好几个纹满了花臂的男男女女在客厅抽烟，桌上堆了好多空酒瓶，沙发边上还伏着一条大狗凶神恶煞地看着她。但让大姐真正不舒服的是，联系她的女雇主就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靠在桌角的腿上，一边打着游戏，连头都没抬一下。大姐什么都没说，还是默默地把这单生意做完离开了。说到这里，大姐叮嘱我清洗完的空调如果漏水，千万不要移它，不然就跟这家的情况一样，自己乱移结果把排水管移坏了。我心里默默地想，这算是欺骗别人自食恶果的因果报吧。

第四个故事是关于赔偿。大姐算是比较心细、和气，靠着双手一路从新人干到了组长。但在她初入行时，也曾经差点赔上一笔“巨款”。那次找大姐的是一个快装修完的房子，房主为了省钱，从老家河北叫了一个便宜的装修队，来安置窗户。大姐收拾完几个房间后，雇主便让她顺便把窗户给擦了。从服务范围上来说，这并不是大姐这次的活儿。但她为了给雇主留个好印象，还是答应了。装修队的手艺很糙，许多刷在窗户边上的漆都沾到了玻璃面上，大姐吭哧吭哧地刷了几面，便从下午干到了天黑。她赶着去下一个活儿想先离开，雇主却执意让她必须刷完才能走，否则就投诉。突然有个人拿了一瓶看起来像胶水状的“清洁剂”给她，说用这个擦漆很快，但别让别人知道。大姐将信将疑，隔着抹布沾着这个胶水，确实漆一擦就掉，手却火辣辣地疼。我说，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大姐叹气。次日，她就接到了公司的投诉电话，说把雇主家的木地板给擦坏了，要赔两万。大姐百口莫辩，终于想起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知道这瓶胶水的存在。可碍于没有证据，好在公司也比较信任她，帮她跟户主谈了和解。只不过她辛辛苦苦混到组长的赦免权，也从此没有了。

听了大姐的故事，我在一旁连连感慨她太不容易了。而没想到大姐的回应却是：“有什么不容易的，这就是我的饭碗”。此等豁达、通透，是我望而不及。

洗完了空调，大姐还顺便帮我们把客厅的地板给拖了。为了表示感谢，我给她递了一瓶矿泉水，还让阿越给她点了个好评。她如获至宝地将矿泉水放进自己的小拖车，不停地跟我说着谢谢。随后手里一边收拾着东西，一边兴奋地说着晚点一家人要去双桥吃烤肉的事情。或许对于她一年到头几乎无休的日子来看，这就是幸福的具象化。

2024.06.16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