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税收政策

万历总结的“势豪恃顽不纳，领解员役侵欺”。

第一是豪绅难治。晚明江南的欠赋，主体不在小民，而在官府与豪绅，张居正所谓满朝“恶吴中士大夫赖粮”是也。从显形因素上说，缙绅有优免之权，前面各回答已经论之甚详，不用我献丑。优免自然导致冒滥，什么诡寄花分投献到处都是花样——中央当然有限制优免冒滥的政策，但我大明的政策要是能执行下去，那还叫大明吗？士大夫从者什一，违者什九起来也不是闹着玩的。

至于说怎么着才能执行下去，后人倒也不是没有答案。顺治朝鞑清直接废掉了力役之外所有的优免政策，也就是说官绅自己可以不服力役，但除此之外的优免如丁粮方面就全废掉了。不服？奏销案里已经干进去一万三千位江南士绅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隐性因素是江南士大夫在朝里影响力巨大，若有谁敢于清田追欠，那也自然有的是办法让其滚蛋。嘉靖二十七年，户部派督逋使去江南清查，礼部尚书松江人徐阶内外疏通，联络周旋，户部的人跑了一年，“完解甚寡”，毫无成果。嘉靖末年有个苏松巡按叫周如斗，“为博流俗之誉”，申请免除苏松积欠，当地士绅欢欣鼓舞，为建生祠。不料官声上来后升官成了苏松巡抚，有收缴赋税之责，于是只得按律征派，果然士民大怒，一边毁掉生祠，一边联络朝里的言官弹劾。隆庆三年海瑞就任应天巡抚，力摧豪强，不到半年就被撵走。万历二十年刘应麒抚吴，“以递年书册清查，刻日严追完纳”，于是干了不到七个月就被弹劾回家。有这些前例在，苏松官僚追不回欠赋，难道不是理所当然？！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张居正反倒不如海瑞。张居正用考成法苦心经营，看来也只是治标而已，人亡政息，便无效果；海瑞单刀直入，强逼退田，正是着着打在老大帝国的痛处，治本之策，无过于是。而且隆万之际，海瑞本身就是士人偶像，代表着政治正确，助他执掌苏松做周忱第二清理江南，是几百年来的最好时机。这个机会把握不住，高张二相也不过如此！

第二是地方政府的虚报挪用。万历中后期的户部尚书赵世卿有直观描述，不用我多说了

更搞笑的是，嘉道时代的清朝，就算是积欠严重，也不能认真清查。因为官吏腐败，越查越烂，下边的官儿都想快点儿把几十年的亏空补上，根本不去想均贫富的办法，只是逮着穷人狠薅。征敛越急自然就越容易爆炸。道光二十七年清朝发现自己七年来少收了三千多万两白银，等于说每年少收额定财赋的七分之一，于是道光二十九年开始全国核查追缴，官僚们为了弥补亏空 剥民无度，社会矛盾激化，全国闹抗粮，最终结果就是道光三十年拜上帝会急剧膨胀，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自咸丰军兴以后，清朝先后有了厘金关税的收入，江南正供的积欠反而不再是困难了，困扰明清两朝五百年的核心财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