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 张宝与《泛槎图》
《泛槎图》又名《泛查图》《仙槎图》，是清代画家张宝绘制的一套以山水纪游为主题的系列画册。
张宝在绘成之后，延请时人，题咏殆遍。他将六集绘画连同诸家题咏，“手自钩勒，付之梓人”，因而成为现在所见的版刻绘画。“槎”的本意是木筏，“泛槎”又称“乘槎”“浮槎”，有乘坐木筏之意，后被引申为畅游之意。张宝的《泛槎图》系列多是以其足迹所至，大多写其眼中所见山水与人物。原画现在未见传世，其六集版画流播甚广，为我们了解清代嘉道时期的山川形貌、风土人情与文人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张宝，字仙槎、仙查，号梅痴，上元（今南京市）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生。关于其卒年，一直没有明确的纪年。现在一般以道光十二年（1832年），张宝年七十岁为其最晚的活动记载。其依据是在该年的四月十六日，张宝为其七十寿辰写了自寿诗七律八章。但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此年之后，张宝还有活动的相关记载。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九月既望，张宝到麟庆（1791—1846）的官署处，相与谈论园林及诗画。在同一年，汤贻汾（1778—1853）与其重晤于白下（今南京），集诸老饮于花下，汤贻汾有《白门重晤张仙槎宝山人》 诗云：“七十张安世，悬河三箧书。千山销蜡屐，百卉拥精庐。解我辞乡剑，寻君踏雪驴。相携何处好，酒国是华胥。”在这一年的初春，张宝还绘有《山水册（十六开）》（天津博物馆藏）传世。因此，就现在所见文献与图像资料，张宝最晚的活动记录应该是在1834年的九月，时年七十二岁。
张宝少年时便喜作画，对山水情有独钟。在二十岁时，他便摈弃了一般学子常见的参加科考，进入仕途，建功立业等人生轨迹，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放浪山水，壮怀卧游，并笔之为画的生活。他从早年的壮游江右楚越间，遍历佳山水，直到年已古稀，仍然沉浸于山水冶游中，持续近五十年的时间，几乎占据其人生的全部。在当时的十八省中，张宝游历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辽宁、福建、广西、广东、陕西、浙江、山东和山西等十四个省，所以他有一方朱文葫芦印“十四省游人”，以记录其游历之富。在晚年，张宝归居白下，与张敦仁（1754—1834）、钱益斋、瞿曾辑（秩山）、孙尹圃、黄屿（友兰）参与耆英会，“每遇春花秋月，互相邀饮追欢，玩水游山，联吟宅句”，“或十日，或半月，互相邀饮敲诗，以娱晚景”，过着悠游林泉的惬意生活。
张宝擅诗画，其诗被辑为《仙槎游草》。在其《泛槎图》系列中，几乎每一幅画都有其题诗，诗和画相配，为画境增添文人意趣，如其在《洞庭烟櫂》中题诗曰：“五两帆轻过岳阳，高楼雄峙如墙傍。卷蓬目送君山髻，一棹烟青漾水光。”在其画中，洞庭湖中帆影绰绰，近岸高楼林立，在烟云中隐约可见远处之高墙，湖心沙渚中柳树参差。画中所渲染的意境与诗中所营造的画境融为一体。
时人谢堃（1784—1844）在其《春草堂诗话》中也谈及此：“张仙槎宝，上元人，足迹半天下，以所涉之地绘图成册，名曰：《泛槎图》，一时公卿大夫题咏甚夥。余因驯象院僧恒照得读其诗，如《晓发野塘》云：野塘风系浪生花，帆饱舟轻一片斜。行尽清溪山欲转，白蘋红蓼两三家。真画境也。”谈到其诗中的“画境”，很显然，这是长期浸淫于山水林泉之间，烟云供养的结晶。
重要的是，张宝将游历所见，再加以艺术创造，先后绘制了《泛槎图》六集。这六集分别为《泛槎图》《续泛槎图》《续泛槎图三集》《舣槎图四集》《漓江泛櫂图五集》和《续泛槎图六集》。其中，《泛槎图》（初集）有十三幅、《续泛槎图》有二十三幅、《续泛槎图三集》有二十七幅、《舣槎图四集》有十八幅、《漓江泛櫂图五集》有十二幅、《续泛槎图六集》有七幅，共计一百幅。
《泛槎图》的前五集，几乎都是张宝游历之后的写生之作。他自己曾说：“余落笔时闭目静思，宛然身至其境。所有亭台楼阁，寺观城池，位置各得其地。峰峦水石，各肖其形。桥梁舟车，随其地之情形，以点缀之图成，俱有八九分相似。”据此可知其画多来自其眼目所及，与实景有“八九分相似”。在其画中，一般以山川景物为主体，人物往往作为衬景而存在。画中之人，或驱车行进，或骑驴缓行，或翘首观景，或倚栏远眺，或江中摇橹，或舟中赏月，或江岸留别，或松下听琴，或湖畔评画，或临碑参禅……囊括了作者在游历山水中的各种状态。也有的画幅仅有山水佳致，却无任何人物点缀。除了自然风景外，在《泛槎图》系列中，亦不乏人文景观和活动场景，但此类活动场景在《泛槎图》中并不多见，真正能代表其主流的还是行迹所至的写生佳构。
与前五集不同的是，《续泛槎图六集》并非亲历山水所绘。据张宝在六十九岁时所作《续泛槎图六集》的题记时说，他历经四十余年，已历十四省，但尚有甘肃、四川、云南和贵州四省“屐齿未到”，因而将四地的名山连同其他省份中未尝涉及的诸山合绘为七图，“虽未得庐山真面目，曾闻友人话其形势，约略抚其大概，使未了之缘，恍结于尺幅之中”，这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张宝所绘的昆仑山、峨眉山、点苍山、叠翠山和五台山、武当山、五指山等七画。七幅画中的山景依据一是来自友人的描述，一是源自其想象，正如其在绘武当山时说：“名山胜迹任追求，箬笠芒鞋遍九州。咫尺武当山未到，依稀曾向梦中游”，是描绘梦中所见之武当山。
在完成六集《泛槎图》之后，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春天，张宝应陈印千司马之邀赴江苏通州游览狼山（一名紫琅），在山中逗留数日，陈氏嘱其绘狼山勒石补入《泛槎图》中。《泛槎图》百幅图虽然已经完成，但张宝考虑到“虞山、狼山又长江之大收束，江水由两山之中而入于海”，因而补绘了以狼山和虞山为主题的《虞阳海旭》《紫琅香市》《双山毓秀万水朝宗》三图，“亦《泛槎图》之余波也”。此三图附在《续泛槎图六集》之后，故六集《泛槎图》的绘图实际为一百零三幅。
尤为难得的是，《泛槎图》不仅记录了清代嘉道时期的山川形貌、风土人情，更有时人题咏殆遍，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张宝自己说：“舟车到处，学士联吟。”因而往往当面即席挥毫留题。也有雅士，与其从未谋面，“寄以诗歌”。有的虽为旧雨，但天各一方，“乃题付邮筒”遥寄。时人王政治说：“一时名公巨卿、雅士文人，无不题咏唱酬，争先快睹。诗笺稠叠，车马纷纭，直不啻洛阳纸贵矣。”不仅如此，甚至还包括儿童题诗，如广东顺德十二龄童何梦书、十四龄女童何月卿就以小楷为《舣槎图四集》题咏。此外，外国使节也有题咏者，如朝鲜贡使李镇华就以行书为《续泛槎图三集》题诗。相关研究表明，全书题跋者除去张宝自题及一则满文题跋外，共计有三百七十七人，这在同类的书画题跋中，确乎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在数量上罕有其匹，在人员的构成上，也是出类拔萃的，这些题跋者，集中了其时文坛、政坛、学界和书画界的文化精英。故《泛槎图》既是一套反映清代嘉道时期图像叙事的版刻精品，又是一部其时文人交游、文坛活动的文献典籍。又因为这套版刻均以题跋者原迹勒石，不少作者书迹罕覩，故保存了很多濒临失传的书法原貌，因而又可称得上是一部透析其时书坛风貌的法书名帖。
在题材方面，张宝极大地拓宽了山水画创作的范围。历来山水画题材，大抵不离眼中山水与胸中山水两类，而眼中山水，因受画家足迹所限，往往并不丰富。而张宝遍历十四个省，所寓目的佳山水自非一般画家可比拟，故其笔下，出现很多前无古人的题材。正如焕明在题《续泛槎图三集》所说：“古人诗中所未吟，古人画中所未写。生面劈开宇宙奇，待须大笔如椽者”，这是《泛槎图》系列的又一特色。
张宝的《泛槎图》系列在其时已经受到关注，一时名流耆宿都给予较高评价。清人刘瑗在其《国朝画征补录》中称其“足迹半天下，以所涉之地绘图成册，名曰《泛查图》，一时公卿大夫题咏甚夥。余曾见临本，读之如身亲游历，奇制也。诗亦佳”，而朱应坊则对其画中所寄予的山水奇趣作了肯定：“今读《泛槎图》，乃知仙槎志在山水之间，而不在朱门要路也。在务求山水之奇趣，而不在矜言快游，以耸动观听也。”今有学者则认为“《泛槎图》不仅是张宝的旅行人生的记载，更是明清文人画家在理论创新和观念认同方面的生动演绎。”
我们在解读《泛槎图》（文津出版社）时，就会发现，从不同的角度，都可寻找到《泛槎图》的不同价值与文化涵义。从区域文化与地方盛景方面，可见其反映京畿地区、江南、淮南、闽浙、三湘、临桂及岭南等地的地域风貌；从绘画史角度，可看到其时山水写生与时代画风；从书法方面，可看出清代嘉道时期士人书风；从文学方面，可透析其时纪实性与酬和性诗歌的特色；从民风、民俗方面，可见出清代晚清社会风尚的特征与嬗变；从地理方面，可洞悉清代地形面貌的特色与演变轨迹；从政治、文化等方面，则可见清代文官之间、文人之间交游与活动的状态；从精神传承方面，可看出传统文人所向往的山水卧游的恬淡生活。当然，从版刻方面、社会生活甚至艺术市场与经济方面，也都可挖掘出潜在的价值。由此不难看出，张宝的《泛槎图》系列，不仅反映了传统文人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清代嘉道时期地理形貌、风俗民情、地域文明、书画版刻、诗文唱酬等特色的窗户。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本文为作者为《泛槎图》所撰导读，发表于2024年5月22日《中华读书报》，原文约11000字，发表时限于篇幅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