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求生存的“服务员”——来自一名小学班主任老师

下课铃响了。孩子们生龙活虎地冲出教室，而作为教师的我，则像一条疲惫的虫一样挪进办公室。手机上不出意外的有很多条来自家长的消息和未接电话，我已经麻木了，都是先赔礼道歉以免被误会：“不好意思，刚刚我在上课，没有看到消息”，然后再回复具体问题。

把消息和电话都回复完毕后，才倒上一杯水，打开电脑准备下一堂课。新闻上突然推送的消息又让我瞳孔一震—— “湖南某中学生坠亡，家长称曾遭到老师的殴打”。想起刚刚的课上，我也因为几个学生偷懒没完成作业而严肃批评了他们，不禁后背发凉——他们会不会因此跳楼？会不会回家跟家长告状？会不会……?下一堂课我该怎样去安抚，怎样去补救呢？同时又懊悔，真不应该那样大声吼学生呀，万一伤到了学生幼小的心灵怎么办呢？万一伤到了某些家长脆弱的神经该怎么办呢？

是的，虽然我已经工作六七年了，但我却像新人一样胆小。

今年清明节，我又去了一趟我的母校，一所师范大学。想起7年前的3月2日，是我毕业论文完成的那天。那天，我也收到了期盼已久的教师编考编成功的消息，喜难自抑，于是一字一泪在毕业论文的后记里写着我的心情——“蛰伏20载，而今我终于有能力，去看看更广阔的天地，去摆渡自己，兼济他人”、“未来我将秉承母校的教诲，做好教师，做好人，做幸福的人”……7年后的今天，再次读这些文字，还是能湿了眼眶。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没落的小村庄，家中世代务农。作为一个女孩，人生的轨迹似乎就是草草念几年书，然后出去草草打几年工，最后草草嫁到邻村，结婚生子，洗衣做饭。所幸穷人孩子早当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晓“汗滴禾下土”的苦楚，发誓要走出大山。但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而且是有弟弟的女孩子，要想读书走出来，是何其艰难！初中时候，同村的姐妹们开始陆续辍学，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一个个花枝招展，像时尚洋气的小鸟。我自觉卑微，不愿去见那些姐姐妹妹，只是窝在家，用长满冻疮的手不停地写，不停地算。小学没毕业的母亲，见识自然受到了限制，她总会埋怨我，不如那些小姐妹活泼，甚至还会隐晦地表达我不能像这些打工回来的小姐妹一样，补贴家里。万幸我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从来没有考过第二名，因为我怕，更因为我不得不。假如成绩不够好，那便没有留在学校里、每学期都要交很多学费的理由了。也万幸我的父亲支持我读书，我才能够从一个破败小山村，走到大城市中来。

写到这里不禁眼泪潸潸。父亲的付出也是有了回报。当我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给我发短信“谢谢你，为家族争了光”；而当我毕业，考取教师编制成功时，他更是四处炫耀她的女儿；入职后我交了男朋友，把他带给父母看的时，尽管男孩条件不错，父亲还是姿态很高地对他说，“我女儿做的是一份最好的工作”。因为作为农民的他，看天吃饭，有时候一场烂地的秋雨能将一整年的辛劳化为乌有，所以他总是说，做教师好，旱涝保收，社会地位还高。

但现在，我的父亲也会刷短视频看到学校的种种情况。我偶尔跟他们抱怨我工作中的委屈，他们也只是沉默。他们不能理解，毕竟在他们小的时候，甚至在我小的时候，见到老师，都要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城市的市区。那是一所排名靠前的百年老校。当时租房子想租到学校附近，没想到2000元以上的房租吓退了我。中介更是心不在焉地报出来学区房的单价，那是一个我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入职后，我正式从大学校园进入了小学校园。一个最明显的生理反应是耳鸣。大学校园是那么静谧，而小学校园是那么喧闹，我为此整整耳鸣了一个月才慢慢适应过来。作为一个小地方来的i人，话很少，内心对这些大城市的同事和这些优越家庭出来的孩子是有些发怵的。当然也会看到，即使是好的学校，也有很顽皮的学生，一些老师更是大嗓门，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作为教主科的我，学校已经把我当作未来的班主任，并且在见习期就给我配备了班主任带教老师。跟着坐了几次班后，带教老师就让我独立坐班。我发现这些小孩子们非常会察言观色，他们知道我是新老师，在态度上会比较怠慢，那些在班主任面前不敢表现的行为，都在我的面前展露过来。

我鼓着勇气，一次次好言相劝。但温柔只对一些特定的学生有用，就像篱笆只对君子有用一样。后来我甚至卑微地求着学生：“求你们不要再说话了，写写作业吧”！

带教老师知道后，对我叹息连连，说：“你连作为教师的威慑力和气场都没有，将来怎么做好班主任呢？”

见习期结束后，我赶鸭子上架，成为了一名班主任。在摸爬滚打中，变成了自己当初不理解的那个不会笑的老师，有着“咆哮嗓门”、“凌厉眼神杀”和“死亡沉默前奏”的老师。事实上，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刚接班，就遇到了一个硬茬——小刘。小刘四年级，胖胖的，个子高高的，常年盘踞教室后排作威作福，坐在他周围的小朋友都被他打过，甚至一些老师也被他打过，早就是盛名在外的风云人物了。

学生都是在学校吃中饭的。那一天吃中饭，轮到小李盛汤了，他幸运地捞起了一块带着很多肉的排骨。他正想美滋滋地把骨头盛到碗里时，忽然被路过的小胖子小刘看见了，小刘能吃且贪吃，于是一下子横刀夺爱，把本属于小李的排骨抢到了自己的碗里。瘦小的小李倒是勇气不小，奋起抗争，可他哪是小胖子的对手，小胖子用手轻轻一拨，就把小李推倒在了地上，小李的汤碗洒了，弄得满身都是污渍，然后坐在地上爆发出刺耳的哭号。正在教室里给学生分盒饭的我赶紧冲出来，出事的走廊里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好多学生，他们都在偷偷瞄我，等待一场好戏上演。

情绪烘托到这里了。我怒气冲冲教训小刘，要他把骨头还给小李并道歉。小刘眯起本就一条缝的眼睛，眼里充满不屑的神色。他甚至顶嘴：“你凭什么管我？信不信我报警把你抓起来？！”

嚯！一个四年级的11岁的“小孩子”！我怒气冲到天灵盖，想要一把把小胖子拎到墙角里来，可惜我高估了我自己——我瘦弱的胳膊根本拖不动墙一样的小刘，一阵痛楚从胳膊上传来，本来还算白皙的胳膊上落下了道道深深的鲜红的血印！是的，小刘一个反手，挣脱了我的手，并用长长的指甲抓伤了我。

对于这种硬茬学生，我委屈辛酸的眼泪不知掉了多少。

硬茬学生见识过，脆皮学生也见识过。

那是我在那个市区学校的最后一年，我坐在一楼办公室里，那一天下午像平常的任何一个下午一样沉闷，令人昏昏欲睡。上课铃已经打响了，校园恢复了宁静，就在这时，窗外忽然从天而降一个黑影，紧接着发出一声闷响。窗边的男老师冲出门去，我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听到老师在喊：“有学生跳楼了！”大家都冲出办公室，我也跟着冲了出去。所幸不是我班的学生！一个高高的胖胖的黑衣男生仰面朝天躺在草坪里，周围没有明显血迹。在我们都六神无主的时候，年级主任和班主任飞快赶来，她们两个手脚都在发抖，脸色发白，声音里都带着哭腔。好在坠楼的学生还神志清醒，还能进行简单对话。但也因为是坠楼，即使没有明显血迹，大家也不敢轻易扶他。不多久，救护车呼啸而来，班主任和年级主任下午的课也上不了了，跟着过去了。

大家的心都在揪着。所幸这个学生命大，他从四楼跳下来，正好落在楼前的草坪上。草坪上种的是繁茂的、大朵大朵的草，这个学生身体又胖胖的，落在柔软的草地上也得到了缓冲。更幸运地是，他的头没有磕到草坪的石沿上——如果再差几厘米，后脑就要被磕到，后果不堪设想。

学生没事了，我们也在想学生为什么跳楼。学生是在学校跳楼的，那自然会联想到学生是不是在学校受到了什么苛待。但是调查下来，并没有。这个学生本身比较顽皮，他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趁着休息的空当，和另一位男生发生了冲突，并把对方的鼻子打破了，被打的学生鼻血四溅，流了满满一脸。事情发生后很快就下课了，体育老师先让流鼻血的学生去了卫生室。还没有来得及跟这个打人的后来跳楼的学生聊，他就借故上厕所跑到了四楼。这个学生感觉自己把别人打得满脸鲜血，以为会致人死地。如果是这样，回家肯定会受到妈妈严厉的责罚。想到这里，学生就从四楼跳下去了。

这件事跟班主任没有直接关系。学生跳楼前，班主任都还没有来得及处理打人这件事情，平时她对学生也很温柔，但因为是她所在班级的学生出事，自然难逃其咎。作为同事，我每天看着她到点就请假去医院看望学生，周末还要买很多补品去学生家里探望。整整一个月下来，学生出院了，我的这个同事却因为甲状腺结节要开刀而住了院，医生说跟她思虑过重有关。

教书育人是我们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本职工作，遇到“难搞”的学生很正常，我们受伤或委屈，都没什么，最累的还是来自形形色色家长的压力，让人无比窒息。

那是我在教一年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一年我因为要买房，又考虑通勤问题，所以辞掉了市区学校的教职，来到了郊区一所学校。这边房价确实很便宜，但周围住的也都是和我一样来大城市讨饭吃的务工人员，生源和我市区学校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我被安排在了小学中最难接手的一年级。我带的那一届是二胎刚放开时出生的适龄儿童，家访的时发现他们的居住环境很差，家庭结构也很奇怪——租来的破败脏乱的房子找不到合适的椅子，浓妆艳抹的妈妈在家访的时候还要直播跟网友聊天……更普遍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孩子都是二胎孩子，他们的父母又有很多是高龄产子，有的已经60岁了，还有的之前就已经生育了3个孩子。这些父母不仅年纪大，受教育水平低，还做着辛苦而收入菲薄的工作，自然无暇无力管孩子学习。不像我在市区牛校，遍地牛娃和牛家长。很多家长直接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识字，消息也不会看，学习都全靠你了。

一听到“全靠你了”，就感觉压力很大，而且这种话我家访时候听的最多。

我预感会很辛苦，但我没想到有多辛苦。

九月份刚开学一个月，作为班主任的我嗓子就哑了，也因为跑上跑下爬楼梯过于辛苦，我的膝盖半月板也因此磨损了，走路都疼。最要命的是，失控的儿童，焦虑的家长，学校布置下来的种种活动，让本就是单枪匹马的我每天都处在情绪崩溃边缘。那一段时间，我上班管理学生，操碎了心，下班也要回复家长电话微信，甚至有的人凌晨一点半还在跟我发消息，让本就神经衰弱的我从浅梦中惊醒。十月份，看新闻说河南一个刚工作的年轻女班主任跳楼了，我能够深深地共情，其实我心中也随着这位女老师跳过无数次了。但我没她“潇洒”，因为我还有父母亲人，还有那么多的贷款。

国庆节回来，一个女孩的妈妈未提前跟我打招呼，就让孩子把一些小礼物带到学校里来了，带来之后才说今天是小姑娘生日，所以准备了一些钥匙扣盲盒送给班里同学，希望我帮她发一下。我收到消息，第一反应就是不被尊重，因为家长没有事先跟我沟通，就自作主张带过来，且只考虑到自家孩子生日，完全不会想到这种操作会给班级管理带来怎样的混乱，会占用多少课时、会给其他学生、其他家长来带怎样的影响。果不其然，小姑娘带来礼物后就在班级炫耀，教室里又吵又闹，上课铃打响了，学生还不肯坐到位置上去，心思全在小礼物上面了。

关于学生过生日分礼物、分蛋糕这种事上，我是结结实实吃过亏的。刚工作那几年，也曾热心参与过学生的生日，帮忙分家长买的蛋糕。结果一个小孩子回去后拉肚子，其家长一口咬定是在学校里吃了蛋糕导致的，不依不饶，闹了好久。我吃一堑长一智，给自己定了规矩：尽量不要参与这种非教学事务，以免惹上麻烦。基于这个经验，我当然也是反感学生过生日的时候带东西来学校分的。小学生自控能力差，带东西来很容易扰乱学校正常的教学活动，况且每个小朋友的家长也是不一样的，最怕那种拿了吃了别人的东西，还要再挑刺的家长。又或者掀起一股攀比之风——每个小朋友生日的时候都带礼物过来，那将是多么可怕。

下午班会课上，我确实点名批评了这件事，但我重点在于整治班风，希望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尽快适应小学的节奏，定下心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然教室里时不时就像办派对一样，肯定会影响学习的。凭良心来讲，我当时态度是严肃的，但我并没有说一些侮辱之辞。但这个脆皮小朋友放学回家后就跟家长哭诉，添油加醋说了很多。她的脆皮家长偏听偏信，勃然大怒，就打电话骂我，言辞之激烈让我瞠目结舌。她说我当众“讽刺、挖苦”她的女儿，就是故意跟她家女儿过不去，说我“德不配位，不配做班主任”、说“要告到你们校长那里去”……我一个心力交瘁的打工人，根本无力招架，只好说请她冷静一下，然后挂断了电话。接着她开始发大段大段的小作文，小作文中错字连篇，语焉不详。我也没有理会。

我想冷静一下，等第二天心平气和地再找她聊。可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告状到年级主任和教导处去了，理由是我“讽刺挖苦他们家孩子”和作为班主任不回消息，很“霸道”。

虽然凭良心说我并没有讽刺挖苦，调查下来我也确实没有。但学校领导为了息事宁人，还是让我跟家长主动沟通道歉。这种态度令我屈辱和心凉。并且，从那件事之后，这个戏多的家长天天盯着我，只要有某一天我上课没有提问到她的女儿，她就说我对她女儿“特殊对待”了，然后告状到年级主任那里去，年级主任再找到我，让我每天提问她的女儿。但是这个家长却在联系我的时候，一口一个“亲爱的老师”、“敬爱的老师”，这种两面三刀令我胆寒。

我慢慢意识到，“师道尊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小学老师，尤其是一线的小学班主任，一线年轻的小学班主任，多数已经沦为了低三下四没脸没皮的“服务员”，服务着学生、家长和领导。

做了班主任后，尤其害怕看到网上爆出的关于老师的一些负面新闻。那些人渣败类我真的比任何家长都痛恨他们。哪个行业没有败类？何况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教师又这么多，肯定会有一些隐蔽的渣滓。这种渣滓新闻一报出来，群众很容易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不明就里的学生家长被带了节奏，让就本稀薄的家校信任变得更加稀薄，本就紧张的家校关系愈发紧张，我们本就难做的工作更加难做。

但是，我相信，这些渣滓只是少数，更多的，是我身边兢兢业业白了头的老师。我敬佩张桂梅校长，我虽然只能仰望她的身影，但我却也有着一颗济世的心。

记得还是学生的时候，听过我们专业课老师讲到过柏拉图的“洞穴喻”：幽深的山洞里有一群被束缚的囚徒，他们全身都被捆绑，连脖子也动不了。他们面对着洞穴的墙壁，看着外面洞口路过的车、马、人投进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就以为外面的声响是洞穴上的影子发出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囚徒挣脱了束缚，发现大家看到的都是假象。

讲到这里，老师问我们，如果你是那个发现真理的囚徒，你会怎么做呢？大家议论纷纷。老师最后说，囚徒可能会自己逃出洞穴，奔向真理，成就了自我，这是“小我”；而如果这个囚徒能再返回洞穴，告诉其他囚徒他的发现，并解救他们，这就是“大我”。

可是，解救别人，这何谈容易啊？那些被束缚的囚徒很可能会认为这个发现真理的人疯了，更甚者，会把他作为异类杀害掉，想一想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和布鲁诺吧。

我是从底层农村出来的，现在也在一所农村学校教书。虽然班上小朋友的起点比我好太多了，毕竟他们好歹在大城市，但我从内心希望这些小朋友能走出去，去更繁华更广阔的地方去，去见更大的世界。毕竟我见过更大的世界，我也见识过市区优秀的孩子和优秀的家长，见过他们得天独厚的资源，更见过他们的努力。

可我现在却感觉被束手束脚。很多家长不愿意担负起一点教养的职责，他们明明不用上班那么早，下班也没那么晚，有很多还是全职（闲赋）在家的，但就是不愿意管孩子，早上很早送来，晚上很晚接回去，其实孩子在校根本不学习，跟家长反映孩子家庭作业不做的情况，也不管不问，只图自己清净。我一直觉得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的父母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勤勉宽厚，我的父亲更是把省下的钱买书给我看，自己做完农活也会看书看报。我爱读书，也是受了父亲的熏陶。可有的家长自己都在打游戏，怎么能让孩子做作业呢？而且，那些网上所谓把“神兽”们扔进学校、“不亏待自己”的言论看上去很酷，可事实上，教养孩子的重任真的可以“扔”给别人么？尤其是在对方还没有管教的权力，稍微一严厉就被投诉举报的情况下？一投诉，肯定是惩办老师。连我的母亲每看到新闻，都要打电话给我，“不让管、管不了的学生就别管了，你看有老师因为批评学生的作业，还被学生捅了一刀呢”。

正因如此，“班主任”这个岗位谁都避之不及，外行人还以为津贴很高或是权力很大，其实不然。有的老师宁可多教几个班，都不愿做班主任。谁愿意做“钱少事多麻烦大”的“服务员”呢？而作为一个“服务员”，一定要看人脸色。想来也对，毕竟我因为批评了过生日带礼物而被家长投诉这件事，还不就是因为我服务态度不好么？

可我并非不近人情、铁石心肠之辈啊。是什么让我这么冷漠且反感学生带东西过来分发这种非教学事务呢？我想除了家长，还有其他的原因吧。毕竟作为主科老师，可是要不停考试和排名呢，连我那年刚接手新班级后，学生考试成绩下降了，领导就找我约谈，隐晦地跟我说：“我儿子这学期换了一个新老师，他的成绩下降了，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是这个老师的原因。这是很自然的，你说对吧？”

天哪。我还能说什么呢。果然天下只有不会教的老师啊。可是，我明明记得，当时在读书的时候，作为美国先进教育家的杜威就强调过，教学是教与学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道路上的引路者啊。难道是我记错了么？学生不学，家长不管，我怎么教呢？如果学校要求以成绩为指挥棒，成绩与绩效和职称挂钩，那么作为普通打工人的老师，还有什么心情能够在鸡飞狗跳的环境中衷心祝愿一位小朋友生日快乐呢？在很多家长们都不信任、看不起老师的情况下，又怎能去教育我们的学生呢？

我的父亲现在快60岁了，仍在建筑工地里卖着汗水。我想我再也不能成为他的骄傲了吧，毕竟我都无法成为自己的骄傲了。不熟悉的人问起我的工作，我只会说“在工厂打工”，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超高的道德审视。但我还是热爱教育的，我不想像个服务员一样做着老师，因为跪着的老师教不出来有气节的学生。可是，在大家都在出了事追究老师的时候，可曾有谁想过，是否赋予了教师管理的权力呢？

刚刚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又看到新闻“湖南一位女教师坠亡”，惋惜悲哀，百感交集。可能我所经历的，和刚刚坠亡的女老师经历的，是比较极端的个例，也有很好的家长和很好的学生，这是我们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但在现在的环境下，大多数小学班主任恐怕都在负重前行。

我多想有那么一天，我能像刚毕业那天一样，满世界宣告我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的父亲也能四处向他的小伙伴们炫耀他的女儿“做着一份最好的工作”，一份幸福的，也能给人幸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